新而獨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已死，中華民國萬歲！

新而獨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已死，中華民國萬歲！ 正值英國外交發展大臣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出訪中國之際，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八月三十日發布了〈傾斜視野：綜合審查與印太地區」（Tilting horizons: the integrated Review and the Indo-Pacific〉報告書，提及「台灣國際地位」，標題「事實上的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下，指稱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Taiwan i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country）。執政黨的保守黨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Alicia Kearns）向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證實，這是委員會首次採用此一措詞。 「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名稱是中華民國（ROC）。台灣具備所有的國家資格，包括常住人口、明確的領土、政府和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只缺乏更廣泛的國際承認。」 英國國會的這個宣示宛如石破天驚，說突兀也不盡然；二〇二一年三月，英國已思考並闡述了其向亞太地區「傾斜」 的戰略，這是數十年來英國在安全、國防和外交政策的大突破。所以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放在此脈絡中也不是無跡可循。但還有另一番嚴肅的歷史性意義。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是歐洲第一個率先承認中共的國家 ，現在又宣布中華民國的存在；像不像法、英宮廷上新君登基的那個傳統宣言 ：「國王已死，國王萬歲！」更具戲劇性的是，英國早就賜死中華民國，「蔣介石已死，毛澤東萬歲」，七十七年後，又把中華民國從地獄中挖將出來賦予新生命，表達「中華民國已死，中華民國萬歲！」的新意；把中華民國送上斷頭台，又在國會接生中華民國 ，歷史的弔詭莫過於此。 英國本是最講究實際利益的，英國政治名言顯示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中華民國死而復生，又有什麼奇怪。英國的國會向有無所不能的美譽，「除了不能使男人變成女人、女人變成男人外，什麼都可以做。」這裡又有新的見證。比較奇怪的是，英國國會與內閣一體，柯恩詩說：「我們認知中國的立場，但我們並不接受。外交大臣必須堅定、公開地站在台灣這邊，並明確表示我們將維護台灣的自決權。」並表示：「克萊弗利在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楚表態。」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白宮撇清說，那是國會自主，白宮無法干涉云云，嘛ㄟ通。內閣制的英國則不然。執政黨的外交委員會作此宣示，不啻柔性政變，內閣勢必要做出正確的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繼續指出，「台灣人民不願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根據廣泛民意調查，多數台灣民眾不希望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近年來支持立即和最終統一的人數持續下降。雖然維持現狀仍然是最受歡迎的選項，但支持獨立的人卻越來越多。」對英國而言，其實這些都是外緣因素，核心議題是報告書指出的，台灣具備了所有國家的資格，包括常住人口、明確的領土、政府和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等，換句話說，英國承認的中華民國，迥非五〇年的蔣介石治下的那個中華民國，是新而獨立的國家，因為人口、領土、政府與能力都是新生事物，與「蔣記」的中華民國杳不相涉。 台灣是現實存在，是不是讓全球各國非正視不可？是不是印證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名言：「凡存在的必合理」？黑格爾的這句話必須透過恩格斯的解釋才更清楚，他在《費爾巴哈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表示，黑格爾的原意是：「存在的特性僅僅屬於同時是必然的，如果在其展開的進過程中，不能證明為同時是必然的，那就是不合理的。」台灣存在的合理性，正在於展開的過程中不斷證明其為必然的。 英國國會報告還敦促倫敦發展 「威懾外交」，增強與盟國的抗衡能力和以防禦為導向的政策，來應對中國的威脅和保護 「台灣人民的自決」。這是肯定台灣的努力成果與方向，也將是全球化的趨勢。 對中國而言，只剩悲、悲、悲而已。一貫的「反台獨」口號已無用武之地，連「反對兩個中國」也難以招架了，因為此中華民國已非彼中華民國，是新而獨立的一個國家。習大大頭大了。 對國民黨來說，有悲有喜。悲的是，一天到晚吶喊「捍衛中華民國」成了無的放矢的笑柄，所謂「九二共識」的謊言，不攻自破了，拿著中華民國當幌子的勾當，勢必終結。喜的是什麼？過去馬英九們為了對抗「台獨」創造「獨台」，實現了，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也幸而不幸一語成讖。 對民進黨來說，襲取國民黨的黨國之名，終於告成，蔡英文賡續李登輝路線的「中華民國台灣」修成正果，賴清德被對手揪住的「台獨工作者」小辮子，同時解圍；當然喜不自勝。可悲的是，民進黨創黨的誓言：「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被反諷的取代。德國詩人海湼（Heinrich Heine）說，不能在牆上畫鬼，會招來鬼。信然。（有關恩格思的解釋，承沈清楷兄費神找出原文，對照之下酌改。謹致謝忱。若有錯誤，筆者自一力承擔。）


對中國哲學：殷海光在兩種「典範」間的選擇

對中國哲學：殷海光在兩種「典範」間的選擇 金恒煒/文 今年紀念殷海光先生具有特殊意義：是他逝世五十年祭；依官方記載，今年又是他百年冥誕；可以說是「雙紀念年」。 　　殷海光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逝台大醫院，他的去世有年月可稽，殆無疑義。至於他的誕辰，幾乎沒有二說，所有的版本包括南港的墓碑紀年，一律定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事實不然。殷海光出生於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他同父母的嫡親大弟殷順生是一九一七年出生的；這是與殷家有四代交誼的李文熹的更正。原名福生的殷海光今年應是一百零三歲，享年也應是五十三。 　 殷海光沒有日記遺世，一生有很多空白與空隙，有的則屬歷史一環；殷海光與啟蒙業師金岳霖的關係，非常值得探索。金岳霖在殷海光心目中享有獨一無二永恒地位，是影響殷海光一生最重要的一人，別具意義。 殷海光鮮少寫人物文章，區區兩篇：一篇是〈憶金岳霖先生〉；另一篇〈我憶孟真先生：自由巨星之殞落〉，是傅校長猝死後的悼亡之作，發表在《自由中國》上，多少有應景況味。這兩文，一是「生離」、一是「死別」，都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含義。 馮友蘭的著作是金岳霖思想的翻譯 　　殷海光〈憶金岳霖先生〉，開篇即表示：「在中國學術界，很多人知道馮友蘭，而很少人知道金岳霖先生。」這話不錯。金岳霖知名度遠不及馮友蘭，不只五○年代前如此，今天可能更甚，尤其在台灣。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在勞思光同名著作未出版前，在台灣可說是獨佔鰲頭的唯一版本，是文史哲等學門不可或缺的参考書。戒嚴時期所有「附匪或陷匪份子」著作全列台灣省政府及警總《查禁圖書目錄》中，馮友蘭的的哲學史和《貞元六書》當然是禁書，弔詭的是，馮友蘭所有著作不知有多少地下盜印本流通。我手上那本馮著《中國哲學史》是香港文蘭公司印行的，或許也是台灣盜版。一九七六年牧童出版社印行《中國思想論集》收有馮友蘭文，作者易名為「馮君」，也有收馮著逕用他的字「芝生」發行，可見避諱仍在。馮友蘭「暴享大名」，全拜他的哲學史之賜。 　　至於金岳霖，他在回憶錄中表明「只寫了三本書」：最糟的是《邏輯》，「我的學生殷福生曾給他做了更正」，最滿意的是形上學的書《論道》，最費心力的《知識論》；殺青後給馮友蘭看，馮看了兩個月，說看不懂，因為「技術性高的哲學專業著作，看得懂的人很少」。一九四九年前中國的文史哲著作率多在台灣易名改姓出版；中國反而因政治問題而絕版。金岳霖卻沒有一本書在台灣有過翻印本，因為「看得懂的人很少」，市場鐵定小小小，甚至可能沒人看、沒人買。如果不是殷海光着力揚揄，台灣不可能知道這號人物。 　　但是，金岳霖絕非泛泛之輩，易社強（John lsrael）在所著《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清華哲人中，最著名的要算金岳霖。」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回憶錄中，回溯他與「老金」的親密，連帶提及他的兩大弟子──王浩與殷海光，好像沒有提到馮友蘭。一九四七年五月，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人文組中的哲學門，胡適試擬的人選三人，金岳霖入榜但居末，沒有馮友蘭。後來出爐的名單，人文組共二十八名，金、馮皆膺選。 　　殷海光憶金岳霖文章，開首點出馮友蘭，目的在彰顯金岳霖的學術重鎮地位：「沒有金岳霖先生，絕也沒有馮友蘭好的方面」，後文再次加強並清楚表意：「馮友蘭的某些較佳著作，則是金先生底思想之本土語言的翻譯。」說馮著是金思想的譯本，話很重。徐復觀請倫敦大學的劉殿爵看文章初稿，說是想以劉的心細，補自己膽大的疏忽，「這是在學問上揩他的油」。「翻譯」絕不能與「揩學問之油」比肩類比。 　　殷海光的論列，不是孤證，錢穆在《師友雜憶》中也有一段可佐證的記載： 余常聞人言，芝生治西方哲學，一依其清華同事金岳霖所言。其論中國哲學，亦以岳霖意見為主⋯⋯。惟在南嶽金岳霖亦曾聽余作有關宋明理學之講演，而屢來余室。則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學》一稿，乞余批評，或亦出岳霖之意。 南嶽即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錢穆所謂「一依其清華同事金岳霖所言 」，指的應是先前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新理學》是在西南聯大才成書。 可見錢穆不止「如是我聞」而已，還提出有親身經歷。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專家賀麟在他的《當代中國哲學》中也有一段分疏：「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與金先生的論道在基本概念是相同的。」即使馮友蘭在回憶錄《三松堂自序》中也有着墨： 當我在南獄寫《新理學》時，金岳霖也在寫他的一部哲學著作，（按，即《論道》）我們兩個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響。他對我的影響在邏輯分析方面；我對他的影響，如果有的話，可能在於「發思古之幽情」方面，⋯⋯我受他的影響很大，他受我的影響則很小。 馮友蘭這裡專指《新理學》著作，即使不能證成《中國哲學史》是「依其清華同事金岳霖所言」或是「金岳霖思想的翻譯」，至少承認金對他的影響很大。 金岳霖、馮友蘭聯手推倒胡適哲學史 　　這裡又開展了一個有趣的公案。金岳霖既與馮友蘭哲學史著作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適不適合擔任此書的「審查報告」人？ 　　馮著《中國哲學史》〔上冊〕出版時，清大擬納入「清華大學叢書」，委請兩位專家審查；兩篇「報告」後來都附在書末。〈審查報告一〉出自陳寅恪：「寅恪承命審查馮君之書」；〈審查報告二〉則審查人付之闕如。同一書上所附審查報告，要嘛都有署名，要嘛都不署名，兩篇附錄體例竟然不一，到底透有什麼不尋常的玄機？ 　　解鈴還需繫鈴人；謎底在馮友蘭回憶錄《三松堂自序》中揭露，原來第二位匿名審查人是金岳霖。那麼問題來了，金岳霖為何不要／不敢署名？與陳寅恪同時擔任審查人，金岳霖獨獨秘而不宣？難道是因為與馮友蘭有特殊學術關係怕貽人話柄而避嫌？或許，但可能還有更重要的動因。這裡先說結論，下文再提出論證：金岳霖審查報告着力要做到的是，打倒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推出馮友蘭新的哲學史以取代。余英時認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建立「史學革命」的「典範」（paradigm），金岳霖的報告要傳達的是「國王已死、國王萬歲」的學術宣言，宣告胡適中國哲學史壽終正寢，馮友蘭哲學史堂堂上陣；馮、金聯手從事的毋寧是新「典範轉移」的工程。金岳霖隱身於「匿名」之後，更重要的考慮在胡適的「學霸」（見江勇振《胡適傳》〔第二部〕）地位；挑戰胡適、推倒胡適是「大事體」，非慎微不可。 金岳霖的匿名之作，劍尖直指胡適，且有一刀斃命之勢，請看下面這段：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在工商實業那麼發達的美國，競爭是生活的常態，多數人民不免以動作為生命，以變遷為進步，以一件事情的完了為成功，而思想與汽車一樣也就後來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見，所以注意效果，既注意效果，則經他眼光看來，樂土安命的人難免變成一種達觀的廢物。對於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讓他們保存古色古香，他總覺得不行，一定要把他們安插到近代學說裡面，他才覺得舒服。 此地有兩點可說，第一是金岳霖流露的「發思古之幽情」，是不是證明馮對他的影響？第二點更重要，也虧馮友蘭揭密。馮在回憶錄中表白，金的審查報告「美國人」三字，原作「美國商人」，「發表時，我徵得金先生同意，刪去『商』字」。用「美國人」已經很重，用「美國商人」就更情見乎辭了。指稱胡適是研究思想的美國商人，形同指控胡是思想「買辦」，不只是指摘胡將中國「樂命安土的靜態」放入「西方工業思想框架」，而且直指胡適販賣美國思想進行思想走私；一副罵架態勢，跡近詆毀。 不滿胡適的哲學史， 馮、金一定有共識。我們能合理推測金岳霖出任審查報告人，極可能出自馮友蘭推薦，至少至少馮一定知情。馮友蘭把哲學史上半部當成〔上冊〕先行出版；要附兩「審查報告」。問題是，既然是「匿名」，馮友蘭如何知道作者是金岳霖？可見金、馮合力以倒胡。 再看金岳霖如毫不客氣直攻胡適的學術罩門： 同時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所以在他兼論中西學說的時候不免牽強附會。 金岳霖不啻公開宣判胡適缺乏作哲學史的基本功，他的哲學史可以下架了，馮著理當取得替代的位置。與陳寅恪的審查報告相比，兩人不同，陳寅恪的審查報告體現了他的學術智慧，間或有批評胡適的地方，沒有指名也沒道姓，很難對號入座。金岳霖已到刀光劍影程度，直指胡適，見血見肉。 馮友蘭絕對有「彼可取而代之」這樣的雄心壯志。一九四七年馮友蘭在美國紐約與何炳棣見面，談到胡適，馮友蘭說：「過了一九二七，他也就沒有影響啦。」為什麼定在一九二七年？那一年馮友蘭正式在燕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而且進路一開始就與胡適打對台：「我講中國哲學史，就不像胡適那樣，從老子講起，而是從孔子講起。」馮友蘭講哲學史就是準備替胡適哲學史謝幕。 金岳霖批評胡適「不懂哲學」，在他晚年回憶錄最後一篇即以〈我不大懂胡適〉為題： 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 不大懂他。⋯⋯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在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 事忘了。我們談到 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須的或必然的 事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 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後。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 不懂抽象的東西。 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哲學中本來是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我回想起來，胡適是有人生觀，可是，沒有什麼世界觀的。看來對於宇宙、時空、無極、太極⋯⋯這樣一些問題，他根本不去想；看來，他頭腦裡也沒有本體論和認識論或知識論方面的問題。他的哲學僅僅是人生哲學。對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 金岳霖所說「對〔胡適〕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指的就是他給馮友蘭寫的〈審查報告〉。 哲學史兩個「典範」：殷海光選擇金岳霖 金岳霖對胡適的哲學評價，有沒有影響殷海光？殷海光西南聯大的同學何兆武不喜歡殷海光，「有個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叫殷福生，哲學系的，當年是大右派，整天罵共產黨，⋯⋯我們都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 又說殷海光是個很怪的人，「記得有一次他罵胡適，說：「『胡適這個人一點哲學也不懂！』當時我想，這個人怎麼如此之狂妄，年紀輕輕纪的連學界的泰斗、文學院院長胡適也敢罵，簡直是目空一切。」殷海光晚年給黃展驥的信說自己「大學二年級開始胡適逐漸被丟在我腦後。」倒可以得到一證。在胡適與馮友蘭的哲學史之兩個「典範」間，與其說殷海光選擇馮友蘭，毋寧說選擇金岳霖。馮走「宋學」、胡走「漢學」，殷海光走的是西方哲學，他在聯大追隨金岳霖和沈有鼎；沈是數理邏輯專家，殷海光還跟他讀維根斯坦及胡賽爾。至於西南聯大的其他哲學系同學頗有欣賞他的。我手上有一束在法國任教的熊秉明與他西南聯大哲學系同班同學顧壽觀的書信。他們一九四九年在巴黎道別，顧壽觀回中國。一九七八年兩人才恢復通信，一九八六年三月的信上，顧壽觀附筆談到殷海光：「殷福生其實有一個好處，他，悍而豁達！我不如他。我幾乎從未與你談過他，雖然你和我提起過。常常也是很想念他的。」 終殷海光一生，感念乃師金岳霖可說沒有一日或忘，不僅與學生林毓生、盧鴻材、陳平景等，也與朋輩韋政通等談及他的感恩。晚年在力作《中國文化的展望》序中，也帶上一筆，甚至囑附陳平景有機會見到金岳霖，代他奉贈一本。殷海光對金岳霖的孺慕之情，在中國學者岳南筆下出現了神話般的故事。岳南有兩段敘述，都很有趣：一個是紀錄殷海光病重之後，接受電視台訪問，表示他一生中沒有什麼未了心願，「唯一遺憾的是沒能再見一下我的恩師金岳霖先生」。這當然是掰的。戒嚴時期殷海光連公開演講都被禁止，不要說電視台專訪，平面媒體也不敢，何況照顧、陪伴他到死的殷門子弟們，無一人有此說；另一個是兩岸民間交流解凍後，華視記者到北京專訪「老金」，問是否記得改名為殷海光的殷福生？金說：「不記得」；北大哲學教授湯一介聞訊相詢，金答「記得」：「殷海光在海內外有一點名聲，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筆者向華視莊豐嘉總經理求證，莊總告知，華視過去屬軍方，怎敢！他並代勞仔細翻查新聞部檔案，確定無有。至於湯、金之問答，岳南既是中國作家自可就近求證不難，屬實與否，不知。 由紀念殷海光勾起的歷史往事，或可補殷海光傳記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