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而獨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已死，中華民國萬歲！

新而獨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已死，中華民國萬歲！ 正值英國外交發展大臣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出訪中國之際，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八月三十日發布了〈傾斜視野：綜合審查與印太地區」（Tilting horizons: the integrated Review and the Indo-Pacific〉報告書，提及「台灣國際地位」，標題「事實上的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下，指稱台灣已經是「獨立的國家」（Taiwan is already an independent country）。執政黨的保守黨外交委員會主席柯恩詩（Alicia Kearns）向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證實，這是委員會首次採用此一措詞。 「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名稱是中華民國（ROC）。台灣具備所有的國家資格，包括常住人口、明確的領土、政府和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只缺乏更廣泛的國際承認。」 英國國會的這個宣示宛如石破天驚，說突兀也不盡然；二〇二一年三月，英國已思考並闡述了其向亞太地區「傾斜」 的戰略，這是數十年來英國在安全、國防和外交政策的大突破。所以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放在此脈絡中也不是無跡可循。但還有另一番嚴肅的歷史性意義。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是歐洲第一個率先承認中共的國家 ，現在又宣布中華民國的存在；像不像法、英宮廷上新君登基的那個傳統宣言 ：「國王已死，國王萬歲！」更具戲劇性的是，英國早就賜死中華民國，「蔣介石已死，毛澤東萬歲」，七十七年後，又把中華民國從地獄中挖將出來賦予新生命，表達「中華民國已死，中華民國萬歲！」的新意；把中華民國送上斷頭台，又在國會接生中華民國 ，歷史的弔詭莫過於此。 英國本是最講究實際利益的，英國政治名言顯示大英帝國「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中華民國死而復生，又有什麼奇怪。英國的國會向有無所不能的美譽，「除了不能使男人變成女人、女人變成男人外，什麼都可以做。」這裡又有新的見證。比較奇怪的是，英國國會與內閣一體，柯恩詩說：「我們認知中國的立場，但我們並不接受。外交大臣必須堅定、公開地站在台灣這邊，並明確表示我們將維護台灣的自決權。」並表示：「克萊弗利在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楚表態。」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白宮撇清說，那是國會自主，白宮無法干涉云云，嘛ㄟ通。內閣制的英國則不然。執政黨的外交委員會作此宣示，不啻柔性政變，內閣勢必要做出正確的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繼續指出，「台灣人民不願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根據廣泛民意調查，多數台灣民眾不希望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近年來支持立即和最終統一的人數持續下降。雖然維持現狀仍然是最受歡迎的選項，但支持獨立的人卻越來越多。」對英國而言，其實這些都是外緣因素，核心議題是報告書指出的，台灣具備了所有國家的資格，包括常住人口、明確的領土、政府和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等，換句話說，英國承認的中華民國，迥非五〇年的蔣介石治下的那個中華民國，是新而獨立的國家，因為人口、領土、政府與能力都是新生事物，與「蔣記」的中華民國杳不相涉。 台灣是現實存在，是不是讓全球各國非正視不可？是不是印證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的名言：「凡存在的必合理」？黑格爾的這句話必須透過恩格斯的解釋才更清楚，他在《費爾巴哈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表示，黑格爾的原意是：「存在的特性僅僅屬於同時是必然的，如果在其展開的進過程中，不能證明為同時是必然的，那就是不合理的。」台灣存在的合理性，正在於展開的過程中不斷證明其為必然的。 英國國會報告還敦促倫敦發展 「威懾外交」，增強與盟國的抗衡能力和以防禦為導向的政策，來應對中國的威脅和保護 「台灣人民的自決」。這是肯定台灣的努力成果與方向，也將是全球化的趨勢。 對中國而言，只剩悲、悲、悲而已。一貫的「反台獨」口號已無用武之地，連「反對兩個中國」也難以招架了，因為此中華民國已非彼中華民國，是新而獨立的一個國家。習大大頭大了。 對國民黨來說，有悲有喜。悲的是，一天到晚吶喊「捍衛中華民國」成了無的放矢的笑柄，所謂「九二共識」的謊言，不攻自破了，拿著中華民國當幌子的勾當，勢必終結。喜的是什麼？過去馬英九們為了對抗「台獨」創造「獨台」，實現了，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也幸而不幸一語成讖。 對民進黨來說，襲取國民黨的黨國之名，終於告成，蔡英文賡續李登輝路線的「中華民國台灣」修成正果，賴清德被對手揪住的「台獨工作者」小辮子，同時解圍；當然喜不自勝。可悲的是，民進黨創黨的誓言：「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被反諷的取代。德國詩人海湼（Heinrich Heine）說，不能在牆上畫鬼，會招來鬼。信然。（有關恩格思的解釋，承沈清楷兄費神找出原文，對照之下酌改。謹致謝忱。若有錯誤，筆者自一力承擔。）


對中國哲學：殷海光在兩種「典範」間的選擇

對中國哲學：殷海光在兩種「典範」間的選擇 金恒煒/文 今年紀念殷海光先生具有特殊意義：是他逝世五十年祭；依官方記載，今年又是他百年冥誕；可以說是「雙紀念年」。 　　殷海光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逝台大醫院，他的去世有年月可稽，殆無疑義。至於他的誕辰，幾乎沒有二說，所有的版本包括南港的墓碑紀年，一律定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事實不然。殷海光出生於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五日，他同父母的嫡親大弟殷順生是一九一七年出生的；這是與殷家有四代交誼的李文熹的更正。原名福生的殷海光今年應是一百零三歲，享年也應是五十三。 　 殷海光沒有日記遺世，一生有很多空白與空隙，有的則屬歷史一環；殷海光與啟蒙業師金岳霖的關係，非常值得探索。金岳霖在殷海光心目中享有獨一無二永恒地位，是影響殷海光一生最重要的一人，別具意義。 殷海光鮮少寫人物文章，區區兩篇：一篇是〈憶金岳霖先生〉；另一篇〈我憶孟真先生：自由巨星之殞落〉，是傅校長猝死後的悼亡之作，發表在《自由中國》上，多少有應景況味。這兩文，一是「生離」、一是「死別」，都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含義。 馮友蘭的著作是金岳霖思想的翻譯 　　殷海光〈憶金岳霖先生〉，開篇即表示：「在中國學術界，很多人知道馮友蘭，而很少人知道金岳霖先生。」這話不錯。金岳霖知名度遠不及馮友蘭，不只五○年代前如此，今天可能更甚，尤其在台灣。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在勞思光同名著作未出版前，在台灣可說是獨佔鰲頭的唯一版本，是文史哲等學門不可或缺的参考書。戒嚴時期所有「附匪或陷匪份子」著作全列台灣省政府及警總《查禁圖書目錄》中，馮友蘭的的哲學史和《貞元六書》當然是禁書，弔詭的是，馮友蘭所有著作不知有多少地下盜印本流通。我手上那本馮著《中國哲學史》是香港文蘭公司印行的，或許也是台灣盜版。一九七六年牧童出版社印行《中國思想論集》收有馮友蘭文，作者易名為「馮君」，也有收馮著逕用他的字「芝生」發行，可見避諱仍在。馮友蘭「暴享大名」，全拜他的哲學史之賜。 　　至於金岳霖，他在回憶錄中表明「只寫了三本書」：最糟的是《邏輯》，「我的學生殷福生曾給他做了更正」，最滿意的是形上學的書《論道》，最費心力的《知識論》；殺青後給馮友蘭看，馮看了兩個月，說看不懂，因為「技術性高的哲學專業著作，看得懂的人很少」。一九四九年前中國的文史哲著作率多在台灣易名改姓出版；中國反而因政治問題而絕版。金岳霖卻沒有一本書在台灣有過翻印本，因為「看得懂的人很少」，市場鐵定小小小，甚至可能沒人看、沒人買。如果不是殷海光着力揚揄，台灣不可能知道這號人物。 　　但是，金岳霖絕非泛泛之輩，易社強（John lsrael）在所著《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清華哲人中，最著名的要算金岳霖。」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回憶錄中，回溯他與「老金」的親密，連帶提及他的兩大弟子──王浩與殷海光，好像沒有提到馮友蘭。一九四七年五月，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人文組中的哲學門，胡適試擬的人選三人，金岳霖入榜但居末，沒有馮友蘭。後來出爐的名單，人文組共二十八名，金、馮皆膺選。 　　殷海光憶金岳霖文章，開首點出馮友蘭，目的在彰顯金岳霖的學術重鎮地位：「沒有金岳霖先生，絕也沒有馮友蘭好的方面」，後文再次加強並清楚表意：「馮友蘭的某些較佳著作，則是金先生底思想之本土語言的翻譯。」說馮著是金思想的譯本，話很重。徐復觀請倫敦大學的劉殿爵看文章初稿，說是想以劉的心細，補自己膽大的疏忽，「這是在學問上揩他的油」。「翻譯」絕不能與「揩學問之油」比肩類比。 　　殷海光的論列，不是孤證，錢穆在《師友雜憶》中也有一段可佐證的記載： 余常聞人言，芝生治西方哲學，一依其清華同事金岳霖所言。其論中國哲學，亦以岳霖意見為主⋯⋯。惟在南嶽金岳霖亦曾聽余作有關宋明理學之講演，而屢來余室。則芝生之出示其《新理學》一稿，乞余批評，或亦出岳霖之意。 南嶽即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錢穆所謂「一依其清華同事金岳霖所言 」，指的應是先前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新理學》是在西南聯大才成書。 可見錢穆不止「如是我聞」而已，還提出有親身經歷。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專家賀麟在他的《當代中國哲學》中也有一段分疏：「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與金先生的論道在基本概念是相同的。」即使馮友蘭在回憶錄《三松堂自序》中也有着墨： 當我在南獄寫《新理學》時，金岳霖也在寫他的一部哲學著作，（按，即《論道》）我們兩個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響。他對我的影響在邏輯分析方面；我對他的影響，如果有的話，可能在於「發思古之幽情」方面，⋯⋯我受他的影響很大，他受我的影響則很小。 馮友蘭這裡專指《新理學》著作，即使不能證成《中國哲學史》是「依其清華同事金岳霖所言」或是「金岳霖思想的翻譯」，至少承認金對他的影響很大。 金岳霖、馮友蘭聯手推倒胡適哲學史 　　這裡又開展了一個有趣的公案。金岳霖既與馮友蘭哲學史著作有那麼密切的關係，適不適合擔任此書的「審查報告」人？ 　　馮著《中國哲學史》〔上冊〕出版時，清大擬納入「清華大學叢書」，委請兩位專家審查；兩篇「報告」後來都附在書末。〈審查報告一〉出自陳寅恪：「寅恪承命審查馮君之書」；〈審查報告二〉則審查人付之闕如。同一書上所附審查報告，要嘛都有署名，要嘛都不署名，兩篇附錄體例竟然不一，到底透有什麼不尋常的玄機？ 　　解鈴還需繫鈴人；謎底在馮友蘭回憶錄《三松堂自序》中揭露，原來第二位匿名審查人是金岳霖。那麼問題來了，金岳霖為何不要／不敢署名？與陳寅恪同時擔任審查人，金岳霖獨獨秘而不宣？難道是因為與馮友蘭有特殊學術關係怕貽人話柄而避嫌？或許，但可能還有更重要的動因。這裡先說結論，下文再提出論證：金岳霖審查報告着力要做到的是，打倒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推出馮友蘭新的哲學史以取代。余英時認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建立「史學革命」的「典範」（paradigm），金岳霖的報告要傳達的是「國王已死、國王萬歲」的學術宣言，宣告胡適中國哲學史壽終正寢，馮友蘭哲學史堂堂上陣；馮、金聯手從事的毋寧是新「典範轉移」的工程。金岳霖隱身於「匿名」之後，更重要的考慮在胡適的「學霸」（見江勇振《胡適傳》〔第二部〕）地位；挑戰胡適、推倒胡適是「大事體」，非慎微不可。 金岳霖的匿名之作，劍尖直指胡適，且有一刀斃命之勢，請看下面這段： 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在工商實業那麼發達的美國，競爭是生活的常態，多數人民不免以動作為生命，以變遷為進步，以一件事情的完了為成功，而思想與汽車一樣也就後來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見，所以注意效果，既注意效果，則經他眼光看來，樂土安命的人難免變成一種達觀的廢物。對於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讓他們保存古色古香，他總覺得不行，一定要把他們安插到近代學說裡面，他才覺得舒服。 此地有兩點可說，第一是金岳霖流露的「發思古之幽情」，是不是證明馮對他的影響？第二點更重要，也虧馮友蘭揭密。馮在回憶錄中表白，金的審查報告「美國人」三字，原作「美國商人」，「發表時，我徵得金先生同意，刪去『商』字」。用「美國人」已經很重，用「美國商人」就更情見乎辭了。指稱胡適是研究思想的美國商人，形同指控胡是思想「買辦」，不只是指摘胡將中國「樂命安土的靜態」放入「西方工業思想框架」，而且直指胡適販賣美國思想進行思想走私；一副罵架態勢，跡近詆毀。 不滿胡適的哲學史， 馮、金一定有共識。我們能合理推測金岳霖出任審查報告人，極可能出自馮友蘭推薦，至少至少馮一定知情。馮友蘭把哲學史上半部當成〔上冊〕先行出版；要附兩「審查報告」。問題是，既然是「匿名」，馮友蘭如何知道作者是金岳霖？可見金、馮合力以倒胡。 再看金岳霖如毫不客氣直攻胡適的學術罩門： 同時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所以在他兼論中西學說的時候不免牽強附會。 金岳霖不啻公開宣判胡適缺乏作哲學史的基本功，他的哲學史可以下架了，馮著理當取得替代的位置。與陳寅恪的審查報告相比，兩人不同，陳寅恪的審查報告體現了他的學術智慧，間或有批評胡適的地方，沒有指名也沒道姓，很難對號入座。金岳霖已到刀光劍影程度，直指胡適，見血見肉。 馮友蘭絕對有「彼可取而代之」這樣的雄心壯志。一九四七年馮友蘭在美國紐約與何炳棣見面，談到胡適，馮友蘭說：「過了一九二七，他也就沒有影響啦。」為什麼定在一九二七年？那一年馮友蘭正式在燕京大學講中國哲學史，而且進路一開始就與胡適打對台：「我講中國哲學史，就不像胡適那樣，從老子講起，而是從孔子講起。」馮友蘭講哲學史就是準備替胡適哲學史謝幕。 金岳霖批評胡適「不懂哲學」，在他晚年回憶錄最後一篇即以〈我不大懂胡適〉為題： 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 不大懂他。⋯⋯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在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 事忘了。我們談到 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須的或必然的 事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 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後。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 不懂抽象的東西。 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哲學中本來是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我回想起來，胡適是有人生觀，可是，沒有什麼世界觀的。看來對於宇宙、時空、無極、太極⋯⋯這樣一些問題，他根本不去想；看來，他頭腦裡也沒有本體論和認識論或知識論方面的問題。他的哲學僅僅是人生哲學。對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 金岳霖所說「對〔胡適〕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指的就是他給馮友蘭寫的〈審查報告〉。 哲學史兩個「典範」：殷海光選擇金岳霖 金岳霖對胡適的哲學評價，有沒有影響殷海光？殷海光西南聯大的同學何兆武不喜歡殷海光，「有個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叫殷福生，哲學系的，當年是大右派，整天罵共產黨，⋯⋯我們都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 又說殷海光是個很怪的人，「記得有一次他罵胡適，說：「『胡適這個人一點哲學也不懂！』當時我想，這個人怎麼如此之狂妄，年紀輕輕纪的連學界的泰斗、文學院院長胡適也敢罵，簡直是目空一切。」殷海光晚年給黃展驥的信說自己「大學二年級開始胡適逐漸被丟在我腦後。」倒可以得到一證。在胡適與馮友蘭的哲學史之兩個「典範」間，與其說殷海光選擇馮友蘭，毋寧說選擇金岳霖。馮走「宋學」、胡走「漢學」，殷海光走的是西方哲學，他在聯大追隨金岳霖和沈有鼎；沈是數理邏輯專家，殷海光還跟他讀維根斯坦及胡賽爾。至於西南聯大的其他哲學系同學頗有欣賞他的。我手上有一束在法國任教的熊秉明與他西南聯大哲學系同班同學顧壽觀的書信。他們一九四九年在巴黎道別，顧壽觀回中國。一九七八年兩人才恢復通信，一九八六年三月的信上，顧壽觀附筆談到殷海光：「殷福生其實有一個好處，他，悍而豁達！我不如他。我幾乎從未與你談過他，雖然你和我提起過。常常也是很想念他的。」 終殷海光一生，感念乃師金岳霖可說沒有一日或忘，不僅與學生林毓生、盧鴻材、陳平景等，也與朋輩韋政通等談及他的感恩。晚年在力作《中國文化的展望》序中，也帶上一筆，甚至囑附陳平景有機會見到金岳霖，代他奉贈一本。殷海光對金岳霖的孺慕之情，在中國學者岳南筆下出現了神話般的故事。岳南有兩段敘述，都很有趣：一個是紀錄殷海光病重之後，接受電視台訪問，表示他一生中沒有什麼未了心願，「唯一遺憾的是沒能再見一下我的恩師金岳霖先生」。這當然是掰的。戒嚴時期殷海光連公開演講都被禁止，不要說電視台專訪，平面媒體也不敢，何況照顧、陪伴他到死的殷門子弟們，無一人有此說；另一個是兩岸民間交流解凍後，華視記者到北京專訪「老金」，問是否記得改名為殷海光的殷福生？金說：「不記得」；北大哲學教授湯一介聞訊相詢，金答「記得」：「殷海光在海內外有一點名聲，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筆者向華視莊豐嘉總經理求證，莊總告知，華視過去屬軍方，怎敢！他並代勞仔細翻查新聞部檔案，確定無有。至於湯、金之問答，岳南既是中國作家自可就近求證不難，屬實與否，不知。 由紀念殷海光勾起的歷史往事，或可補殷海光傳記的不足。

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上） BY 金恒煒2023-07-12 金恒煒：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圖／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台灣民主化的「一般條件」 托爾斯泰在《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以挪用在民主上：成功的民主國家各有個的經歷，非民主的國家的統治都相似的。台灣能夠走上民主，族群的力量則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殊相」。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提出幾項一般條件： （一）民主思想成為無可置疑的價值觀。1921 年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後劉少奇回顧道：「當時我只知道社會主義是好東西，但是我卻不知道具體而言那是什麼，也不知道說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見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轉引自北村稔，《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的事實》）1920 年社會主義成為焦點，正反意見都有，但民主沒人有非議，不只知道是好東西，更認為是寶筏。 殷海光（1919 ─ 1969） 1949 年之後，在台灣尤其如此；中國五四或後五四的一批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樹起民主主義的旗幟，其中以《自由中國》最重要。儘管蔣政權勵行家天下／黨天下的政策，但也不敢公開指控民主的道德無尚命令，民國末年重要的知識分子雜誌《觀察》（1945-1948）的主編儲安平說：「我们現在争取自由，在國民黨统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题，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有』『無』的問题了。」（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 年 3 月 8 日）。1945 年自由社會主義席捲中國，（見韓戌，《儲安平傳》，牛津大學，2015）1947 年，殷海光與幾位朋友發起〈自由與理智宣言〉，揭示費邊主義，唱和社會民主主義。 當時影響中國思想界最大的是拉斯基（Harold J. Laski）。（見陳慧芬，《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 —— 20 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五南，2016 年），胡適旁邊《新月》一批人許多都是拉斯基學生，胡適受影響，當然。一九四九年三月殷海光寫信給許冠三、申思聰還殷殷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念。（見殷海光，〈中國的前途問題〉，收入《殷海光全集》〔8〕）。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波社會民主主義到了台灣，自由主義是台灣知識階層幾乎一致的信條，即使在蔣政權下雖奄奄一息卻還有火苗，特務頭子王昇可以把自由主義、台獨、共產主義綁在一起，稱為「三合一敵人」，但是他也不敢觸民主的逆鱗，他說過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解決。可見一斑了。 Harold Joseph Laski ( 1893 – 1950) 圖片翻攝：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arold-Joseph-Laski （二）美國的壓力。四九年蔣政權從中國退到台灣一島，美國要保護台灣不受中共併吞，但不願看到蔣介石盤踞台灣，美國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魯斯克計劃是驅逐蔣介石，把台灣政權交給一個他們認為的「鐵三角」：胡適當總統、孫立人掌軍事，吳國楨掌行政。而蔣一度同意，提出的條件是「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到菲律賓。美方計劃的細節在這裡不能多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拙作《面對獨裁》，已出再版本。 韓戰一爆發，中國出兵救了蔣介石，美國答應派第七艦隊防守台灣，不過〈中美防禦條約〉形同是把台灣當成保護國，固然防守中共侵台，但也對蔣所稱「反攻大陸」下禁止令。到 1954 年的〈聯合公報〉把金馬列入防守線。美國對台政策就完全定調。從彼時到此時，基本上沒有改變。 美國縱容蔣政權一黨專政，但處處壓迫蔣政權走向民主。只要看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如何想利用經濟力量迫使中國走向民主，這個手法使用在台灣完全成功。所以有說台灣是美國民主化外交政策的模範生。 魯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 ─1994） 圖片翻攝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n_Rusk （三）經濟的起飛。先看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台幣與美元的匯率，從 1985 年的 40：1，一路攀昇到一九九二年的 24․52：1。1987 年的外匯存底高達 767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從 1985 年到 1990 年，5 年間，台灣股市大漲 20 倍、房地產大漲 10 倍，從而構築了「台灣奇蹟」或「台灣經驗」的佳話。小公司老闆拿著「〇〇七」提箱全球「跑」，重要的是，台灣中小業萌芽，在經濟力上打破了國民黨與大企業間聯手的經濟壟斷，培植了民主萌發的土壤。 其他還有西化、教育等等因素。不必細數。 我要提出最緊要與最關鍵的因子，用邏輯語言說就是必要條件，即台灣人與大陸人/外省人/中國人在人數比上的懸殊。這種 85：15 的懸殊比例的結構，是衝破蔣政權獨裁、專制的利器。試想，黨政軍特及行政、立法包括地方政權操在一人、一黨之下，台灣人民老實說沒有一點抗爭的武器。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更易，靠的是武力、革命，毛澤東說過老子手上沒有八千隻槍，與蔣介石有什麼談判的空間！？ 台灣人一方面深知民主的可貴，另一方面，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知道，只有靠民主、靠選票，從而建構台灣意識、台灣人團結，才能打倒國民黨，所謂「台灣人出頭天」、「四百年來第一戰」是贏得選票的保證，要推倒一黨專政、一人獨裁，也只有靠民主、靠台灣人的同仇敵愾，才能在民主選舉中勝出；有人用「民粹」當負面名詞，作為不滿的標籤使用，反正也嘛通。這一個過程與轉變，下面主要以雷震當主軸來看反對黨運動在台灣推動的過程，從而展現民主如何從想像走向現實。這是歷史性的解讀，在歷史脈絡中才看到原委。 「古典民主理論」v.「另一種民主理論」 這裡先提出一個理論，做為我以下論述的證明。我不是說台灣人追求民主是有這個理論在背後驅動，就像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樣。但是台灣的民主化剛好就是此一民主理論證成的模式。 這個民主理論是 1942 年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創發的「另一種民主理論」，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下述的事實上：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人民經由競爭性的選舉來挑出領袖。熊彼得這一個重要的規範破除了「古典民主理論」的高懸理念而與現實搭不上邊的空泛理論。 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圖／擷取自維基百科 「古典民主理論」也可以用下面定義來表述：民主就是為現實的共同福祗作出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只要比對這兩說，就可以看到兩者的截然不同。古典理論出於十八世紀的哲學，強調的是「共同福祗」，也就是透過人民的「共同意志」（來源）和「公益」（目的）來界定民主。 熊彼得的理論則是就現實論民主：「藉由參選人的激烈競逐獲取人民的選票，贏得政治權力。」古典民主理論賦予民主一種「理想」，熊彼得則把民主拉到「現實」；一種是理性的、烏托邦的和理想主義的，另一種經驗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先解釋一下，下面還會談到。 這裡所說的「古典民主理論」，就是胡適這些自由主義者遵奉十八世紀哲學下的民主理論。其實到二十世紀，種種現實發生的可怕事件以及各類新的思想方法，已衝擊舊有的思想。誠如 T. W, Weldon 所諷刺的說法：政治哲學「很少談論實際政治制度，但論述一些鬼影子似的或抽象的存在，諸如國家、個體、社會、一般意志、共同的善等等。」熊彼得民主理論的複雜性，在這裡不能詳述，可以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看到。這個諍論到 1970 年有了定論，熊彼得贏了，許多重量級的政治、民主理論家都奉為圭臬，如 Robert Alan Dahl 說「沒有競爭性的政黨不是民主國家。」（見氏著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Samuel P. Huntington 更是鼓吹熊彼得理論不遺餘力。 胡適（1891—1962）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五四的時陳獨秀、胡適等推出兩個大菩薩「德先生」與「賽先生」。陳獨秀在《新青年》中表示：「只有認定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考上的一切黑暗。」所以「德先生」是鑲著神聖道德金邊來救古中國老命的菩薩。 既然是救苦救難的菩薩，供起來膜拜也屬事之必然，「民主」旣是高高供起膜拜的菩薩，雖不能致，心嚮往之。民國初年，據張玉法研究，政黨達數以百計；政黨一直不絕如縷，但不能透過民主制度，爭取政權，更不可能進行全民普選的草根活動。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叫做史蹟斑斑。 我的論述只放在 1949 年後的台灣。台灣為什麼會產生民主？尤其有人特別提出都是所謂「華人」社會，台灣為什麼獨獨產生民主，結論是，誰說華人文化蘊育不出民主？以作為中國也會民主化的憑證。中國產生不了民主，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先引實例來證實。1919 年八月，梁啟超朋友時任《國民公報》編輯的藍志先（公武）回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有一段話，這段話是回答胡適「問題與主義」的提問，卻一針見血描繪出中國歷來沒有民主的事實，他說：「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得不合理，沒有拿來成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生活在專制君主橫行下卻不覺得有不合法、不合理、不舒服的地方。身處專制極權卻連合不合理的質疑都沒有，難怪幾千年的專制能夠理所當然的承襲下去。 再看一條資料。1947、1948 年之際，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論紳士〉中說：「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奪爭政權的和平方式。……。政權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在傳統中國祇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卻是少數幸運的流氓，……。」（收入《皇權與紳權〉，「觀察社」，1948 年 12 月初版）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 圖／擷取自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理論上指出問題的是哈佛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他質問說：「為什麼中國儒生千百年來受苦於這個毫無權力限制的結構下，卻從沒有好好思考要挑戰這個舊結構？或提出另一種替代品？」所謂「舊結構」，史華慈用「深層結構」來表示，他認為在社會最頂層有一「神聖的位置」，而且這一個位置的重要性遠超過佔據那個位置的人，皇位比皇帝此人重要，那就是皇位、皇權，也就是如藍先志所說，中國人民用合理眼光接受並毫無反抗的那「神聖的位置」。 史華慈的這篇文章是在一個會議中宣讀的，有人直接挑戰他的理論，史華慈反問說：你能舉出中國有史以來有哪一天行使民主過？事實勝於強辯。中國永遠「天無二日」，從沒有「另一種權力制度」。 近代可能有的一次民主機會，那就是袁世凱依〈臨時約法〉召開國會，國民黨以宋教仁為中心，決心推動議會政治，走向內閣制，取消總統大權獨攬。選舉結果國民黨大勝，拿下參、眾兩院半數席次，由國會多數組閣，宋教仁可以出任國務總理；一旦成真，權力將從總統袁世凱手上轉到國會 。 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中國將取消史華慈所說的「神聖一人」的「位置」。當年會不會因此開出民主？沒有人敢說，但至少看到了一扇民主之窗。宋教仁在國會開議前十天左右在上海搭火車北上，結果被刺身亡。到底誰殺了宋教仁？眾說紛紜，黃興挽宋教仁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黑幫老大，涉嫌兇手，與陳其美關係密切），他說是洪述祖，（國務院秘書；沈雲龍有〈刺殺宋教仁案的要犯洪述祖〉一文）我說確是袁世凱。」 我想起余英時回憶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後有人寫的對聯：「天下是老子打來，誰教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江山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 金恒煒：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圖／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 中國是封建王朝，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ㄧ人一家的譜錄」，固然不合史實，但傳神。遠的不說，滿清政權結束，北洋軍閥與南方軍閥（劉文典說蔣介石是軍閥）混戰，民國時代是蔣皇帝， 1949 年共產黨席捲中國，毛皇帝取代蔣皇帝，毛皇帝駕崩到席皇帝，哪有民主一天？民國時代以胡適、陳獨秀為首的《新青年》高唱「民主科學」最努力，但只淪為口說。共產黨逐退蔣介石，1949 年知識階層及企業家等面臨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有一個存亡的大抉擇，是值得探究的歷史課題，宏觀及微觀研究的文章很多，龍應台出版過《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的書，完全用國民黨史觀敘述，歷史事實其實是「一九四九，逃江逃海」。 插一段話，隨蔣介石到台灣來的類別中，特務傾巢湧到台灣一隅，他們是中共黑名單中的首要之惡，李敖說：「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槍在手的高級國特如調查局長張慶恩等人之外，誰也搭不上飛機。」雷震說，台灣有 12 萬特務、吳國楨說有 13 萬。蔣經國能夠當特務頭子，手下有一批特務群，撐起蔣王朝，這批爪牙不是憑空出來的。我當年在媒體工作的同事中，出於特務家庭的不少。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中） BY 金恒煒2023-07-12 《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於創刊九周年合照。圖／翻攝李筱峰著《台灣民主運動40年》 一九四九年的大逃亡下的政治反思 1949 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 傅斯年（1896 —1950） 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逃避共產中國的主要有三個地點：台灣、香港、美國；到美國的要有特別關係。有人說：「第一流人才逃美國，第二流人才逃香港、第三流人才逃臺灣。」（見《雷震日記》）當然是有些 cynical，姑且當一種說法。逃到香港的黨政要員及有錢商人既不滿台灣蔣介石政權，又排拒共產黨，有人打算組建一個「新國民黨」，後來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也就是所謂「第三勢力」，背後有美國支持。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的目的何在？老實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與答案。 所可知的，美方（首先）接觸出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爭取他到中國組遊擊隊，張發奎認為沒機會了，於是在港發展了組織；在美方支援下，青年黨的謝澄平一度於沖繩建立遊擊隊基地，聚集了一批人才，後來都回香港；有的也成為《自由中國》筆陣一員。「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等資助成立文化事業，出版期刊與書籍，如雜誌《祖國周刊》、《自由陣線》、出版社「友聯」等。 殷海光的政論文集，就是由「友聯」出版的。胡適很看不起香港「第三勢力」說：「香港的『第三勢力』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罷了，這種發小米的『小鬼』毫無力量，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 蔣廷黻（1895 ─1965） 圖片翻攝自：大塊文化 在美國，比較重要的是當年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要籌組「中國自由黨」。江勇振寫《蔣廷黻》傳記，透過蔣日記還原蔣廷黻組黨的發起與構想。共黨革命成功而美國又不願坐視蔣介石繼續在台灣專權，在此青黃不接、似斷似續的詭譎政局下，美國大使顧維鈞也好、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也好，都有意組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團體，目的在博取美方支持，胡適成為各方首選的領袖。 當時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就密會胡適，要他取代蔣介石出任總統，胡適說儘管他知道有蔣介石美方不會支持台灣，但強調蔣是不可取代的，而且自己雖有聲望，卻毫無權力基礎。蔣廷黻真的認為可以取代蔣介石政權成為執政黨。胡適完全支持蔣介石，當然不會贊成組織任何政治團體。 蔣廷黻組黨原寄望美方，宗旨揭出「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中國政府一切權力的源泉」，完全透顯承襲十八世紀古典哲學思想，重要的是，沒有一字提到手段、方式，沒有談及選舉、民主程序。蔣廷黻 1951 年 3 月 13 日返國述職前，胡適勸他回台後對組黨事打馬虎眼呼攏過去。 蔣介石知不知道蔣廷黻組黨？根據整理雷震日記並加註解的傅正說，胡適透過秘書長王世杰將蔣廷黻組黨事「轉呈」蔣介石，並為之緩頰。胡適的說法很聰明，他說蔣廷黻組黨目的在支援「中國合法的聯大代表團」，那是蔣政權的命脈之一，胡適攻其必備，如此就取消了蔣介石的猜忌。 蔣廷黻的組黨固然春夢了無痕了，但卻透顯「古典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理想方式，這種心態、想像與模式正足以描繪雷震／《自由中國》當初的用心。蔣廷黻失敗的組黨夢，成為雷震想像「民主」模型或說刺激雷震組黨意願的萌芽。 《自由中國》創刊後的第四、五兩期（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1950 年 1 月 1 日、15 日）刊出蔣廷黻的〈中國自由黨黨綱〉；雷震藉蔣廷黻酒坏澆自己的塊壘。1951 年 4 月 8 日，蔣廷黻日記記載，雷震找他談組黨事，「《自由中國》主編來談組新黨的可能性，他比我還有興趣。」 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 以下我們用「古典自由主義」下的「民主」與熊彼得「另一種民主理論」當分野，敍述雷震政治思路的改變：變化的時間很長，大約費了十年。 雷震（1897 —1979） 圖片翻攝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自由中國》的宗旨出於胡適手筆，當年籌辦雜誌時，國民黨還有半壁江山，胡適說長江古來是天塹，共產黨沒有海軍、空軍很難過江，他認為國共可以劃江而治。但共產黨用金條收買顧祝同手下手守將的將領，不費一兵一卒，輕易渡江；難怪周恩來說用金條收買比用槍砲打國民黨容易。 在這種存亡續絕情勢下，胡適寫的宗旨目的在為守住長江以南的人心士氣，讀者對象設定在中國不是台灣；重點有四：一個是宣傳：宣傳自由、民主的真實價值；第二是督促：督促政府確實改革政治經濟；第三是防共：不讓極權政治擴張；第四，解救同胞。簡單說完全沒有提到民主進程。雜誌取名《自由中國》，也是胡適決定，師法法國戴高樂對抗納粹的「自由法國」。 雷震當年的大前提是擁護蔣介石，胡適不必說了。1950 年殷海光著文批評蔣介石，雷震退回不發，表示：現在還需要他；然而組「反對黨」的理念沒有斷絕。現在再用「中國自由黨」來看胡適、雷震的反對黨理念，如出一轍。 「中國自由黨」的宗旨強調：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一切權力的源泉」，這就是承襲古典自由主義哲學而來，這也是胡適、雷震早期組黨脫不了古典民主理念的憑據；此外，蔣廷黻在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表示：「這個新的政黨不會跟國民黨────國民政府是佔軍政地位的政黨───有衝突。」 其實這也是胡適答應接受蔣廷黻出任「自由黨」主席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一，決定自由黨什麼時候參加政府；其二：「如果自由黨決定參加政府，再決定他〔胡適〕所將扮演的角色」，蔣廷黻也表示欣然接受。這顯示「反對黨」要在蔣允許下組成，且不會取代國民黨執政。所以「人民自由意志」是「自由黨」權力來源，「參加政府」是「自由黨」的條件，前提是反共不反蔣。 了解了這兩個原則，就充分看到胡適、雷震組黨的限制所在；他們的「迷思」就是誤認成立了反對黨就證成民主，而沒有思考到只有經過競選、產生有力的政黨後，才有民主可言。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卻是當年的盲點。 胡適（1891 ─ 1962）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十年辛苦不尋常 下面排出雷震、胡適的反對黨論述；有四個階段可說。 （一）第一種取徑／階段：得到國民黨的承認與容忍 █雷震在1950 年 4 月 1 日發表首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將反對黨的存在寄望於「政府黨的承認與容忍」上。 █ 1954 年 3 月 16 日社論〈行憲與民主〉表示，在野黨派能夠正常發展，「不必在短期間內取代執政黨的地位，……總可以使執政黨有所警惕。」另外邱昌渭、蔣勻田皆持同樣意見、皆有同樣聲明。換言之，在野黨與執政黨之間不會有緊張關係。 █ 1954 年 4 月 1 日《自由中國》社論〈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在「政治方面」表示：「政黨條件如不充分具備，很難將民主憲政納入正軌。」「培植有力的反對黨，……是值得蔣總統靜心考慮的。」請注意「培養」二字。 █ 1954 年 11 月 16 日，《自由中國》由雷震執筆發表的〈我們五年來工作重點〉表示：「希望出現有力的反對黨」，「今日中國的政黨，除國民黨之外，尚有民社、青年兩黨，在形式上可謂多黨政治之條件已具備，無如民青兩黨沒有牽制的力量，不能發生反對黨及實際政治的作用和影響。 民青兩黨之無力量，除兩黨自身應負責任外，執政的國民黨亦應負相當的責任，……就是沒有盡到培植之責，給予反對黨以滋生發育的機會。……至於有力的反對黨應如何產生，或由現在的國民黨分化而成，或由在野黨聯合組織，或以新的黨派出現」，「希望政府黨對於反對黨的產生和成長要加意培植……。」 █ 1956 年 10 月《自由中國》社論〈壽總統蔣公〉：「我們今天可以採取兩種方式奠定政黨政治的基礎：第一是可以由執政黨來扶持反對黨，第二是在執政黨內部來扶持反對黨。」 （二）第二種取徑／階段：胡適提出國民黨分化為二。 █ 1932 年，「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獨立評論》籌辦會議中討論到「政權」分配問題時，得到三結論：一、應取消「黨內無派」，使國民黨自己分化成政黨；二、應取消「黨內無黨」，使國民黨以外有政黨發生；三、國民黨此時的專政，是事實上不能避免的。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一生追求「反對黨」，視為是無上命令，但擺脫不了古典主義的束縛。 █ 1948 年 4 月 8 日晚上胡適受蔣介石之邀到官邸晚飯，別無客人。蔣再三要他組織政黨，胡適說「他不配組織政黨。」向他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為兩三個政黨。」（日記) █ 1951 年 5 月 31 日，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依胡日記所記，正事談完，「最後我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第一要件為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第一要件」是否胡適如信中直言不諱？還是心中所想而未筆之於書？難說，這種當面想說而沒說，卻把沒說的話記於日記中，胡適是有前例的。 █ 1952 年 9 月，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表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建議之一是「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 1954 年 2 月 24 日，胡適應陳誠邀晚宴談兩事：一、請國民黨分為二黨；二、以後不要隨便捕人。 █ 將國民黨「一分為二」，蔣介石明確表態拒絕。吳國楨任省主席時即「強力主張允許成立反對黨，為了鼓勵起見，或至少像土耳其般，將官方政黨一分為二。委員長（按，指蔣介石）並不同意。」 █ 1958 年 5 月 27 日，胡適在《自由中國》社發表講演〈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首先他「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現在可否讓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如能從這個新的方向走，組織一個以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新政黨，……也許五年十年都在野也無妨。」胡適說他告訴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和國民黨內的朋友說：「你們內部可以自由分化，分為兩個或三個黨。……今天我的大少爺執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三）第三種取徑／階段：民社黨與青年黨掙脫「友黨」羈絆走向大團結 █ 1954 年 4 月 2 日雷震日記：《自由人》聚餐，大家認為「國民黨分為二黨不可能。」4 月 9 日又記與青年黨約餐，雷震強調：「民主政治就是議會政治，亦即政黨政治，我贊成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又說：「反對黨……是與政府競賽。我為這個目標願意促成青年黨團結。」又說：「我對友黨一詞不了解」云云，其實是暗譏民社、青年兩黨甘做友黨；至少雷震已體認到「尾巴黨」承擔不起反對黨的責任。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早反駁分化說，表示：中國與國民黨是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是說國民黨不容分化。 █雷震全力推動反對黨， 放棄寄望於國民黨的容忍。1955 年 11 月 4 日張群要求雷震出面調停青年黨內的紛爭，雷震轉而希望「今後走上政黨政治之途，〔在國家〕以後要有強大反對黨，先希望青年黨自己團結，然後民社黨亦可團結，再來一個大團結。」（1955 年 11 月 29 日日記） █ 1956 年 10 月 31 日《自由中國》〈給讀者的報告〉，要求國民黨「全力扶植有力反對黨」；同時給胡適寫信給胡適，請他出來領導：「可把民社、青年兩黨分子合起來，加入國民黨一小半及社會上無黨無派者，成立國民黨以外一個大黨。」雷震是兩條線運作，一邊整合兩黨，一邊請胡適出山。12 月 1 日的雜誌發表社論〈對民青兩黨的期望〉：期望執政黨能容忍反對黨的存在；期望呼籲民、青兩黨學步日本，社會黨與保守兩黨「合併」，從而團結以發揮反對黨的功能。 █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開門見山說：「我們認為中國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為今之計，最好在國民黨以外，聯合在野人士（無黨派人士、民青兩黨人士）及國民黨一部分開明份子組成，目前絕對不能執政，只要有監督力量，批評政治，使其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法治。」並說：「已與胡先生接洽過，雖無確實覆信，據胡秋原他似贊成此事，也願意出來領導。……」但 8月 20 日開編輯會議，大家認為雷震和民青兩黨太接近，對《自由中國》不利，如果要組黨，「也不能以兩黨為基礎，因為兩黨聲譽太壞，……。」 （四） 第四種取徑／階段：與台灣人合作組黨 雷震認為胡適岀不出來領導，攸關組黨的成敗，連寫了幾封信「逼宮」：「必須有一個反對黨……勢非逼上先生走上這一條路不可。」（1956 年 11 月 4 號）再一周表示「我們既已提出『反對黨』的口號，就應該朝這方面去工作。」「今日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成立反對黨，……能否成功，則繫先生之肯犧牲否？」（11 月 13 日）現在留下的資料，沒有看到胡適的回答。 靠國民黨「扶植」反對黨之路已斷；合併社民、青年黨。雷震過世後傅正整理他的日記，在雷震 1956 年 4 月 23 日日記：「今天青年黨已團結，希望民社黨亦團結，再進而來一個大團結，以造成國民黨以外之一大政黨局面。」傅正下註說，民青合「終於胎死腹中」。民社與青年兩黨旣合作失敗，只剩聯手台灣人之一途，峰迴路轉開出新的途徑，從而走出「外省人」的藩籬。 首先，1957 年是一個關鍵年，輿論風向變了。是年開始《自由中國》公開宣導反對黨，2 月 1 日先有牟力非、4 月 1 日復有朱伴耘文章，都表示反對黨不再能仰賴國民黨當局的扶植，也不能乞憐政府容忍，努力促成實現的時候到了。與朱伴耘同期刊出由傅正執筆的社論，檢討了第三屆補選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除了抨擊國民黨選舉不公外，最重要的結論是：「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實在該面對現實政治環境，進行大團結……，結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組織。」 這是《自由中國》首次談選舉，也是首次以選舉觀點、現實政治環境提出「大團結」的另一種可能。傅正說：《自由中國》後來跟地方選舉有進一步的關係，乃至發展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民主運動，主要從這個時候開始。4 月 5 日雷震與民社、青年兩黨等人士談選舉問題；選舉遂進入討論的議程。1956 年 5 月 20 日雷震到胡適處報告胡秋原、程滄波的談話：「大家認為胡先生如出來組黨，可以把台灣匡入，省得流血。」 傅正。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下） BY 金恒煒2023-07-12 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核心人物雷震。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下） BY 金恒煒2023-07 對抗蔣介石違憲「三連任」下逼出反對黨 1957 年 5 月 18 日由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楊基振、高玉樹、石錫勳、余登發等八人發起〔在野黨無黨無派第二屆選舉檢討會〕，其實就是新黨籌備會。（見《雷震日記》，1960 年 6 月 25 日） 青年黨的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等都到會，雷震認為「選舉在民主政治過程極為重要。」雖然未充分領會競選是達成民主的不二法門，到底體會與台灣人共同打拚的重要，最後大家決議組織「台灣自治法規研究委員會」，並宣佈為永久性組織，隔年，為了向政府主管單位提出設立申請，遂將「台灣」改為「中國」，以免橫生枝節。 李萬居（1901 ─ 1966） 圖片引用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這是所謂「大陸人」與「台灣人」同聲相求、同氣相生，以實際行動結合提出的首次。其實，1957 年一選完，5 月、9 月台灣省議會在台中即舉辦〔台灣地方自治選舉法規研究會〕，提出改進選舉辦法的五議案，並共推青年黨、民社黨向政府交涉，這是台灣人組黨的蘊釀。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說：要「走上民主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且告知已去信給胡適，尚未得確實覆信；提出與過去的不同意見是，成員除兩黨及國民黨開明人士外，還要納入無黨無派人士，其實就是台灣人。 胡適早在 1957 年 8 月給雷震的信表示「他對國民黨分化的希望早已放棄。」8 月 28 日，胡適告訴雷震「他不能領導」，9 月 19 日雷震繼續苦勸胡適接受擔任新反對黨的領袖，列舉八個理由，最重要的兩條：「因民青兩黨合不攏」；「新反對黨要以台灣為重心，而台灣人認他為鄉親」；這話也不假，台灣人心目中的第一號人選是胡適。 籌組新黨過程中，1958 年 2 月 16 日《自由中國》刊出〔今日的問題〕專題文章最後一篇〈反對黨問題〉：「今天要成立反對黨，無論主觀、客觀條件都嫌不夠」，所拈出的條件中，「最困難的一項，就是反對黨不容易找到實力的基礎，以與執政黨相抗衡」，所以「在初期，反對黨的組織可以採取政團同盟方式……包含獨立分子和現在兩個在野黨的黨員［它］甚至也可以包含執政黨的黨員……」 這不啻公開宣傳只有兩黨及執政黨的「外省人」和「無黨無派」的「台灣人」結合在一起才有「實力基礎」，才足以對抗國民黨。其政治意涵很清楚：一方面拋棄「仰賴國民黨」的無端期望；另一方面結合「獨立人士」建構強大的「政團」，以此做為選舉利基，以對抗國民黨。 胡適（1891 ─ 1962） 1958 年 8 月 14 日，雷震寄〈自治章程〉給胡適，說這是台灣人要發起組黨的先聲，並特別表是他「未参加」，重點是：「台灣人搞反對黨，可能流血，如先生出來，不僅可消弭台灣人與內地人的隔閡，且可防止流血。」換句話說，雷震面對台灣人崛起，已深切體知只靠外省人關門不顧台灣人而自組織有力反對黨全不可能；但耽心台灣人組反對黨引發流血鬥爭，胡適若出面領導，成功組黨也避免流血，自是上上大吉之策。 雷震決定出手組黨的關鍵在胡適一句話。1960 年 3 月 16 日雷震問胡適，蔣介石硬要違憲三連任，今後怎麼辦？胡適表示：只有民青兩黨、國民黨民主派和台灣人合組反對黨之一途，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雷震認為如果他肯參加，我們會推他做主席，那他便無法推卸了。 胡適在受不了又擋不住蔣介石違憲「三連任」下，主張組黨。雷震們組黨成功後，胡適一再表達很興奮，甚至批判〈組黨宣言〉太消極，後來與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召集人見面，胡適信誓旦旦說「一定支持」，並表示「新黨一定要有容忍精神」，1960 年 5 月 16 日雷震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理由是「民主政黨之奪取政權」，只有「透過選舉方式而獲得之。」 1960 年 3 月 21 日，蔣介石逕自違憲三連任， 在中華民國黨國戒嚴體制下，得票率 98.1% 圖片翻攝自：典藏網 1960 年 5 月 18 日在民社黨總部組織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選舉檢討會」與會的有六十多人，「討論不到一小時後，有人提議……組新黨」，最後議決另組新黨。討論會紀錄摘要刊登於 6 月 1 日《自由中國》，組黨正式聲明在次期雜誌刊出。 台灣人、外省人合組「中國民主黨」 「中國民主黨」在 1960 年 5 月 18 日宣佈組黨，主席團七人，雷震是唯一的「外省人」或說「大陸人」。決定成立政黨的檢討會中，依《高玉樹回憶錄》說，在「自由之家」舉辦，由雷震主持。這兩點都是有誤。其中一段繪聲繪影，把雷震描寫得宛如《三國演義》中張飛喝斷當陽橋的架勢。他說：開「檢討會」那天： 擔任主席的雷震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地說：大家對國民黨選舉作弊指證歷歷，國民黨主辦選舉單位包括立法院在內，都是沆瀣一氣、官官相護，即使告到法院，也是不了了之。今天我提議來組織一個政黨，……現在請大家附議，是否應該組織新黨？ 雷震（1897 ─1979） 圖片翻攝自：維基百科 結果呢，「全體宣佈組織『中國民主黨』」。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主張以「台灣民主黨」為名，雷震衡量整個政治形勢，沒有接受，仍然維持原議。先指出高玉樹錯誤的兩點。首先會議地點不是「自由之家」，在民社黨黨部，因為當年「民主人士連一集會地點都找不到」，所以不可能在「自由之家」。第二點，雷震只是「主席」之一 ，不是由雷震一人當主席主持全程。 所幸雷震當天有日記，日記上說：「……大部［分］人都講台灣話，我聽不懂，故不能知其詳。」所以說雷震在會中大喝一聲，恐怕與事實不合，更何況《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1960 年 6 月 1 日出版）刊出〈檢討會記錄摘要〉，並沒有高玉樹所陳述的過程。不過雷震在組黨之前與組黨前後與高玉樹來往頻繁，高玉樹所引雷震那一段話，也恐非向壁虛構。這個記載之所以可靠，因為這是雷震決定與台灣人聯手的最低要求，也是胡適支持新政黨的條件。 且看兩條資料。1958 年 5 月 16 日，楊基振起草反對黨章程，雷震聽齊世英說後表示，「台灣地方主義之黨，我們不應參加。」5 月 30 日雷震日記 ：接胡適電話，「謂楊基振起草一反對黨章程等，要我與〔成〕舍我看一看，……，我說不可有地方主義。……」 「雷案」發生後，胡適從美國返台第二天見「反對黨」人士，後來到總統府面告蔣介石，強調那天誠懇勸他們：「不可對政府黨取敵對態度。你要推翻政府黨，政府當然先要打倒你了。」完全可以解釋胡適為什麼一再反對用「反對黨」改稱「在野黨」的原因；這個用法為殷海光所採用。胡適其次重點是：「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必須要和民、青兩黨合作，和無黨派的大陸同胞」合作。（胡適日記，1960 年 11 月 18 日）胡適的用心兩段話，境界全出。 雷震否決「台灣民主黨」的黨名，堅持用「中國民主黨」，符合他與胡適的理念，另一方面可見雷震在黨內一言九鼎的聲望與地位。雷震對自己拒絕「台灣共和國」，也有說法。6 月 22 日有英人 Mac（日記中名姓不詳）和雷震多次討論黨名，Mac 認為用「中國」有點不合理，「大陸人無法回去，而台灣人對反攻大陸不熱心」，雷震回說：「現在無論內地人、台灣人都不贊成。……，至於將來，誰也不敢說。」 雷震、殷海光、夏道平聯手拆「大陸人」的籬笆 雷震與台灣人共同組黨，最大的阻力來自社內同仁及朋友。列舉雷震日記以見其概： █ 記者于衡在 1957 年 5 月 3 日向雷震說：一般人對選舉有三點看法，第二點是「臺灣人和內地人對立尖銳化」。 █ 立委胡秋原告訴雷震，「黨方有人向他打聽，是否有反對黨？他是否參加？他說一定有人組織，他是贊成，不一定馬上參加。」重點在下一句，「胡先生不搞，雷某〔震〕一定搞。雷某不搞，臺灣人一定要搞。胡先生和雷某搞，總比臺灣人搞為佳。」 █ 主筆之一的戴杜衡說：「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種做法。」組黨之後又勸雷震：「對新黨要極力矯區域觀念，不使內地人恐懼，對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暫不表示可否。」 █ 國大代表劉博崑認為：「臺灣人起來了，不好辦，將來很難受……。」 █ 合眾社中國人記者蕭君來訪，他甚擔心「新黨將寫成臺灣人的黨，對大陸人不利，……將來我不參加此黨，此黨一定變為臺灣人的黨。」 █ 蔣經國在蘇俄結識的王新衡說：「雷震不該和他們搞在一起，把自己降低。」 █ 青年黨 王師曾說：「怕新黨為地方性，怕把臺灣人搞起來而不得了，故有人說雷震玩火」云云。雷震回答說，「臺灣人要起來，壓制不住，我們參加，最少不使走錯方向……。」 從上面所引的話語中，可以看到幾個面相：首先是大陸人的「優越感」，王新衡區分「我們」比「他們」高，搞在一起自貶身份云云；其次，戴杜衡用大陸人「害怕」、「恐懼」來形容；其三，合眾社蕭君表示自己排斥「台灣黨」，他不會參加，因「對大陸人不利 」。 王新衡說的「他們」以及雷震說的「我們」，就是把台灣人當「他者」（the Other），也就是用別人與自己的差異建構出「他者」(the Constitutive Other）來，從而辨別與自己非同類的其他人 ；對大陸人來說，台灣人就是「他者」。6 月 1 日《紐約時報》說台灣人與內地人之間有一條鴻溝，或于衡所說台灣人與內地人對立尖銳化。在雷震組黨過程中一一浮現。 前面說過，1957 年開始《自由中國》風向轉變是年 11 月，〔我們的問題〕（九）社論〈我們的地方政制〉，特別點出「大陸人」與「本省人」之間的問題：「我們要說到對當地人士勢力抬頭的恐懼心理，這種心理，分析到最後，實在是根植於少數人的潛伏統治意識。……今天的台灣在本省人士與外省人士之間確實存在著隔膜，……主要就是少數人的統治意識所引起。……我們要承認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確實有點問題存在，但大家似乎都不願公開提破，而寧願在心頭懸掛著這麼一個陰影。」「社論」中所說的「我們」，當然是限定名詞，指的是「我們」這群外省人。 原因不難索解。《自由中國》的發想在 1949 年 4 月，當時的論敵是「上海輿論界」，雷震到溪口向蔣介石報告並獲贊同及贊助，原與台灣或台灣人皆無關涉，參與討論的都屬國民黨背景的學者及從政者。從籌組到 194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創刊的過程，許多論著都有敘述，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參閱；這裡只提出與本文有關的議題。《自由中國》是在台的外省知識分子集團，打出的是胡適掛帥的自由主義，一開始雷震就有「尊重人民自由權利，以法律治國」的企圖，最後導至蔣介石／國民黨分道揚鏕，也是事之必至。 《自由中國》設有「社論委員會委員」，1950 年 8 月 14 日，雷震向胡適報告了名單，其中不乏國民黨高官。1952 年胡適辭「虛位」發行人後，《自由中國》正式列出「編委」名單，黨政背景的略減。重點是《自由中國》編委全部是外省人，沒有網羅一個台灣人，甚至連作者也都沒有一個台灣人，雷震後來解釋說，台灣人不善為文。此言也不是由衷的話，組黨後，《自由中國》披露台灣人執筆的文章，數量 不可小覷，可見「台灣人不善為文」也非確論。後來起草〈台灣自救宣言〉的謝聰敏說： 當時台灣人和外省人幾乎不往來，而是分別生活在不同的兩個社會中。 這是親身經歷的事實陳述；從《自由中國》刊物作者屬性到個人生活，正體現出兩者「斷裂」的情況。 雷震既然要組黨，必須推倒橫在前面的族群高牆。5 月 21 日雷震到高玉樹草山（陽明山）別墅開會，強調今後工作首先要力避台灣人與大陸人分開，要做到使大陸來人不生恐懼。《自由中國》在嗣後的文章，如 7 月 1 日的〈誰是真正的多數？〉說： 什麼是多數，什麼是少數，這個純粹數量的問題，沒有爭論的餘地。比方說，在一個國家裡，被統治的人口有一千萬，而對於政治大事具有一定作用的不過十來人。在這個對比中，誰是多數、誰是少數，一望便知。……問題就出在「幻覺的多數」與「真實的多數」。誰都可以知道「幻覺的多數」不等於「真實的多數」，而只等於「真實的少數」。 最後一句是：「我們竭誠贊成民主。因此，我們擁護不折不扣的多數。」「中國民主黨」的利基在此。接著下一期（7 月 16日）社論〈台灣人與大陸人〉（雷震原請戴杜衡寫，不果，當然；後委請由夏道平執筆），結論是：「台灣人士在三年前組成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演進到包括著大陸人在內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同時他們也正在積極籌備政黨了。這是台灣人與大陸人在政治改革運動上的攜手合作」，「因此我們要籲請大家，不分台灣人與大陸人一致合作，經由和平的程序為民主自由法治而奮鬥。」 即使雷震自我警惕：「今後咬牙向前走，刊物態度要和平」，免去別人「變質」的批評。但從 1960 年 4 月之後，台灣人的作者與台灣論題明顯增加，不「變質」也難。 1960 年 9 月 4 日大逮捕，雷震、傅正被捉，《自由中國》停刊，當然「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 然而種子已播下，台灣民主已經萌芽，1986 年終於組黨成功，9 月 28 日擔任大會主席的游錫堃組黨致辭文題是〈期待人民用選票的力量決定共同的命運〉，關鍵詞是：人民、選票 、共同命運；這是十年淬煉的智慧，也如實透顯民主的真實意義。 殷海光、傅正的歷史貢獻 最後做一個簡單對比。1964 年 9 月 20 日發生〈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 主要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台大教授、國際法權威彭明敏，起草的是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明、魏廷朝。與《自由中國》清一色外省人不同，〈自救宣言〉三君子：彭明敏是大甲人、謝聰敏是彰化人、魏廷朝是桃園人，也就是台灣知識分子集團。 殷海光（1919 ─ 1969） 圖片翻攝自：維基百科 我在《面對獨裁》這本書中，特別提出殷海光對〈自救宣言〉的影響。書中我認為在「反攻無望」及雷震組黨被捕後，殷海光體知外省人對抗國民黨證明澈底失敗，只有寄望台灣人的力量才能把國民黨打倒。謝聰敏有一天問殷海光： 如果台灣人有一天起義，但不知老師對啟蒙運動的貢獻而傷害到你，你會怎樣想？他握著小拳頭，打著他瘦弱的胸脯說：「我情願受害。」 我訪問過吳禮培，他回憶殷海光見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們要準備，台灣將來是台灣人的。」正是熊彼得理論的證實。殷海光在社論〈台灣人與大陸人〉同一期發表〈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認識〉中說：「有若干人士或明或暗在所謂『外省人』或『本地人』之間努力築一道牆，……從這一所謂『矛盾的對立』中獲取統治的便利。…… 無論我們主觀上是否願意在台灣『長治久安』，事實上我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十幾年了。……」最後語重心長的說：「解鈴還須繫鈴人。」 殷海光身跨《自由中國》、《文星》兩雜誌，又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背後影武者。傅正則是「中國民主黨」與「民進黨」的創黨者。兩人都是「外省人」。傅正在「民主進步黨」的籌組開始到成功，都是積極參與者，宣布組黨第二天的 9 月 19 日，台灣社會懸著一個大問號：蔣經國會不會動手抓人？ 傅正提出應對辦法說：「『中國民主黨』為什麼失敗？就是抓了雷震之後，大家就停了，應該要像海浪一樣，一波又一波，不怕他抓。」於是安排每波 10 人，排出 3 波。但蔣經國沒抓人。為什麼？我有一個解釋，見我前一陣子出版的書《是「史記」也是「死記」》，在此不再多說。 傅正。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但我在《面對獨裁》書中沒有注意到彭明敏 1962 年應黃彰輝牧師到台南神學院演講，大膽討論台灣人民自決的問題，1963 到 1964 年彭明敏與黃彰輝、黃武東、林和引三牧師在台南成立研究小組，探討如何處理政治危機問題。（見《彭明敏教授百年紀念禮拜》，頁十六）所以 1964 年彭明敏領銜〈自救宣言〉，不是無端而至、不是沒來由的。 殷海光與彭明敏聯手代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雷震組黨的失敗，也代表台灣人將主導台灣政局，一如殷海光在「雷案」發生前《自由中國》最後一期文章標題所示「大江東流擋不住」。 1949 年後逃亡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身五四時代如胡適，就是自稱「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都殷殷以民主為鵠的。理論層次看，最終捨棄鑲金邊不切實際的「古典民主理論」，走向熊彼得強調的「另一種民主理論」，是「民主典範」的轉移，透過選舉追求選票極大化，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或「四百年來第一戰」，正是熊彼得理論的實踐。

鼠輩紛紛棄船，百年黨國灰飛煙滅？！

【金恒煒】鼠輩紛紛棄船，百年黨國灰飛煙滅？！ BY 金恒煒2023-08-04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圖／中央社 「見樹不見林」、「船沉鼠先溜」這兩句老話，現在竟活生生在我們眼前搬演，這是世紀大戲，不容錯過。先定義這兩句格言中的主詞：「林」也好、「船」也好，指的都是國民黨；至於「樹」，是單一名詞，指侯友宜，「鼠」則是集合名詞，獸以群居，老鼠以群計算，所以統稱為鼠輩，指棄船而去的。這裡的「鼠」，不含貶義。 且舉一例說明。李白〈行路難〉末句：「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晉朝張翰曾經在齊王司馬冏手下做官，後來見司馬政權旦夕不保，辭官打道回鄉，不久，司馬冏果然被殺，人們都說張翰懂得辨認不祥的苗頭。張翰的溜之吉乎，就是「船沉鼠先溜」的註腳。 釋名結束，下面進入解題。 侯友宜很弱嗎？　不，國民黨氣數將盡 侯友宜為什麼那麼弱，像弱雞般不堪一擊？果真那麼弱，K 黨為什麼會推出他去取大位？主席朱立倫不是豬，是老於權謀的政壇老手，乾坤獨斷會如此輕忽？當然不然。侯友宜在二〇一八首次參選新北市長，打敗民進黨老將蘇貞昌，蘇是新北老市長、擔任過閣揆呢，是黨內戰功彪炳且資歷顯赫的戰將。 結果，侯友宜以 57.14 得票率，輕取蘇貞昌的 37.58。到二〇二二，民進黨推出年小侯友宜九歲的林佳龍去挑戰，結果侯友宜以懸殊得票率大勝民進黨的後起之秀林佳龍（57.14 比 42.85）。侯友宜連敗美麗島世代的蘇貞昌與野百合世代的林佳龍，若要「下架民進黨」，國民黨內還有比侯友宜更有資格、更有勝算的人嗎？何況，侯友宜被《遠見》雜誌捧成四連霸的五星市長。侯友宜雀屏中選或說當仁不讓，不是沒有緣由的。 2022年11月地方選舉結果，新北市長侯友宜獲得115萬票連任。 （圖／中央社） 有趣的問題來了，兩次參選兩次高票勝選的侯友宜怎麼啦？為什麼一旦披掛問鼎大位，還未上陣就敗象全出？侯友宜是草包？水準不夠？那同樣草包的韓國瑜怎麼說。是因為當過警察頭子而不被信任？那蔣萬安是特務頭子蔣經國的孫子，依然當選首都市長又怎麼說。說話缺少煽動力？這也不是國民黨政客的唯一。最後一個原因是血統不純？台灣人之故？ 可能性雖然很高卻難以證實；不過侯友宜過去沒有抨擊本土的語言，可能觸怒深藍。重點是，國民黨會不會敗在台灣人侯友宜手上？ 老實說把全部所有箭矢集於侯友宜一人身上，不見得公允。問題可能是台灣人終於受夠了國民黨，決心讓黨國打包。所以說，國民黨是「林」、侯有宜是「樹」；一昧指控侯友宜，卻沒有看到國民黨氣數將盡？是「見樹不見林」。 南投縣議長何勝豐　開了第一槍 放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船沉鼠先溜」的寓言才能見真章。對國民黨開出武昌起義第一槍的是南投縣議會議長何勝豐。他在侯友宜獲得黨徵召次日，即宣布退黨，並將黨證交回縣黨部；何勝豐指出，退黨與徵召侯友宜無關，主要是為了保持行政中立云云。這個話連騙三歲小孩都騙不了。他表示：「我已經退黨了，我不會挺侯友宜！」，但頻頻表態說若郭台銘出來選總統，他會支持。 永齡基金會創辦人郭台銘（前左）7月30日到南投縣埔里鎮參加「全國城隍大會師暨文化祭祈安遶境」活動，南投縣長許淑華（前左3）、議長何勝豐（前左2）等人也現身陪同。 （圖／中央社） 接下來，「挺侯」先鋒新北市議員林金結和郭台銘勾勾搭搭，一起在土城順聖宮參香，現場還發送「立委支持林金結、總統支持郭台銘」的扇子。遭黨中央質疑後，以記警告了事，但林金結抱怨連連：「我們地方來講，人家郭（台銘）總裁要對我們釋放出善意，我們何樂而不為。」這雖是一次流產倒戈，卻看到國民黨左右支絀，黨已不黨矣。 最高潮一幕，是三十一日彰化縣議長謝典林在臉書宣布退出國民黨，如同丟出的霹靂彈，因為謝家幾代都是藍營重要的樁腳，胞姊謝衣鳳身為黨籍立委同時兼中央黨部副祕書長；謝典林退黨挺郭之所以會重創國民黨在此。 郭台銘左方穿黑衣為彰化縣議長謝典林，7月底在臉書宣布退出國民黨。 （圖／中央社） 謝典林透露郭台銘刻意叮囑，要在他「上飛機以後」再推文！郭台銘隨即也如響斯應的在謝典林臉書貼文底下留言：「黨籍或許不再，但是黨魂永存，我們繼續一起努力。」他的胞姊謝衣鳯在立法院受訪時道出實情，原來幾天前就知道，家人還相勸，希望能深思熟慮再做決定。原委如此如此。 謝典林與郭台銘勾串在前，謝家隱瞞於後；跳船的帶頭鼠謝典林終於明目張膽的華麗登場。國民黨的大患，不在於會不會引發骨牌效用，而是崩解程度有多大，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明賢引李乾龍說，「有聽到九個正副議長可能退黨」。 沉船是底部先進水，老鼠多居船艙的底層，所以先知道危機。國民黨基層噗通噗通跳下水，會不會一步一步導致百年老船檣傾楫折還是灰飛煙滅？答案呀答案，在水一方。

犧牲小錢燃燒在野黨 政治恐怖分子郭台銘

【金恒煒】犧牲小錢燃燒在野黨　政治恐怖分子郭台銘 BY 金恒煒2023-08-30 郭台銘8月28日宣布參選總統。（圖／中央社） 郭台銘是巨富，據說他的資產高達兩千多億。有趣的議題是，太有錢的人能不能選總統？這好像從來不成為問題。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民主國家如英國、美國，早期對選民都有財產資格的限制，投票權限定給擁有一定財產和財富的人。 有錢有權傷害民主 「一人一票」的人人平等原則是經過漫長、艱苦奮鬥的成果。那麼，沒錢的人被排除於投票權之外，太有錢的呢？歷史上沒出現過財產上限的投票限制。但這麼有錢的人選上總統，「錢力」加「權力」會不會損害民主體制？ 似乎不見於任何政治學者的討論，古羅馬人倒是思考過此一課題。馬基維利在《李維史論》中講了一個故事：一個羅馬富人在飢饉流行時，把食物施捨給窮人，後來這個富人給判了死刑，理由是那個富人在收買人心，他將成為一個大權獨攬的僭主。 郭大戶憑仗花不完的鈔票擠進總統候選人之列，會不會讓選民悚慄不安？更何況郭大戶曾誇口說，他要捐出一千五百多億當公益；郭富人在古羅馬就是死罪，在中國，郭台銘就會變馬雲第二。 台灣選民有沒有此種有錢有權有害民主的智慧？大約可以下斷語：沒有。 有錢又有權會不會傷害民主？ 圖為古羅馬廣場 （圖／Unsplash） 郭台銘獨立參選　虛假支持者動起來連署 至於郭台銘有沒有選上的機會？依四腳督的民調，一點機會也無。那他為什麼要大陣仗宣布參選？郭台銘說他的民調現在有 12%，一旦宣布一定上揚。真的嗎？難道他花大錢僱的那些老於選舉的操盤手沒有告訴他的是：民調投他的被訪者，有很多是巴望他批掛上陣的虛假支持者。 郭大戶那些拿錢辦事的名嘴老奸，是不是逮到機會，想大撈郭有錢人一票？可能，反正郭大大有的是銀子，不取白不取，取之不傷廉。利用民調故意支持對方某一人出線，不是新聞，過去綠營支持者造成國民黨「換柱」，今天何嘗不然。 舉兩個例子。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立委林俊憲忙不迭在臉書上吆喝民進黨支持者動起來要幫連署，而民進黨桃市議員服務處也忙接「連署詢問電話」。林俊憲是立委，當然會驚動黨中央，立刻下令禁止評論，至於地方支持者的好心幫忙，黨自無權也無力禁止；在政治上，有的是「可做不可說」，這就是了。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圖／林俊憲臉書） 郭台銘推在野整合　老調過時無效訴求　　　 郭台銘所謂 12% 的民調，像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斷。 重點是，郭大戶知也不知？其實這也不是重點。重點是老郭要大賭一把；他輸得起，不在競選的戔戔花費而已，是他買賣人出身，原是無包袱的政治局外人/流浪一匹狼，沒有任何政治牽掛。 落選了，抖一抖衣袖、啪啪屁股走人，繼續享受他金錢建構的王國。如此而已。有藍營人士拿「歷史功過」的大帽子，妄圖嚇阻他參選；高估了。一身銅臭的商人，除了見利眼開，哪有什麼「虛名」會讓他有利不圖？他競選取大位，是別有懷抱的，一句公開說自己是「2,300 萬人投票選出『領導人』」，全洩了底。 郭大大是商場老江湖，並非沒有理性計算過。只要聽他「主流民意大聯盟」的記者會上，架勢十足的宣布參選總統，表示「全面展開連署，取得參選資格」，「我的參選要推進在野整合，整合才能勝選。」話說得很直白，他要以準候選人的身分取得「整合」的籌碼。 這個「整合」的劇本他已演過，國民黨、民眾黨全不把他看在眼中，他說「遺憾的是，過去三個多月來，在野力量仍然各有計算，整合工作完全沒有進展。」一個失敗且無效的訴求，這次憑什麼老調重談會產生作用？ 日前郭台銘才邀請柯文哲、侯友宜一同參與主流民意大聯盟，現在卻公開批評兩人只想到個人利益，背離主流民意。 日前郭台銘才邀請柯文哲、侯友宜一同參與主流民意大聯盟，現在卻公開批評兩人只想到個人利益，背離主流民意。 恐嚇到底　不讓我整合　那就便宜賴清德吧 有人諷刺他「拉弓不射箭」，其實「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固然可以解釋，但問與答都失準。不要忽略，這回他可是帶著恐嚇的條件，扮演的不啻是政治恐怖分子。 郭大戶下場豪賭，梭哈一把，是用手上的牌換兩黨的命；他恐嚇的標的是「在野不整合，便宜賴清德！」明明白白的警告：不讓我「扮演『主導改變』的角色」，你們兩人都無「生機」，兩黨同死，賴清德鐵上。 郭大大給了兩黨無可逃避的選擇之路：要「活路」推我上，要「死路」我參選？正所謂「台銘看見今天台灣的命運，已走到懸崖邊上，如果不能起飛躍升，就會墜入萬丈深淵。」替換一下，潛台詞呼之欲出：不讓台銘主導，台銘就跳將下去選，讓兩黨「墜入萬丈深淵」，巨禍難逃。這不折不扣是恐怖分子的恐嚇手段。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日前表示，2024 這場選舉最關鍵的就是守護主權，任何一位參選人，如果可以守護主權，拿出的對策最能守護主權，就應該支持　（圖／中央社）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日前表示，2024 這場選舉最關鍵的就是守護主權，任何一位參選人，如果可以守護主權，拿出的對策最能守護主權，就應該支持。 （圖／中央社） 郭台銘獨立參選　國民黨、民眾黨陪葬 為什麼郭台銘是恐怖分子？因為他不是「引刀成一快」的志士，不是「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之士，恐嚇不成，他就獨立參選，國民黨、民眾黨兩黨，只剩陪葬之一途，最後「天塌兩黨死」；他赤條條無牽無掛、無黨無派，開票完之第二天，「又是一條好漢」。郭大大就是用恐怖手法預告，不聽此言必釀成不可挽救的災殃，警告兩黨非得乖乖聽命不可；這是政治恐怖手段給出的的現場實況。 換句話說，如果接受他「主導角色」，就可以達到「下架民進黨」的目的，否則黨亡人熄。他的點睛名言「我願意燃燒自己，照亮台灣」，其實是說：從我，就可以「照亮台灣」，不從，我可以「燃燒大家」。 恐怖手段是要有一些犧牲，郭台銘犧牲的是鈔票，但成則為王，敗不為寇，鈔票小款待誌。無論恐怖手段得不得逞，郭台銘的這一招是用兩難之局，火中取栗。 蠟燭 郭台銘參選是在照亮台灣？還是在燃燒大家？ （圖／Pexels）

解構「中國」— 「龍的傳人」、「我們都是中國人」、 「兩岸一家親」都是政治謊言！

【金恒煒】解構「中國」— 「龍的傳人」、「我們都是中國人」、 「兩岸一家親」都是政治謊言！ BY 金恒煒2023-08-16 龍是一種虛構的圖騰，那麽龍的傳人又是什麼？（圖／Pixabay） 認識近半世紀的老友翟君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好幾年了，他在香港住上十三年，再忍受不了了。從反國教、爭普選，接下來佔領中環、學生罷課、一路到雨傘革命、反送中、國安法，之後共產黨的全面掌控香港，老友決定舉家搬到美國去，已在灣區買了豪宅，擇吉卜居。一旦遠遷北美，大約不會有很多機會訪台，臨別前他決定一一拜訪老友，也跟我約了見面。 他當過紅衛兵，當時就讀中山大學，文革後期從廣東冒死游泳到香港，當電焊工人謀生，後來投考新亞。他學過俄文，沒讀過英文，英文考得慘不忍睹，好在中文試卷得到徐復觀青睞，破格錄取，終拜在新儒家門下。畢業後徐復觀又把他推薦給東海老學生杜維明，得以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 我當時是《中國時報》駐美記者，住在柏克萊，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中與他攀談，結成朋友。在柏克萊交往的三年、四年間，這位前紅衛兵幾乎每天到我們家來，把他在中國可怕的經歷，鉅細靡遺的說給我們聽，聽得我們驚心動魄，一愣一愣的。我能瞭解中共，雖不能說全因為他的關係，透過他親身經歷的敘述，絕對讓我有淪肌浹髓的現實感受。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文化大革命前後的中國 中共不代表中國？　「誰」代表中國？ 他厭惡中國到全然不信任中國來的任何人，基本上拒絕與中國逃亡者見面、接談，他的名言之一就是絕對不能娶中國「老婆」（他的用語）。後來他與台灣的留學生結婚，岳家可能是黨國權貴，系屬深藍，很不以「台獨」為然；他既是新儒家，當然殷殷以中國為念。我與他政治立場、思惟不同，交情也不免慢慢淡薄。這次他約我見面，大約鬱積很久的心結要一吐為快。坐下來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為什麼要『去中國』？」 這是很多人耿耿於懷的大哉問。余英時曾當面對我吐槽說：「中國對台灣來說，時間越久越重要！」前輩學人把中國當神主牌供奉在神聖的頂峰，是普遍現象，連魯迅都有「我以我血薦軒轅」詩句，軒轅是虛構的歷史人物，竟可以成為魯迅獻身的對象。是什麼造成這個現象？當然值得研究；我的推測或許是長久歷史積澱的集體心理結果，也可能對政治現實不滿，衷心無所附麗，把一腔憂憤寄託在杳古的祭壇上。 余英時有很濃的「中國情懷」，自稱對中國、對台灣的現實政治只有遠距的興趣。至於怎麼看所謂的「中國情懷」或「文化中國」？這些大課題，在此不能論列。 史學家、中研院院士余英時2021年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圖／唐獎教育基金會） 2016年哈佛民調顯示：中國人民對中共滿意度高達九成 老友的質疑。我簡單回答。大意是，我們這一輩矢志以追求民主為志業，服膺康德所說「普世價值」：凡是專制政權都是我們的死敵。台灣能走上民主，進入全球民主國家之林，是台灣的驕傲，也是我們奮鬥的成果⋯⋯。 他當然了解我的政治立場，我的迂迴回答，不是他要的答案，急忙下一轉語，說他很贊成我的的民主理念，與他沒有二致；反對中共，他確是與我一樣。自我解釋之後，他馬上提出質問與反駁。 他說：中共不代表中國。意思是，中共既不是中國，反共可以、追求民主可以，但為什麼要反中？他對我的批評不啻像瑞典諺語所說：「倒洗澡水把嬰兒同時倒掉」；中共既不是中國，當然不能因為反共而把「中國」一起倒掉。 「中共不是中國」之類的話，我聽過不知道多少次了，也曾寫過文章質疑美國白宮幕僚余茂春的相類似言論，他認為要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切割開來看待。我在《自由時報》專欄上寫了〈中國、中國人民與中共的距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表示不能苟同。 拙文中援引當年七月初美國哈佛大學發佈的「中國民意長期調查」，他們從二○○三到二○一六年共進行六次民調，受訪對象超過三．一萬人，在民調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對中共政府的滿意度不斷攀高，二○一六年甚至創下九十三．一％的新高，證明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難解難分。 昔日川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最仰賴的中國政策幕僚余茂春。 （圖／Hudson Institute） 區分「中共」與「中國」　統戰需要但一廂情願 我當然知道余茂春的論述可能出於「統戰」，誠如後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另一個視野的解構，他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打成兩橛，「美國不能一味對中國強硬，必須與中國人民接觸，並給予他們力量，他們與中國共產黨截然不同。」 蓬佩奧把中國人民拉入圍堵中共的統一戰線之內，這是政治喊話，更深化余茂春的說法。問題是，只突出一廂情願想法，會不會忽略現實面？要給中國人民力量先得救助那些異議分子罷，至於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截然不同」的此一命題，看前引的民調，可能通不過檢驗，危險的是，不實事求是的說法會造成誤導，嚴重的話，恐怕會影響白宮對中政策的偏差失誤。 「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民主」以及「中國人民為什麼卑躬屈膝，忍受專制政權蹂躪，達數千年之久直到今天？」是一事的兩面，（我在〈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中有舉一些實例，請參看。）孰為因、孰為果，還很難釐清。 我一直思考有沒有辦法用簡單的話語回應「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民主」，討論這個議題的人很多，記得韋政通生前，八〇年代中期罷，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中曾做過演講，談「儒家開得出開不出民主？」說了半天還在打轉，台下聽講的人類學學者李亦園顧不得禮貌，站起來發問：「到底儒家開得出開不出民主？」當然得不到答案。 中國到底開不開得出民主？ （圖／pixabay） 中國重治術、權謀　開不出民主 新儒家最大的的罩門厥在「開得出開不出民主」此一關鍵關口上；民主為什麼敲不開中國的門？必須在中國傳統的權力結構中找答案。我對權力問題很着迷，也深入研讀權力課題，義大利的馬基維利、印度的憍底利耶等的書到現在都是案頭讀物，其他現代的著作能到手的盡力涉獵 。中國典籍，韓非、管仲、商鞅以法家著名，我都大致瀏覽過，基本上諸子着重的是治術，這裡也不能細說。 舉一個例。學者從政的羅隆基與浦薛鳳是清華大學同學，晚年浦薛鳳回憶羅隆基，說當年與羅隆基有過坦率交換性格與預卜前途的對話。羅隆基認為浦薛鳳太過書生氣，「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恐怕只能成為「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羅隆基要浦薛鳳忠實地對他提出批評。浦薛鳳委婉表示，他讀「子書」多於「經書」、喜歡「法家」甚於「儒家」，然後祝他將來官運亨通；然而儒家的經典也非常講權謀，據說毛澤東熟讀《資治通鑑》，難怪打敗只推重王陽明「心學」的蔣介石。 中國古籍只有治術、權謀，完全不含西方所說的「民主」因子，有人摭拾《孟子》文字一、二句做為中國自古以來已見民主思想的萌芽云云，完全胡說。法國政治學巨擘 Paul Janet、美國政治理論史開山宗師 William Dunning 等都說中國沒有政治思想，此中訊息值得尋味。 重要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為什麼產生不了民主？讀來讀去、想來想去，總以為馬基維利所說：「一個道德腐敗的民族絕不會有良好的統治」最言簡意賅，最有教訓意義，也最有力。 若然，在中國那麼窳敗的政治下，中國人民難道不須要擔負「共犯結構」的責任？為什麼中國人民值得享有與中國共產黨分而論之的評價？如果覺得援引馬基維利的話太狠，也可以聽聽吉朋（Edward Gibbon）的說法：「各個帝國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悲慘史。」這是從另一端來看問題，表達的意思也相當。 若朝代不代表中國，中國在哪裡？ 老朋友的責問，等於做了一個球讓我打。他是學歷史的，又是大中國民族主義者，針對他的學思屬性，我就以他的問題來反問。我的反詰很簡單，如果「中共不是中國，中共不能代表中國」，那麼，清朝呢？是不是中國？代不代表中國？大清是滿族，大清帝國當然廁身中國歷史之林，連滿族政權都是中國，中共為什麼不是？此理甚明，沒有反駁的餘地。我沒有順著他的話頭進入他的論域（discourse），反將一軍，他吶吶說不出話來，只喃喃的吐出英文字來：「那只是 dynasty⋯⋯。」 清朝是朝代，沒錯。那明朝呢？當然是朝代。再往上推，元、宋、唐、隋，都是朝代。如果「朝代」不是中國、不代表中國，嚴重的問題是：中國在哪？哪裡才找得到中國？姑且說中國有二十四個朝代，一概不能稱為「中國」，只能證明一件事：世間沒有中國！「中國」失去載體，只表示「中國」是「無何有之鄉」，只是空名。莊子說：「名者實之賓」，沒有實體，名又焉附？那就連「想像的共同體」都算不上，不折不扣成為「揑造的共同體」。 「中國」、「中華民族」兩個名詞，起源很晚，至今不過兩百年多一點點而已。「中國」是一九〇一年梁啓超流亡日本作〈中國史敘論〉時創發的，他坦白說：「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萬無得已」下乃「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就在一九〇一這ㄧ年，，戰敗後被迫訂〈辛丑條約〉的是「大清國」。 中共不能代表中國，那大清呢？明、元、宋、唐、隋呢？ 如果都不是，那中國在哪兒？ （圖／Pixabay） 1902年梁啟超正式創造中華民族 梁啓超所說「吾人口頭所習慣者」，也是實情，鄭觀應重要著作《盛世危言》寫於一八六〇到七〇年間，書中即稱「中國」，可為佐證。一九〇二年梁啓超正式創造出「中華民族」，作為「諸種族」的統稱。所謂「中國」、「中華民族」好像天經地義，從小灌輸給我們，其實都是神話。這裡所說的「神話」，只代表「不實的故事」；至於具不具宗教學、神話學或人類學上的意義，則不在討論之列。 這種以假做真的事例很多。舉一個例子。黨國時代，台灣流行過一首歌〈龍的傳人〉；龍是中國的象徵，這首歌鼓吹的不過是「我們都是中國人」，所以在中國也紅過一陣子；柯文哲所說「兩岸一家親」，食其餘唾而已。 這裡順便插一段「世說新語」。二〇一八年柯文哲準備連任首都市長， 有一天來電要到舍下。我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問他：「你有什麼資格說『兩岸一家親』？你有親人或家人在中國嗎？我的家族全在中國，我都不說『兩岸一家親』，你憑什麼？」 虛構「中國」神話　捏造共同體的政治謊言 「兩岸一家人」就是「九二共識」要達到的目的；蔡衍明在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下令《旺報》「推九二共識即兩岸一家人共識！」這是「陽謀」，不是「陰謀」。 總之，「龍的傳人」也好、「我們都是中國人」也好、 「兩岸一家親」也好，全是虛構的神話。 談九二共識，朱立倫：「沒有共識的共識。」 （圖／中央社） 這個論斷能不能成立？研究「神話與詩」的學者聞一多，（一九四六年二月，時任昆明大學教授時，因抨擊蔣政權，被特務槍殺）發表過〈伏羲考〉，他慎密考證後所得的結論：「龍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的答案是：它是一種圖騰（Totem)，並且是只存在在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 龍是虛擬的、是不存在的，只是圖騰而已，「中國」何嘗不是！諸如「龍的傳人」、「我們都是中國人」、 「兩岸一家親」，甚至祭出「一中屋頂」、「大屋頂中國」⋯⋯，全是虛構的神話，更貼切的說法是政治謊言。 台灣、台灣人為什麼要「去中國」？不同的提法會導至不同的回應，所謂「橫看成峯側成嶺」；我的老友用「中共不是中國」當論題，他如此問我就如此答；要全面而周詳的解答此一大難題，也是個有待完成的大工程。這段與老友的軼事，是事後追記，有些議論也是事後補全，當時的問答已不能實錄了，特此一併聲明。

侯友宜輸定了 陳長文的另一種「換侯」

【金恒煒】侯友宜輸定了　陳長文的另一種「換侯」 BY 金恒煒2023-07-29 馬英九的御用律師陳長文刻意選在 723 國民黨全代會前一天，於《聯合報》上發表文章，挑戰黨中央「絕不換侯」的誓師　（圖：侯友宜臉書） 馬英九的御用律師陳長文刻意選在 723 國民黨全代會前一天，於《聯合報》上發表文章，挑戰黨中央「絕不換侯」的誓師　（圖：侯友宜臉書） 馬英九的御用律師陳長文刻意選在 723 國民黨全代會前一天，於《聯合報》上發表文章，挑戰黨中央「絕不換侯」的誓師；非出於「惡意」而是「憂患」。深知國民黨日暮途窮了，他就不惜扮演那個揭穿「國王新衣」的小孩，和盤托出殘酷的真相：國民黨憑一黨一人之力，絕無能力完成「政黨輪替」工程，民進黨繼續執政，「一中」去了了，再也沒希望了。 ▌陳長文呼籲　侯友宜發起「政黨輪替大聯盟」 那麼大律師計將安出？就是呼求侯友宜「發起政黨輪替大聯盟」！為了逼進核心，寧下重手抨擊金溥聰「小刀砍不出團結」、抨擊朱立倫「情緒勒索只會讓潛在支持者卻步」。舉起「大聯盟」的大纛，說到底就是遂行「換侯」的「另一種」辦法。 陳長文關心的不是侯友宜贏不贏，也不在意國民黨能不能執政。他認為 2024 大選，侯友宜輸定了。黨國「一中」 也將「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唯一撇步，就是祭出侯友宜項上的人頭，換取「大聯盟」的「籌碼」。律師打官司不求勝而以「庭外委屈和解」的伎倆，求取最小損失，即使違反正義、碾壓當事人於死，也在所不計。 然而，政治不是數學。儘管陳長文拿出民調宣稱：「六成選民希望政黨輪替」，從而得出「政黨輪替也是民心所向」；用一個「也」字其實代表他的心虛。所謂「殷鑑不遠」，「連宋合 」不就是赤裸裸的前車！ ▌藍白合不是 1+1=2　陳長文一廂情願 誠如日本台灣政治觀察者小笠原欣幸所說藍白合「不是單純的『 1+1=2 』」，「大連盟」之不單純更不知過於千百倍。「連宋合 」的權位安排容易；拿到政權，連做四年再換宋，或連做總統、宋當地下總統，一個得虛位一個掌實權，反正大位終究回到黨國之手。結果兩人雙雙敗北。當年連宋合有六成勝算，結果 1+1≠2，只證實政治不是數學。「連宋合」反激起台灣人的反彈，那麼「大聯盟」有什麼達到「政黨輪替」的必然？這是陳大律師一廂情願所犯的錯誤之ㄧ。 其次，陳大律師表示：當前台灣最大的正當性就是「政黨輪替」。此一斷語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照此說法，侯友宜「把自己勝選放在政黨輪替之上」，何錯之有？又怎麼會「失去道德光環」？說到台灣選舉最大的正當性，民主制度與憲法而已；陳大律師難道忘了吃飯的行當嗎？說出見笑的話來。其實陳大律師真正着眼的是「下架民進黨」 ，「下架民進黨」雖是陳長文們「外省族群」的「道德無上命令」，但與道德無關。重點是 ，陳大律師祭出黨國「道德」綁架選舉、綁架侯友宜/國民黨，正凸顯受意識形態操弄下的可憐。 ▌侯友宜民調殿軍　憑甚麼號召柯、郭陪「小三」玩？ 最後回到陳大律師「大戰略」的荒唐可笑。他佈局的着手處，就是在 723 國民黨全代會正式通過提名侯友宜為總統候選人的場合，趁勢公開宣布發起「政黨輪替大聯盟」，邀請公正、有聲望的第三方（如韓國瑜等），舉辦侯、柯、郭「在野大決選」。 有沒有搞錯？國民黨為避免有黨代表突襲換侯，提名流程也從上次韓國瑜 20 分鐘砍成剩 5 分鐘，直接取消提案程序，匆匆一分鐘宣布披袍拜將禮成。連黨員團結都擺不平，哪有能力宣布「政黨輪替大聯盟」？？？ 「大聯盟」遠比「連宋合」的工程複雜、困難多了，幾乎比「不可能任務」還不可能。以陳長文認證的侯友宜「殿軍」地位，有什麼權威號召柯、郭陪「小三」玩？「大聯盟」要達陣的先決條件是，取得各方在權力計算與權位分配的相對或最低滿足，且對象越多，困難度越大；完成「聯盟」協議之前，還不知要經歷幾重公案，到誰正誰副可能是最後一步。以台灣「超級總統制」下，考慮的不只內閣分配，更須考量政黨消長，更不可輕忽區域立委的競爭杆格。 陳長文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是：在國民黨全代會侯友宜宣布成立「大聯盟」，然後到 11 月 20 日總統選舉登記受理第一天前，「透過公正機構進行民調，勝者為正、敗者輔佐」。好處呢，為侯友宜爭取到三個月，讓他「有信心拚第一」，從而鼓勵他宣告「大聯盟」之議，重點在這句話：「政黨輪替比侯友宜一個人的勝利重要」，這才是「詩眼」。 陳長文其實是認定侯友宜輸定了，權衡輕重下，不如利用「換侯」作為「剩餘價值」，國民黨即使輸，至少至少，反共 /反中的民進黨也不能繼續執政。如此而已。 面對外界「郭柯合」的猜測，國民黨團表示樂觀，強調郭台銘過去曾承諾會支持國民黨徵召的總統候選人，相信郭台銘會兌現承諾。／圖：郭台銘臉書 陳長文認證的侯友宜「殿軍」地位，讓「大聯盟」遠比「連宋合」的工程複雜、困難多了，幾乎比「不可能任務」還不可能。／圖：郭台銘臉書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   金恒煒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承陳弱水教授惠寄二〇二二年九月出版（第六十卷第三期）的《思與言》，內收陳著大文〈殷海光與1940、50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殷海光的學思發展，苦於文獻不足，少有人作仔細全盤分疏。陳文深入探討，體大思精，是近年難得的好文章。 拙作《面對獨裁 ──  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即將再版）對殷海光思想僅作概略性分疏，因為探究的是胡適與殷海光在五〇年代的三次諍論，挖掘他們四九年後不同的政治決斷，從而展現胡適與殷海光面對獨裁者蔣介石的兩種態度；對胡、對殷二人的思想發展沒有着墨太多，因非本書的主旨。拜讀陳弱水大文，讓我有機會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陳文深入殷海光一生思想，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為什麼只論列「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而不及其他？因為《面對獨裁》認定青年殷海光「篤信法西斯」，另一方面是三〇、四〇年代的中國知識的集體意識很具殊采，殷海光思想也不脫大時代的影響。我大略鈎勒殷海光一生思想走向如下：「從法西斯、民主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而陳弱水的質疑是：「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那麼問題來了，殷海光到底有沒有「法西斯時期」？（陳弱水用語）有的話，含金量是多少？於是產生了馬克白式的「大哉問」：”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question” 到底有沒有「中國法西斯」？        既然事出於陳弱水論旨，本文尅就陳弱水的觀點來做一些檢討，希望可以廓清此一懸案。他認為：「如果殷的思想真有過『法西斯』時期，不是在1945年展開政治論述生涯之後，只能在此之前。」這話當然不錯。因為希特勒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自殺身亡，殷海光當年沒留下任何褒貶文字，不知其感想如何？既是歷史的空白，不能妄臆；殷或與當年許多人一樣，從此不再「法西斯」，然而還是有文字略留痕跡。與他同樣廁身於自由主義之列的儲安平就不同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自戕、納粹德國投降，儲安平為《中國晨報》撰寫社論，談論此一大事，對希特勒之死抱有惋惜之情，仍認為希特勒是「一代人傑」；儲安平應是特例。陳弱水（以下稱陳文）接著乃下一轉語：「問題是，1940年代前期，殷海光還是西南聯大學生，著作相當少，目前所知的政治評論只有一篇，要評斷他當時思想的性格，恐怕缺少足夠的根據。」在著作相當少的情形下，陳文如何理解一九四〇年代前期的殷海光的思想？這裡且先撮取陳弱水書寫本文的方法學。陳弱水自訂的規則或說原則如下；他說：「我對殷海光的描述，將儘量根據他在各時期的文字，而非自己（按，指殷海光）事後的回憶或他人的印象，除非沒有材料可供使用。」簡單的可表述其研究方法如下：①只依賴殷海光所發表的文字為斷；②日後殷海光的回憶，不算；③他人的印象，不取。他的取捨標準是不是史學考證的必要與唯一？後文將提出商榷。 依陳弱水說法，殷海光年輕時為法西斯之說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一九四〇年代時人的見聞；一個是殷海光自己的回憶。殷海光的回憶，容後再談。陳弱水引用西南聯大同學何兆武的回憶，藉此證成他所說的「他人印象」或「時人見聞 」以做為其「來源」的論述。其實何兆武的回憶毫無證據力：一則何兆武的回憶錄非常晚出，距殷海光辭世已逾半世紀之久；二則在何兆武的回憶文出現之前，學界已藉許多文獻指陳青年殷海光的「法西斯現象」。要之，早先所採用的資料當然不可能包括「何兆武的回憶 」在內。可見一九四〇年代「時人」何兆武的見聞，不會是「殷海光『法西斯』思想」之說的「源頭」；即使何兆武的回憶可以證成此說，並不新鮮。何況「何兆武的回憶 」只是推論，只是一己觀感，在證據法則上，不具有效性。 為什麽說何兆武的回憶，不算？ 陳弱水拿何兆武（1921-2021）」回憶為證，是認為「殷海光在西南聯大有『法西斯』的稱號，在文字上，最清楚的描述來自他西南聯大同學何兆武。」為了論證清楚，我也把陳弱水援引何兆武回憶殷海光的部分，轉錄如下：       人的一生很難說，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個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叫殷福生，哲學系的，當年是大右派，整天罵共產黨，而且在時事討論會上站起來公開地罵。……這在當時校園內是非常罕見的，就我所見到的只有他一個。那時候同學中左派多於右派，自由主義就更多，大多數人對共產黨都有好感，雖然沒有具體的認識和感受，並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認為共產黨為國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團的骨幹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樣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們都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何兆武口述，《向學記》） 殷福生就是殷海光。殷海光一九三七年準備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讀書時七七事變發生；中日戰爭爆發，他只好回鄉。到次年春天，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殷海光乃決定前往昆明，繼續追隨金岳霖讀書。誠如金岳霖所說：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見《金岳霖回憶錄》）何兆武把殷海光歸於「大右派」，這沒問題，有問題的是他指控殷海光「就是法西斯」的理據。他說：當時校園內整天罵共產黨是非常罕見的，連三青團（按，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都很少像殷海光那樣赤裸裸反共，更且校園內「大多數人對共產黨都有好感，認為共產黨為國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所以，「我們都很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何兆武的此一指控僅是情緒性的主觀「認為」，無法「坐實」殷海光就是法西斯。他是用「排除法  」得出結論，先把他認為不可能的因素排除掉，放在政治格局中，再依法西斯反共理論的原則，從而留下那不能排除的「唯一」，據此成案。政治學者Georege H. Sabine表示：「國家社會主義（按，即納粹）的綱領決定了其政治理論，……就本質說，這意味著代表國家利益的國家政府完全控制經濟。因此國家社會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前者試圖限制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後者則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實納粹之反共產黨，早見於希特勒《我的奮鬥》第七章〈同共產黨的鬥爭〉中，他明確指出：「我黨的運動，厥在消滅馬克思主義。」既然法西斯主義視共產主義為天敵，根據法西斯主義把共產主義當死敵的理論，何兆武的推定是這樣的：既然大家對共產黨都有好感，認為共產黨是為國為民的，是真正要民主的，即使國民黨幹部也沒有赤裸裸挑戰；整天罵共產黨，公開罵共產黨，如此反共的，「我所見到的〔有而且〕只有他一個」（按，「有而且只有」是殷海光常用語）；他如何可能不是法西斯！這是站在共產黨立場看殷海光，主觀論定殷海光是「唯一」恨共產黨入骨的的「法西斯」。何兆武的推論當然經不起邏輯檢驗，完全是帶著共產黨眼鏡看問題。所以說「何兆武的指控自不具證據力」。殷海光在聯大時有「法西斯」稱號，其實還有可信的人證與證詞，下文會仔細分疏。何兆武的「印象式」不足為訓。那麼，陳文拿王道、沈醒園的朋友與殷海光「敵我之判」下的互吐口水，一個罵對方「法西斯」，一個罵「第五縱隊」。（原文見沈醒園，〈憶故人，憶斯人〉）不過gossip而已，只能引為談助，不能作為史料。       引子表過，下面嚴肅討論陳文提出的：「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標籤，而且差很遠」的斷語。  核心問題是：到底中國那時候有沒有法西斯主義者或崇拜者？更明確的提問是：有沒有「中國法西斯」？陳文指稱殷海光，「即使在聯大時期，他並不是『十足』的法西斯。」（按，引號為筆者所加，以示重吃緊、重要。）陳弱水說法毫無疑問可以成立。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可能產生「十足」的法西斯主義。陳文拿出殷海光「唯一的『法西斯』作品〈三位一體論〉」（收入《殷海光全集》〔補遺〕）表示，「應該也不能說他是『思想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按，雙括號是筆者所加）毫無疑問此說亦可以成立。原因也很簡單。事實是，中國基本上不能產生嚴格定義下有「思想意義」的法西斯主義，（不代表沒有支持法西斯者）這個論據其實正見於陳弱水提出論證的殷文〈三位一體論〉。殷海光說：「各個人的靈魂是各個人所固有的，絕對不能交換或移置。甲底靈魂不能轉讓與乙，乙底靈魂也不能轉讓與甲。同樣，各國底靈魂也是各國固有的；那是一國特殊的歷史和特殊的環境底產物。……德國有那樣的歷史和環境，所以產生國社主義。」殷海光這番議論的表述，指出中國絕不可能挪用德國的國魂當成中國的國魂；那麼「十足的」國社主義自然不能在中國複製，無論就事實與理論上來說，也完全合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術著作，即使不能說汗牛充棟，確是為數不少。以耶魯大學政治系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與與康乃爾大學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合寫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分析來看，納粹主義是希特勒一人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以種族主義著稱的意識形態；納粹優秀種族理論當然有其來源，是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學、人類學等研究的成就；因為離題太遠，姑不論。隨種族主義而來的就是反猶太主義，這種純「亞利安人」（Aryan)的迷思，碰到現實就會撞牆，眼前的納粹難局是：「優秀種族並沒有愈來愈強大，其地位反而比過去顯然降低，為了彌補這個缺點，納粹黨人極力強調意志與領導，信仰希特勒個人的天才是納粹政治信仰的主要信條：希特勒是不可或缺的領袖，也是唯一的超人。」另一位政治思想學巨擘George H.Sabine蔑視法西斯主義更甚，他宣稱：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意志的國家社會主義甚至根本沒有哲學。依此說，他們非強調「權力意志」（尼采語）與「領袖原則」不可，也就可以瞭然。「權力意志」可見《我的奮鬥》第八章：「強者獨裁便成為最強者」；「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 ）是一九二七年希特勒在納粹黨內拍板確立，他自任黨的「領袖」，1934年8月1日內閣通過〈德國元首法〉，希特勒自任國家元首〔領袖 〕，「領袖原則」遂成為納粹體制的重要基石。種族主義也好，反猶太主義也好，是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也就是殷海光所指出的德國之「國魂」。中國既沒有「種族主義」又沒有孿生的「反猶主義」溫床，如之何可能孳生「十足的」且「思想意義上」的法西斯思想？若果法西斯連哲學思想都付諸闕如的說法成立，又如何掛得上「哲學意義」？所謂「中國法西斯」之備受爭議，就在於其「適用性」上湊不攏，各有各的看法，即使都吹法西斯喇叭，卻奏出不同的曲調。此一現象，柯偉林（William H.Kirby)在《德國與中華民國》中 解釋說：「中國的各種團體和個人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都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但他們的理解卻截然不同。誠然很少人自視為『法西斯主義者』，即使那些自視為法西斯主義者，也不一定就真的成了法西斯主義分子。」又說：「『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對德國國家主義領悟的歷史」。此說不錯。中央大學和中央政治學校講師張其昀在一九三五年寫道：需要作地緣政治學的種族分析，來漢化中國的少數民族，「必須盡快完成中國種族統任務。……」就是要澈底學法西斯的一例。放在這樣的政治思想與脈絡來看，陳文引用殷海光來臺後的回憶文章〈我為何反共？〉，表示「他〔殷海光〕 確認西南聯大時期是某種激烈的右派」，「〔殷海光〕這裡講得主要是『情緒』和『味兒』。」言下之意不過是殷海光情感語言，不能坐實具法西斯思想。殷海光這段話原是這樣說的：        我回想在我反共的這一階段中的許多想法，尤其是情緒，簡直是狂執之情（fanaticism）。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兒太濃厚了。那時我們在校中遇見相好的反共「同志」，動輒伸手行法西斯敬禮，以為笑樂。⋯⋯如果我當時有政治實力，或手握重兵，憑我那時的激越之情，真不知會把國家搞成個什麼樣子，⋯⋯。 如果要拿這段回憶錄當證詞，不可輕忽他所強調的「黑褐色的法西斯」這個句子，那才是重點。誠如上文論述，中國沒有產生法西斯的土壤，柯偉林說：中國人無視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中心內容，即使公開信奉法西斯主義的「楷模」「藍衣社」，最多也只在「思想軌道」上與之接軌。政治思想學者Watkins &.Kramnick也認為，法西斯主義沒有普遍的信念，也沒有提供給人類救贖的承諾；如果說有哲學的話，Sahine認為「也缺乏合理的計算以抵達有限而明確的目標」，最多是「種族的神話」或「哲學的神話」。「法西斯」既無思想，殷海光「情緒」、「味兒」濃得化不開甚至行法西斯敬禮，老實說以中國知識分子心態而言，到此地步，其「味兒」也不能再濃了。 西南聯大與與殷海光思想 殷海光學步「法西斯」有沒有更深層的因素？留下來他在西南聯大時「唯一」的政治評論〈三位一體論〉，正足以提供絕佳的線索。這篇文章發表於歷史系學生李定一與哲學系學生殷福生（海光）共同主編的《民族思想》上，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三月；（見易社強〔John Israel〕，《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刊物打出「民族」旗幟大有深意。一九四一年一月發生新四軍事件，國共三七年發表聯合抗日「共赴國難宣言」的統一陣線（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只剩貌合，團結不過是假象。（柯偉林，頁334）《民族思想》的出刊，正是親國民黨心態的反映。李定一是殷海光聯大戰友兼同志，殷海光說，在聯大時李定一「做過滇緬路上的英雄」，也就是因日軍封鎖海口，通往內陸只有走滇緬公路，「冒翻車的危險，穿過怒江、瀾滄江、惠通橋，帶些日用品，作一本萬利的生意」，李定一曾送一把鈔票給殷海光。（見陳平景，《殷海光傳記》，寫於1966年，後收入陳鼓應編，《春蠶吐絲》)他們的情誼可見不尋常；在志同道合下合作出刊物，應是李定一出資本。李定一的文章有一個前提：國民黨正領導國家與不共戴天之敵進行生死存亡之戰，以新四軍為代表的共產黨蓄意違抗命令，並襲擊戰友；國民黨是中國凝聚力，共產黨則是不穩定因素。有了這些對比，就不能優柔寡斷，更別提中立了。他的攻擊對象是中間派，筆桿子一個也不寬容。殷海光的〈三位一體論〉與李定一唱和；易社強形容《民族思想》裡的文章，「咄咄逼人，堪稱擁護〔國民〕政府的典型」。同樣的，陳弱水對「三位一體論」的論斷與易社強的評斷沒有二致，陳弱水表示殷海光此文：「宣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正當性。」陳文摘引〈三位一體論〉的例句是：「中國國民黨既然經過大的犧牲，付了重大的代價創造了中華民國，而現在又負著保護中華民族生存底重任，那末她之專政，正是『勢有必至，理有故然』的……中國國民黨創造了中華民國，為什麼不能專政？這是歷史的選擇，這是天演定理，不是空想能否定的。」而易社強則援引上文殷海光提出的「國魂」說：「中國想求得生存，就必須珍愛自己的國魂，即三民主義」，「除了國民黨，其他所有黨派『完全是多餘的，或有害的』。」陳、易兩人都點出殷文重點：國民黨專政的必要性。 殷海光拈出的「三合一理論」到底何所指？陳弱水照搬殷海光原文意旨指出是：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易社強則強調是：意識形態、政黨和國家。再細按殷海光〈三位一體論〉  所涵藏的關鍵詞還有：黃帝子孫、中華民國、蔣介石。陳弱水得出有趣的結論是：「這篇文章確實可說具有德國觀念論色彩的法西斯議論，跟他少年以來所走的分析哲學道路很不一樣。」至少，陳弱水承認青年殷海光具有「德國觀念論的法西斯議論」。殷海光的「三合一論」的語法模式與納粹提出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Ein Reicb, Volk,Ein Führer）（引見《法西斯體制研究》）有極強的相似性。或許可以這樣簡化解釋，殷海光打出法西斯招牌賣的是蔣介石這道菜。最關鍵的出發點可能是「民族主義」與「救亡圖存」；這兩個因素是德國戰後造成希特勒橫空出世的背景，也是中國三〇、四〇年代朝野走向德國、學習納粹的動因。 前引哲學家金岳霖晚年所寫回憶錄表示：「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但自己在聯大是「落後分子」。這不是虛言，殷海光在〈憶金岳霖先生〉中說：「金先生在學校裡幾乎絕口不談政治。」且對他說：「我不容易有黨派的偏見。」但很輕視國民黨人。金岳霖在政治上事實是不能歸類；看下面所引《觀察》的報導就可瞭然。西南聯大旣然思想鬥爭激烈，有各種刊物、論壇，可以想像；《民主思想》只是其中思想代表之一。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在〈回憶聯大師範學院及其附校〉中指出，師範學院學生的政治思想派別與聯大其他學院「相差無幾」：可分「左（中國共產黨及其先鋒隊為主）、中（最大一派）、右（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為骨幹）」三派。（見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再 見一例。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王世杰日記：晚上在張群家聚會，參與者有王寵惠、徐叔謨、錢端升、張忠紱、蔣廷黼等，討論歐戰一旦爆發所應採之態度。在座者惟蔣廷黼傾向與德、意妥協；王寵惠無意見。國民黨內都意見都如此分歧，何況聯大？一九四六年《觀察》在抗戰結束刊有關聯大的報導：「聯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没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治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啟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蘭友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有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見《觀察》「通信版」：〈抗战業已結束·時代轉入新頁·西南聯大· 任務完成 ·化整為零〉，載第1卷第6期，1946年。轉引自劉猛，〈周旋於學術和政治間的錢端升先生〉，2018年，「北大法寶 」資料庫）值得注意的是，聯大既有共產黨，何以沒有代表的教授？有名無目、有謎面而沒有謎底，是《觀察》的媒體春秋筆法？還是別有用心？這就回到《觀察》「通訊」記者的出處，基本上都不是專職，儲安平很費心的物色各地記者，也接受投稿；（ 見徐景星，〈我與觀察儲安平〉；轉引自《儲安平傳》）所以比較呈現出的是個人觀察而非《觀察》的觀察；此一報導，雖係「一家言」，至少八九不離十。 聯大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論壇厥推《今日評論》，創辦者是政治系錢端升，此一政論刊物致力於傳播不同的觀點。聯大政治系除系主任張奚若外，全屬國民黨員；錢端升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還有發言紀錄文，可見是中央執行委員。短期在聯大政治系的尚有羅隆基，在《今日評論》上的文章自屬「異端」，終因批評言論被解聘。另一特出的刊物是《戰國策》，由雲南大學林同濟主編，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和尼采專家陳銓全力支持。《戰國策》的作者提倡大政治（Grossepolitik）、力的政治（Realpotic）和英雄崇拜。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國發動閃電戰，英法不堪一擊，英國在敦克爾克大撤退，不到兩月法國投降。《戰國策》於是出現懷疑西方民主國家生存的能力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讚賞。（俱見易社強書）不僅《戰國策》如此，政府中人如朱家驊、孔祥熙、張季鸞等都因此傾向德國、 譏笑英法；王世杰在日記中說他們「淺薄可笑」。（見《王世杰日記》）即使德國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承認汪精衛政府，西方報刊還提到重慶存在一個傾向德國的「納粹陣線」，由官員所領導，主要角色是朱家驊、孔祥熙和俞大維等人。（見柯偉林，頁289）難怪一九四〇年八月，陳源寫信給他《新月》好友」當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這四個月來，國際局面變化多端，是半年前所沒有夢想到的。國內有一部 分人士傾向德國，現在更為明顯。少年政治學者如何永佶、林同濟之流， 在昆明辦有一個刊物，名《戰國策》，提倡「力的政治」，崇拜德國思 想。大部分人的信念，都很動搖。……可是國內的學者，除〔錢〕端升、 〔羅〕努生數人外，恐同我觀點者為數已不多。（見《胡適來往書信 選》，中國中華書局） 羅努生就是羅隆基。羅隆基是民主主義者，理念堅定不移。一九四〇年六月納粹攻佔巴黎，羅隆基在《今日評論》中著文特別強調：法國的陷落不意味著戰爭已經結束也不表明獨裁比民主更優越；他也形同告誡錢端升等人，嘗試通過中央集權來實現民主，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羅隆基承認，國民黨是領導中國渡過當前危機合適的政黨，蔣介石也是合適的領導人。「不過」，他補充說：「國民黨宜於當權，與國民黨宜乎為中國獨存僅存之一黨，應分別而論。」儘管如此，他仍反對共產主義合法化，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容忍一個「蓄養武力、培養革命力量」的政黨。但羅隆基也一針見血的指出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是「形式的統一」，不必貪求去打內戰云云。（見羅隆基，〈國人制裁內戰〉，《益世報》社論，1936年6月9 日）此言不差。郭廷以在《中國近代史綱》的遺著中表示：「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一部分為紅軍所據。⋯⋯」（見郭廷以遺著，《中國近代史綱》) 蔣介石號稱「北伐」成功，不過是「形式的統一」而已。 青年殷海光「法西斯想」舉隅 說青年殷海光「信仰法西斯」或說有「法西斯時期」，不是空穴來風，確有證人證詞。這些陳述人都在不同時期與殷海光有切身的交往，而且他們沒有故意偏袒或有意欺瞞、扭曲的存念，也非出於推論，所以具證據力。歷史學在證據引用上的限制，固然不像法律「傳聞證據」的要求那麼規格化，主要差別在於史學證據的採用，不必如法律證據般經歷兩造司法程序上的攻防。但兩者基本要求的條件則相同；英美法採用判例，傳聞證據只要合乎「必要性及可靠性」（necessity and reliability)，即可依判例程序建立為先例。（參見周叔后，《證據法論》第九章）「必要性及可靠性」也是史學證據的必要條件 ；以此為準，下面列出「可靠」的親聞與親歷且屬「必要」的文字，做青年殷海光思想的見證。         〔證一〕徐復觀在〈對殷海光先生的憶想〉中提到初識殷海光的情形與印象。一九四四年徐復觀在重慶去拜會朋友夏聲（後來成為殷海光的岳父），「遇見身穿又舊又髒的軍服，身材瘦削，見人佷矜持的一位青年」，經過夏先生介紹說是他的「同鄉殷海光先生。從西南聯大參加青年軍，現在剛到重慶來。」徐復觀與他攀談起來，「發現他的語言簡鍊有力，反共的意志很堅強」，「感到他有相當的學養」，「他拿出一篇文章給我，約定以後再見面。」看了他的文章，「挺拔振踔，很合我的脾胃」，以後便時相往來。「他當時的興趣，完全在對共黨理論鬥爭方面，比我激烈得多，根本沒有談到自由民主等問題。」下面這段話就與我們的論旨有關，引述如下：                     我和他開玩笑，「你的樣子和說話神情，倒有點像希特勒」，他當時並         不拒絕這種說法。 「不拒絕」就是「默認」、就是「接受」；這是「實錄」。殷海光把「法西斯」當負面語用，要到一九四五年《光明前之黑暗》發表時，可見希特勒自殺身死，使殷海光擺脫他的「法西斯時期」。徐復觀文章重點還有一個，就是殷海光沒有一句談到「自由民主」；所以我在《面對獨裁》中表列殷海光的思想是「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主義到自由主義」。       〔證二〕與殷海光四度為同事── 《中央日報》、《民族報》、台大與《自由中國》編輯委員── 的許冠三，在殷海光逝世之後的一九六六年，寫了〈我的朋友殷海光〉，說他們在一九四九年結識，相談十分契合。殷海光到《民族報》擔任總主筆，是許冠三推薦的。共事前後半年，殷海光「首次結怨」國民黨的某一派人物，他們聯手對抗，一起敗下陣來，共同撤退；就是說他們有過刻骨銘心的革命感情。八月間兩人先後都進入台大，殷海光到法律系教邏輯，許冠三在校長辦公室，跟校長傅孟真研究中國近代史，他們同時成為《自由中國》編委，又合組了一個火力四射的座談會，結合了二十人左右，是個知識交流及交鋒的場域。現在摘錄與本文有關的一段敘述：        他〔殷海光〕甚至一度迷戀「法西斯」運動，願為「領袖」效忠效死。據       一個聯大朋友告訴我，他曾藏有並熟讀希特勒《我的奮鬥》，中文、英 文、德文三個版本都有。（刊香港《明報》） 這裡提的「領袖」，就是蔣介石。殷海光「篤信法西斯」與「崇拜蔣介石」是一體的兩面，這也不是殷海光一人特殊的「情結」。         至於西南聯大的朋友見告的情資，亦非孤證。在香港寫殷海光傳記的王中江表示：「有一種說法，殷海光在聯大時期，是一位具有法西斯味的典型『右翼』分子。」王中江是一九九五年開始投入殷傳書寫，已經知道「有一種說法」，可見「具有法西斯味的典型」之說，為時甚早。為此，王中江特別走訪殷海光聯大時期同學周禮全。周禮全告訴他，「這種看法不準確，殷海光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 殷海光評傳》）這個答語的重點是「不準確」，而不是否定，也不是說「錯誤」，只是不足以完整呈現殷海光的全貌，也可以解釋成是他具有「法西斯味」的自由主義者；然而，殷海光成為自由主義鬥士，要在《自由中國》時代。（見金恒煒，《面對獨裁》〔卷首〕第四章）把「法西斯味」與「自由主義」都放在殷海光身上，周禮全這個詮釋是以「後見之明」來談殷海光。分析當年知識分子如儲安平、蔣廷黻、錢端升及聯大的多位知識菁英都看得到此一現象。 〔證三〕《自由中國》被封之後，同為編委的夏道平與殷海光失去戰場，只能相濡以沫；在之後的十年當中，他們經常在一塊談學問而情感更深厚。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的展望》出版之前的某一個秋天，他們聯袂到烏來，從上午八時玩到下午五時才回台北。他們談了許多話，其中使夏道平「永不能忘」的是殷海光對他的一段自我剖析。夏道平首先直率提出個人對殷海光的看法：       殷先生心智的努力，確確實實是勤勤懇懇要做到他自己常說理知的自由主義者。可是他有不自覺的內在傾向，卻是更接近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唯理主義。 於是引發了殷海光「可說是『肝膽照人』的談話」，他從家庭環境一路談到在北平受金岳霖、熊十力兩位完全相反而又同極真誠的人格之影響，然後談到西南聯大右派學運的內幕、參加青年軍的熱誠，最後說到在重慶、南京接觸到國民黨某些權勢人物，從而認知到中國的國運。他說殷海光一面講述這些事實，一面用他本行工具──  邏輯── 分析他自己的氣質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結論是他的氣質與思想不契合。殷海光這段剖心的談話，證實也修正了夏道平對他的看法；證實了他是自覺的有接近唯理主義的內在傾向。下面是夏道平對殷海光敬佩的感語：       敬佩他的不只是他有這樣的自知之名，更因為他鍥而不捨地要把自己一個不同傾向氣質陶鑄成理想中的自由主義者。（見夏道平，〈紀念殷海光先生〉，作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因彼時政治空氣嚴峻，回憶文一直無法發表。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才送香港《明報》刊出，後收入《夏道平文集》） 那麼，與「自由主義」不同傾向的思想或氣質是什麼呢？一個是共產主義，殷海光一貫反共，反共是他生平重要的理念；另一個是法西斯主義。那麼他要排拒的是哪個？答案不難推知。但還有一個更強的證據，出於殷海光自己。一九五三年殷海光「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偉大的烏托邦〉一章，（譯註）中有一段話，可以互證：       共產黨徒變成法西斯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變成共產黨徒，只需換換制服變變證章，把手槍改個方向，就行。無論是共產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要變成民主思想者，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根本去掉那套可怕的一黨絕對主義，脫骨換筋，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從〔重〕新作人；拿這個新人作底子，再談新政治。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原載《自由中國》第九卷第六期） 這段夫子自道完全可以補足、補強他對夏道平的自我剖析：要從法西斯者變成自由主義者，不是把手鎗改個方向，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澈底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重新作人。 最後還有一條線索，可以豐富這個探討。殷海光晚年（一九六五—六九）與韋政通有過學術交往。在韋政通和殷海光互動的過程中，有一段紀錄涉及到殷海光思想發展之處。       有一回他〔殷海光〕剛讀完一本討論民主與極權的書，他左手拿著這本書，右手指著書名：「馬克斯一條流，民主一條流，法西斯一條流，不了解這三條大流，就無法重新肯定民主自由。……」（韋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收入《中國自由主義的領港人》） 這不正是在這三條流的衝擊下鑄造殷海光一生的寫照嗎。        〔證四〕殷海光致費正清信中有一段值得引用的說明：           在我非常複雜和令人好奇的職業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對多種社           會政治運動留下了深刻印象──(1)自由主義、左翼主義、右翼主義(2)             我受到舊傳統思潮衝擊；(3)我一直密切接觸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方           向；(4)就像許多中或青年那樣，我佷年輕的時候，除了民主之外，我對           所有主導信條都很狂熱，而後我對所有那些教條都產生了免疫力。 所           以我這人就是令人好奇的東西，是新舊、左右、進步與反動交匯 的記錄者。……（收入《殷海光全集》〔20〕 ） 　　「交匯」二字用得有趣，集於一身的意思。殷海光年輕時，自言除民 主之外，對所有主導教條都很狂熱，當然包括「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在聯大校園非常風行，改宗的人不少，有從自由主義劇轉成支持「法西斯」者，其中變化多端。從西南聯大知識群體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複雜的時代中呈現的曲折心態與變化，殷海光只是一個側面。我有專文書寫中國三〇、四〇年代的知識分子，更能烘托殷海光的思想與時代的關係。

把胡適請下神壇──《面對獨裁》修訂再版後記

把胡適請下神壇──《面對獨裁》修訂再版後記 讚 178 金恆煒 2023年05月24日 07:00:00 分享 : Facebook Line Twitter Copy 《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一輸把胡適（圖左）與殷海光（圖右）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合成圖片） 《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一輸把胡適（圖左）與殷海光（圖右）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合成圖片） 拙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發表會後，包括《自由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網路媒體幾乎不約而同的都使用這個引人矚目的標題來概括；現在已不知道此一「斷語」出自何人之口，或源於哪位記者、編輯所下的標，要之，新聞工作者無論記者或編輯似乎都認可此標題能吸引讀者眼球外，或認為可捉到拙著的殊采；這「一句評」好像也隨之進入讀者的論域中。有朋友告訴我，他與青年學生談到本書，立即的回應是：「哦，那本把胡適請下神壇」的書。可見影響力之一斑。 媒體或評論者不管論列政治、社會、文化等「事件」或作政論、書評、藝評、影評等等都有拈出標籤化的特權，沒有踩不踩到紅線的問題。拿《面對獨裁》中所揭示出的一個「事件」為例。《自由中國》發表〈反攻大陸問題〉，站在國府立場的《聯合報》用小方塊文章杜撰「反攻無望論」一詞來落井下石；老實說，打到了關節了。《自由中國》編委宋文明在四十二年後接受薛化元、潘光哲訪談時回憶說，殷海光文章本意是「要反共抗俄，就得……進行改革。……一天到晚唱反共的口號是沒有希望的。」又說，這也是當時「編輯群都同意的寫法」，並強調：「『反攻無望論』，是別人加的」云云。宋文明的結論正確無誤，但論述較疏略。首先，《自由中國》提出要討論一連串現實問題的編委是戴杜衡，時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九日乃決定總題目為〔今日的問題〕。首篇〈反攻大陸問題〉八月一日刊出，而宋文明則是在四個月後的年底才成為主筆；〔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的發皇、討論及刊佈後的風風雨雨，宋沒有與聞，宋的說法不是權威性的第一手。 其次，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核心議題的「本意」，是透過各種條件的「公算」做出「政治決斷」：「今後若干年內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相當的小。」從而斥責官方「總是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反攻大陸』」，在臺灣的措施都是祭出「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大帽子，「遂得以暢所欲為」。殷海光此一社論之目的在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時就動手〔反攻大陸〕」，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 社論一出，宛如丟出原子彈，爆破蔣介石政治謊言、震垮國府的統治基礎；國府赫斯震怒，也是必然的。至於民主、改革等等本就是《自由中國》一貫的論旨。要之，《聯合報》丟出「反攻無望論」，一時如影隨形，成為刻在雜誌社額頭的印記，揮之不去。有趣的是，我們對人物的月旦比較有成規，比如「《春秋》責備賢者」、「一字之褒容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生為考語，死為壽銘」，比如「蓋棺論定」等等，從史著、史評、文獻到壽聯、輓詩……，不一而足；歷史淹久、內容豐贍，一路下來自成傳統。這樣的大課題，在此不能討論。但對事件「標籤式的簡約」，很可能犯了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蠻橫的事實」（brute facticity），簡單的說，讀者被「事實性」拘限後， 這種拘限就會超越史實。（見氏著《批評正典結構與語言》，第六章，時報出版）我的書是探討胡適與殷海光的三次諍論，媒體特別聚焦於胡適，當然是因為胡適宛如《封神榜》中的「通天教主」，不僅一九四九年前胡適是學術、文化、思想、史學甚至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四八年後即使長居美國，但「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行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卻隨時可以看見他一張笑臉。」這是當年在媒體界工作的方塊作家王鼎鈞親身見聞，紀實也。（見氏著《文學江湖》，爾雅）無論如何，胡適都是眾望的核心，不僅在台灣，中國也是。五○年代毛澤東發動「批胡運動」，胡被鬥臭、鬥垮，八○年代胡適重返視野，又站在歷史的前台。（見邵建，《二十世紀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序〉）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本「胡適傳」，初版於一九八六年，白吉庵著。重點是，胡適身前身後都動見觀瞻，難怪拙著主角兩人：胡適與殷海光，大家反而偏重在胡適。胡適是顯學，寫他的人很多，本書寫作初心，與其說是胡適毋寧說對殷海光更有興趣，卻因胡適光芒太盛、地位太隆、影響太大，大家把焦點放在胡適身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寫這本書致力於抖落有意、無意的隱藏、粉飾，尋覓失去的環節，將不為人知的空隙填補起來，把真實還諸歷史。 我們這一輩的文史工作者，無論在哪個領域，多少都受到胡適的影響，至於殷海光，端看每個人的興趣、偏好及造化。在沒有寫這本書前，我對胡、殷兩人沒有畸輕畸重的成見，他們的書我大都讀過；因為是不同的知識分子，不能像買東西一樣，哪個比哪個好。寫完全書，史實浮現，這是我與到手資料搏鬥的成果；我固然沒有魯迅那樣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但長遠積累的政治觀察及寫政論的經驗，多少能在字裡行間窺見權力、抗爭、和諧、容忍與屈膝……之間的張力，探究事件底下的刀光劍影。我寫胡、殷二人確實心中不存褒貶，沒有「美刺」，只透過爬梳、鑽研從而呈現事件的「本末」，如此而已。於胡於殷，無關我的好惡，乃援引周棄子〈憶雷儆寰〉的〈本事〉：「我於時賢無美刺，直把本事入詩篇。」作為自況。周棄子與胡適形同敵國，原因很簡單，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等，是周棄子寄命的古典詩之天敵。周棄子與胡適路數衝撞，氣味不投；周棄子即使居古典詩的冠軍，與胡適毫不相干，自然談不上欣賞與否。一九五七年梁實秋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雷震邀周棄子署名，周悍然拒絕。胡適力薦姜貴的《旋風》，評價比張愛玲小說高，希望《自由中國》連載，雷震交給周棄子審閱，周寫了壞評，發表在《自由中國》上。（書評收入氏著《未埋庵短書》）《自由中國》決定割愛，周棄子打敗了胡適。周棄子與雷震交好，雷案發生，周棄子賦〈感事〉詩給于右任，寄望以于的黨國聲望能伸出援手救雷震於羅網，不果。「雷案」判刑後他又寫下〈本事〉（後改題為〈憶雷儆寰〉），千古絕唱。我在《面對獨裁》中特作一篇短文闡釋兩詩，放在附錄。重點是，周棄子一向重雷貶胡， 很難「無」美刺，所以周原詩用「忘」美刺，表示就事論事、不計成見，客觀評騭原委。 我年輕時代的學風籠罩在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風下；其實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一九五七年香港的《祖國周刊》連續幾個月探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參予的有何浩若、李璜、陳伯莊、殷海光、許冠三、陳綏民等人，（見劉家璧，〈討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我見〉，載《自由中國》十八卷第十期，一九五八年十ㄧ月十日），而且此一討論時至今日也沒有偃旗息鼓，仍是焦點。 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圖片取自胡適紀念館官網） 以「大膽假設」發而為文的篇什文獻雖不能用「充汗牛之棟」，（按，這是借用章士釗用語，魯迅譏之為不通。）來形容， 但所在皆有。以「大膽假設」論述最引發我興趣之一的是佛洛伊德一九三七年發表他的最後著作《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他的驚人「假設」：猶太人是摩西創造的，摩西是埃及貴族，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這與韋伯認定的一樣）摩西帶著一群受埃及王迫害的猶太奴隸逃離埃及，傳播了全新的一神教。此說經緯繁複，不能詳引，有興趣的讀者可讀原書。余英時在〈《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討論的是「假設」的問題，他的「大哉問」：佛洛伊德為什麼要建構這樣一個「大膽假設」？他回答說：「根據當時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舊約》中的宗教心理現象，只有通過這一『假設』才能講得通。」結論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假設』無論怎樣大膽，多少總有某些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決不是研究者一時『心血來潮』便可以建立起來的。」寫《佛洛伊德傳》（“FREUD：A life for OurTime”,Penguin Boobs Canada 1988）的彼得‧蓋伊（Peter Gay）揭開了謎底。佛洛伊德晚年寫摩西，與他的猶太人認同有關，他告訴摯友莎樂美說，摩西這個人物縈繞在他心頭已經一輩子了，他曾把榮格（Corl Guslav Jung）比做約書亞，把自己比做摩西；所以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據蓋伊的考證，一九○一年佛洛伊德第一次見到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就深深着迷，一直想要解開「摩西像」的謎團，每一次到羅馬，一定要去看「摩西像」。一九一三年九月裡有三個星期，他每天都會站在這尊雕像前，研究、打量、臨摹，到一九一四年才用匿名發表〈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一九三○年摩西又回到他心頭，開始寫《摩西與一神教》；其中重要的關鍵出於「外部因素」—納粹興起，新的迫害到來。他要解決的問題是，「猶太人怎麼會成為猶太人，為什麼他們要把亙古的恨加到自己身上。」（詳見氏著第七章、第十二章；台灣有漢譯本，譯者梁永安等，土緒出版）佛洛伊德此一歷史書寫正如社會學者曼漢（Karl Mannheim）所指出：「除了自然科學外，一切知識無一不受『境況制約』（situationally conditioned）。」從而揭示出「假設」背後潛藏的動因，他說：「現代的知識論（與「自由主義」所謂客觀而無偏見的真理說相反）⋯⋯必須從一個假設出發，即假設具有一些思想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設想有一種獨立於種種價值與主體之外，且與社會脈絡無關的絕對真理。」（轉引自 Franklin L. 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deas 1600-1950：譯文見李日章，唯李譯書名作《西方近代思想史》，聯經）。行筆到這裡，或許有兩點可以回應為本書寫「再版序」的周樑楷文章：一則，他引用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而讓佛洛伊德沉迷的也出於米開朗基羅手筆；二是他的「大哉問」，他說：「恒煒是否有自己的『大衛』和『沉思者』？」「是不是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都在自問『我是誰？』『台灣是誰？』『台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樑楷揭櫫幽深「歷史思維」的更深層次，正可以與上引曼漢之說呼應。 拙作是不是像替我寫「推薦序」的王汎森私下所問：「會不會把胡適貶得太低？」藉此說一個軼事。大約因為二○一五年六月我在《文史臺灣學報》披露了〈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按，即本書〔上篇〕初稿〕）二○一六年十二月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於是邀請我參加一個討論知識分子的研討會，主題是〔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與抉擇〕；那時全書還沒殺青， 自然尚未出版，我抽出一小節當宣讀論文，就是揭示殷海光係〈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影武者，題目是〈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緒）〉，這是獨到的揭示。輪我宣讀時，我說論文已在各位手中，等下反正有評論者，我趁此機會談另一題目；既然是「胡適紀念館」主辦， 我就說說胡適與蔣介石關係，談胡適反對蔣違憲三連任卻在國大投票時投同意票的過程，事後雷震很不滿，說了重話，表示「心中難過。」又批評胡適：「有點投機取巧。」在場的與會者多人起來反駁，我拿出警總檔案證明，他們仍然質疑，最後我說： 「不要小看國民黨的特務，他們不是吃素的。」又說，我的書快要出版了，胡適與蔣的深層關係，會有完整細表。這個經驗，更證實胡適墓木已拱，頭上的光輝依然灼灼逼人。難怪出版四大冊「胡適傳」的江勇振會憤忿不平的抱怨：「台灣學界沒有一篇書評。」 野馬跑遠了，現在拉回來。正如前文所述，我寫胡、殷辯論的三次「公案」，心中沒有「假設」，沒有誰軒誰輊、褒誰貶誰的任何設想。與殷海光在《中央日報》、《民族報》（《聯合報》前身） 台大、《自由中國》四度同事也是他死忠摯友的許冠三，在《史學與史學方法》中說：「假設的影響是貫串整個史學致知過程的。事實上，離開假設，史學致知根本無從着手，非借重假設之助，史學家實無從決定重建的對象，也不知去何處蒐集資料，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當然更談不上。」（見氏著上書，萬年青書店， 一九七一年）許冠三的論點當然成立，只是我寫此書的「進路」（apporoach）不同，我不從「假設」出發，引發我好奇的是「問題性」，是從「問題」切入；我認為先要有「問題意識」，才有「尋章摘句」當「老雕蟲」的價值。我受益於史學訓練和長期政治觀察的媒體本業，遊刃於歷史學、政治學、法學與政論之間， 我寫政論得力於學思訓練，我寫歷史則受政論的助益，換句話說，這是「雙重作用」下的催化結果。不管讀歷史、看政治，我總要窺探表象下的刀光劍影，把捉幽闇的那些眉眉角角，所以我能夠察出「事實」之間的緊張關係，或有人（是吳密察罷）用 insight 來形容，也恰當。 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目的在於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圖片摘自網路） 最後做一點聲明。《面對獨裁》初版發行於二○一七年十月，二○二○年即售罄。樑楷說：「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我沒有出過學術書，暢不暢銷，是不是「奇蹟」？非我所知。因為書寫完後，怕舊疾復發，沒有一再檢視，急於出版，以了我的此一「大事因緣」；引文、錯字沒有如對「讎人」般的芟夷一空，藉再版機會， 可以彌補前愆。但我雅不喜歡做純校對等技術性工作，增刪、校正一再遷延，再加上中間寫了好幾篇長文，又作了八萬字的小書《是「死記」也是「死記」》（收入與文翊合寫的《胰臟癌探戈》）； 《胰臟癌探戈》出版後，才回頭董理舊作。幸有老友楊誠及廖為民先後細心校正，又幸而在修訂本作二校時，意外收到文翊臉友蔣茉春寄來的更正表格，落落長的六、七十個，不是仔細校讀不會有此成績；有這樣的讀者，當然是作者最大的驕傲與感激。 修訂本主要是訂正錯、訛字，此外，「註」的部份雖有略做修正，但無法一一檢視。再版本如果還有魚魯亥豕或引註失誤， 責任全由作者承擔。固然細節上每篇都略有增刪補隙，彌補初版時的疏忽。篇幅修改較多。刪補較大的屬〔下篇〕，期望讀者諸君諒詧。 這個後記可以用區區字數略作「等因奉此」的交待即可，因「修訂再版」〈序〉出自周樑楷，就商樑楷，他建議短寫不如長寫。才有了這篇囉囉唆唆的「後記」。 〈後記〉附言 在《面對獨裁》再版的修訂與出版社安排送廠印刷之間，陳弱水發表〈殷海光與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刊於二○二二年九月出版的《思與言》上，他斷言：「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這與我在本書上所分疏的青年殷海光思惟明顯迥異，遂引發我追索並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爬疏之餘，草成〈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做為本書附錄，藉此就正博雅君子。 此文雖然與《面對獨裁》的本旨不那麼合轍，但也非無關， 可以當「卷首」第四章〈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的補充，或也可看成是「再版」本的增補。為寫殷海光，我檢閱了三○年代中國政治的與知識分子的糾纏關係，多有所發現。青年殷海光問題只是其中一篇，希望來日可以陸續發表，或可以集結成書。 囉嗦之餘，再囉嗦幾句，是為「附言」。

飄然思不群 ── 懷憶辜寬敏先生

辜寬敏先生的追悼會上備有「留言簿」，我受邀留言，匆匆寫下兩句：「卅年交情，歷歷在目；一朝大去，永懷謦欬」。為台灣打拼的路上，辜先生的身影永遠矗立於眼前，漫漫長路一路走來，辜先生不只沒有缺席過，也沒有止歇過，他一直在我們之中、之間、之前、之後，沒有了辜先生的台灣會很寂寥。「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確有不堪回首的感傷 。「台灣獨立」是辜先生一生的「召喚」（Calling），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認為他的幸運是「人生中能有一個終極目標」，為之生為之死，那是他的「人生美學」。 辜先生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他獨立特出的人格，他從事台獨工作，當然是在政治場域，但他是「另類」的政治人：他沒有獵取政治位置的野心，沒有參選過公職，沒有為個人積累過資本，也沒有組黨的念頭。我記得有一位朋友，認為辜老要真正幫助台獨運動，應當在民進黨內建構一支獨派隊伍，也就是成立一個旗幟鮮明的獨派，不讓唯權力是問的派系獨佔鰲頭；這位朋友是不折不扣的獨派，學識、能力雙兼，有行政經歷而且了解民進黨生態；以辜先生財力，要完成此一政治工程，反掌折枝般容易，說真的，從政治角度看，確是好的進路。但是辜先生沒有答應。我得知前後原委後，沒有問過他的考量所在。 仔細想想，這不正是辜先生的「政治美學」嗎！他不在意世俗的權力，不為權力而追逐權力，他有經商致富的能力，他也不把金錢看在眼中，不為金錢而追逐金錢，他銘記在心的是他父親的臨終庭訓：「我的錢不是給你們用來奢華的，如果有機會，你們還是要還給台灣人。」他晚年在口述回憶錄中表示：「我不斷思索我能做什麽，該做什麽？只要對國家人民有幫助的，我就盡自己力量去做。協助經濟發展、辦雜誌、投入各種政治活動、向美國嗆聲、籌組智庫、到民間走透透等等。一直到現在，我沒有ㄧ天不由自主地心繫著台灣政治和社會。」短短幾句話，卻是他一生懸命的過程；沒有誇大、沒有虛飾，所有認識辜先生的人都可以見證。 在他回憶錄發表的新書會，我也榮幸說了幾句話，詳細內容已不復記憶，但我記得拿柏林（Isaiah Berlin）所引並詮釋作家的兩種性格，一個是狐貍型的到處打洞，一個是刺蝟型的只一個洞鑽到底，或說前者變化多端、後者一條路跑到底，辜先生則多智如狐狸、專一如刺蝟；他入於政治又出於政治。兼狐狸、刺蝟於一身。 那他是怎樣的人物？我是學歷史的人，同時我也觀察政治，像辜先生這樣的政治上的非政治性人物，不是沒有卻很少。如果一定要放在「人物誌」中，他可說是政治上的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是很難定義的，要建立完整概念的浪漫主義，很多飽學之士都從事過，但沒法得到滿意的結論。我說辜先生是浪漫主義者，是指他不受方圓的拘束，不走既定路線，高懸理想，不計成敗，越挫越勇，但目標明確，比如他有些出人意表的舉動，或許不被「同志」見諒於一時，他的孤心與見識，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回憶錄中，他敘述離開「獨盟」，決定回台灣定居，他向「人生導師」平澤和重道別。平澤問他回去台灣要做什麼？他說：「回去要做天下浪人。」平澤回答他說：「你若是做一般的素浪人，那就不講了，但是你說要做天下浪人，那是比什麼都困難。」因為「做普通的浪人，沒有人會對你有期待，整個社會對你會視而不見，但做一個天下浪人，沒有錢、沒有權利也沒有地位，卻要做到整個社會尊敬你，那是比什麼都困難的事。」辜先生認為平澤和重一言中的，所謂「天下浪人」，就是為了國家社會的未來，到處奔走，卻沒有職位薪水的人，就日本話來講即是「國士」；用新渡戶稻造的話來說則是「武士道精神」，是「非經濟性的思想與觀點」。 辜先生特別提出這段對話，其實是驕傲的回應當年「人生導師」 的豪語，他做到了。所以我說辜先生滿溢浪漫精神，屬浪漫主義者。我想起杜甫稱美李白的詩句曰：「飄然思不群」，很能形容辜先生的浪漫不羈，他的形象將會如是鏤刻在他鍾愛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