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

把胡適請下神壇──《面對獨裁》修訂再版後記

把胡適請下神壇──《面對獨裁》修訂再版後記 讚 178 金恆煒 2023年05月24日 07:00:00 分享 : Facebook Line Twitter Copy 《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一輸把胡適(圖左)與殷海光(圖右)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合成圖片) 《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一輸把胡適(圖左)與殷海光(圖右)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合成圖片) 拙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發表會後,包括《自由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網路媒體幾乎不約而同的都使用這個引人矚目的標題來概括;現在已不知道此一「斷語」出自何人之口,或源於哪位記者、編輯所下的標,要之,新聞工作者無論記者或編輯似乎都認可此標題能吸引讀者眼球外,或認為可捉到拙著的殊采;這「一句評」好像也隨之進入讀者的論域中。有朋友告訴我,他與青年學生談到本書,立即的回應是:「哦,那本把胡適請下神壇」的書。可見影響力之一斑。 媒體或評論者不管論列政治、社會、文化等「事件」或作政論、書評、藝評、影評等等都有拈出標籤化的特權,沒有踩不踩到紅線的問題。拿《面對獨裁》中所揭示出的一個「事件」為例。《自由中國》發表〈反攻大陸問題〉,站在國府立場的《聯合報》用小方塊文章杜撰「反攻無望論」一詞來落井下石;老實說,打到了關節了。《自由中國》編委宋文明在四十二年後接受薛化元、潘光哲訪談時回憶說,殷海光文章本意是「要反共抗俄,就得……進行改革。……一天到晚唱反共的口號是沒有希望的。」又說,這也是當時「編輯群都同意的寫法」,並強調:「『反攻無望論』,是別人加的」云云。宋文明的結論正確無誤,但論述較疏略。首先,《自由中國》提出要討論一連串現實問題的編委是戴杜衡,時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九日乃決定總題目為〔今日的問題〕。首篇〈反攻大陸問題〉八月一日刊出,而宋文明則是在四個月後的年底才成為主筆;〔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的發皇、討論及刊佈後的風風雨雨,宋沒有與聞,宋的說法不是權威性的第一手。 其次,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核心議題的「本意」,是透過各種條件的「公算」做出「政治決斷」:「今後若干年內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相當的小。」從而斥責官方「總是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反攻大陸』」,在臺灣的措施都是祭出「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大帽子,「遂得以暢所欲為」。殷海光此一社論之目的在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時就動手〔反攻大陸〕」,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 社論一出,宛如丟出原子彈,爆破蔣介石政治謊言、震垮國府的統治基礎;國府赫斯震怒,也是必然的。至於民主、改革等等本就是《自由中國》一貫的論旨。要之,《聯合報》丟出「反攻無望論」,一時如影隨形,成為刻在雜誌社額頭的印記,揮之不去。有趣的是,我們對人物的月旦比較有成規,比如「《春秋》責備賢者」、「一字之褒容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生為考語,死為壽銘」,比如「蓋棺論定」等等,從史著、史評、文獻到壽聯、輓詩……,不一而足;歷史淹久、內容豐贍,一路下來自成傳統。這樣的大課題,在此不能討論。但對事件「標籤式的簡約」,很可能犯了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蠻橫的事實」(brute facticity),簡單的說,讀者被「事實性」拘限後, 這種拘限就會超越史實。(見氏著《批評正典結構與語言》,第六章,時報出版)我的書是探討胡適與殷海光的三次諍論,媒體特別聚焦於胡適,當然是因為胡適宛如《封神榜》中的「通天教主」,不僅一九四九年前胡適是學術、文化、思想、史學甚至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四八年後即使長居美國,但「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行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卻隨時可以看見他一張笑臉。」這是當年在媒體界工作的方塊作家王鼎鈞親身見聞,紀實也。(見氏著《文學江湖》,爾雅)無論如何,胡適都是眾望的核心,不僅在台灣,中國也是。五○年代毛澤東發動「批胡運動」,胡被鬥臭、鬥垮,八○年代胡適重返視野,又站在歷史的前台。(見邵建,《二十世紀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序〉)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本「胡適傳」,初版於一九八六年,白吉庵著。重點是,胡適身前身後都動見觀瞻,難怪拙著主角兩人:胡適與殷海光,大家反而偏重在胡適。胡適是顯學,寫他的人很多,本書寫作初心,與其說是胡適毋寧說對殷海光更有興趣,卻因胡適光芒太盛、地位太隆、影響太大,大家把焦點放在胡適身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寫這本書致力於抖落有意、無意的隱藏、粉飾,尋覓失去的環節,將不為人知的空隙填補起來,把真實還諸歷史。 我們這一輩的文史工作者,無論在哪個領域,多少都受到胡適的影響,至於殷海光,端看每個人的興趣、偏好及造化。在沒有寫這本書前,我對胡、殷兩人沒有畸輕畸重的成見,他們的書我大都讀過;因為是不同的知識分子,不能像買東西一樣,哪個比哪個好。寫完全書,史實浮現,這是我與到手資料搏鬥的成果;我固然沒有魯迅那樣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但長遠積累的政治觀察及寫政論的經驗,多少能在字裡行間窺見權力、抗爭、和諧、容忍與屈膝……之間的張力,探究事件底下的刀光劍影。我寫胡、殷二人確實心中不存褒貶,沒有「美刺」,只透過爬梳、鑽研從而呈現事件的「本末」,如此而已。於胡於殷,無關我的好惡,乃援引周棄子〈憶雷儆寰〉的〈本事〉:「我於時賢無美刺,直把本事入詩篇。」作為自況。周棄子與胡適形同敵國,原因很簡單,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等,是周棄子寄命的古典詩之天敵。周棄子與胡適路數衝撞,氣味不投;周棄子即使居古典詩的冠軍,與胡適毫不相干,自然談不上欣賞與否。一九五七年梁實秋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雷震邀周棄子署名,周悍然拒絕。胡適力薦姜貴的《旋風》,評價比張愛玲小說高,希望《自由中國》連載,雷震交給周棄子審閱,周寫了壞評,發表在《自由中國》上。(書評收入氏著《未埋庵短書》)《自由中國》決定割愛,周棄子打敗了胡適。周棄子與雷震交好,雷案發生,周棄子賦〈感事〉詩給于右任,寄望以于的黨國聲望能伸出援手救雷震於羅網,不果。「雷案」判刑後他又寫下〈本事〉(後改題為〈憶雷儆寰〉),千古絕唱。我在《面對獨裁》中特作一篇短文闡釋兩詩,放在附錄。重點是,周棄子一向重雷貶胡, 很難「無」美刺,所以周原詩用「忘」美刺,表示就事論事、不計成見,客觀評騭原委。 我年輕時代的學風籠罩在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風下;其實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一九五七年香港的《祖國周刊》連續幾個月探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參予的有何浩若、李璜、陳伯莊、殷海光、許冠三、陳綏民等人,(見劉家璧,〈討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我見〉,載《自由中國》十八卷第十期,一九五八年十ㄧ月十日),而且此一討論時至今日也沒有偃旗息鼓,仍是焦點。 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圖片取自胡適紀念館官網) 以「大膽假設」發而為文的篇什文獻雖不能用「充汗牛之棟」,(按,這是借用章士釗用語,魯迅譏之為不通。)來形容, 但所在皆有。以「大膽假設」論述最引發我興趣之一的是佛洛伊德一九三七年發表他的最後著作《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他的驚人「假設」:猶太人是摩西創造的,摩西是埃及貴族,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這與韋伯認定的一樣)摩西帶著一群受埃及王迫害的猶太奴隸逃離埃及,傳播了全新的一神教。此說經緯繁複,不能詳引,有興趣的讀者可讀原書。余英時在〈《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討論的是「假設」的問題,他的「大哉問」:佛洛伊德為什麼要建構這樣一個「大膽假設」?他回答說:「根據當時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舊約》中的宗教心理現象,只有通過這一『假設』才能講得通。」結論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假設』無論怎樣大膽,多少總有某些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決不是研究者一時『心血來潮』便可以建立起來的。」寫《佛洛伊德傳》(“FREUD:A life for OurTime”,Penguin Boobs Canada 1988)的彼得‧蓋伊(Peter Gay)揭開了謎底。佛洛伊德晚年寫摩西,與他的猶太人認同有關,他告訴摯友莎樂美說,摩西這個人物縈繞在他心頭已經一輩子了,他曾把榮格(Corl Guslav Jung)比做約書亞,把自己比做摩西;所以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據蓋伊的考證,一九○一年佛洛伊德第一次見到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就深深着迷,一直想要解開「摩西像」的謎團,每一次到羅馬,一定要去看「摩西像」。一九一三年九月裡有三個星期,他每天都會站在這尊雕像前,研究、打量、臨摹,到一九一四年才用匿名發表〈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一九三○年摩西又回到他心頭,開始寫《摩西與一神教》;其中重要的關鍵出於「外部因素」—納粹興起,新的迫害到來。他要解決的問題是,「猶太人怎麼會成為猶太人,為什麼他們要把亙古的恨加到自己身上。」(詳見氏著第七章、第十二章;台灣有漢譯本,譯者梁永安等,土緒出版)佛洛伊德此一歷史書寫正如社會學者曼漢(Karl Mannheim)所指出:「除了自然科學外,一切知識無一不受『境況制約』(situationally conditioned)。」從而揭示出「假設」背後潛藏的動因,他說:「現代的知識論(與「自由主義」所謂客觀而無偏見的真理說相反)⋯⋯必須從一個假設出發,即假設具有一些思想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設想有一種獨立於種種價值與主體之外,且與社會脈絡無關的絕對真理。」(轉引自 Franklin L. 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deas 1600-1950:譯文見李日章,唯李譯書名作《西方近代思想史》,聯經)。行筆到這裡,或許有兩點可以回應為本書寫「再版序」的周樑楷文章:一則,他引用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而讓佛洛伊德沉迷的也出於米開朗基羅手筆;二是他的「大哉問」,他說:「恒煒是否有自己的『大衛』和『沉思者』?」「是不是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都在自問『我是誰?』『台灣是誰?』『台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樑楷揭櫫幽深「歷史思維」的更深層次,正可以與上引曼漢之說呼應。 拙作是不是像替我寫「推薦序」的王汎森私下所問:「會不會把胡適貶得太低?」藉此說一個軼事。大約因為二○一五年六月我在《文史臺灣學報》披露了〈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按,即本書〔上篇〕初稿〕)二○一六年十二月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於是邀請我參加一個討論知識分子的研討會,主題是〔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與抉擇〕;那時全書還沒殺青, 自然尚未出版,我抽出一小節當宣讀論文,就是揭示殷海光係〈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影武者,題目是〈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緒)〉,這是獨到的揭示。輪我宣讀時,我說論文已在各位手中,等下反正有評論者,我趁此機會談另一題目;既然是「胡適紀念館」主辦, 我就說說胡適與蔣介石關係,談胡適反對蔣違憲三連任卻在國大投票時投同意票的過程,事後雷震很不滿,說了重話,表示「心中難過。」又批評胡適:「有點投機取巧。」在場的與會者多人起來反駁,我拿出警總檔案證明,他們仍然質疑,最後我說: 「不要小看國民黨的特務,他們不是吃素的。」又說,我的書快要出版了,胡適與蔣的深層關係,會有完整細表。這個經驗,更證實胡適墓木已拱,頭上的光輝依然灼灼逼人。難怪出版四大冊「胡適傳」的江勇振會憤忿不平的抱怨:「台灣學界沒有一篇書評。」 野馬跑遠了,現在拉回來。正如前文所述,我寫胡、殷辯論的三次「公案」,心中沒有「假設」,沒有誰軒誰輊、褒誰貶誰的任何設想。與殷海光在《中央日報》、《民族報》(《聯合報》前身) 台大、《自由中國》四度同事也是他死忠摯友的許冠三,在《史學與史學方法》中說:「假設的影響是貫串整個史學致知過程的。事實上,離開假設,史學致知根本無從着手,非借重假設之助,史學家實無從決定重建的對象,也不知去何處蒐集資料,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當然更談不上。」(見氏著上書,萬年青書店, 一九七一年)許冠三的論點當然成立,只是我寫此書的「進路」(apporoach)不同,我不從「假設」出發,引發我好奇的是「問題性」,是從「問題」切入;我認為先要有「問題意識」,才有「尋章摘句」當「老雕蟲」的價值。我受益於史學訓練和長期政治觀察的媒體本業,遊刃於歷史學、政治學、法學與政論之間, 我寫政論得力於學思訓練,我寫歷史則受政論的助益,換句話說,這是「雙重作用」下的催化結果。不管讀歷史、看政治,我總要窺探表象下的刀光劍影,把捉幽闇的那些眉眉角角,所以我能夠察出「事實」之間的緊張關係,或有人(是吳密察罷)用 insight 來形容,也恰當。 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目的在於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圖片摘自網路) 最後做一點聲明。《面對獨裁》初版發行於二○一七年十月,二○二○年即售罄。樑楷說:「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我沒有出過學術書,暢不暢銷,是不是「奇蹟」?非我所知。因為書寫完後,怕舊疾復發,沒有一再檢視,急於出版,以了我的此一「大事因緣」;引文、錯字沒有如對「讎人」般的芟夷一空,藉再版機會, 可以彌補前愆。但我雅不喜歡做純校對等技術性工作,增刪、校正一再遷延,再加上中間寫了好幾篇長文,又作了八萬字的小書《是「死記」也是「死記」》(收入與文翊合寫的《胰臟癌探戈》); 《胰臟癌探戈》出版後,才回頭董理舊作。幸有老友楊誠及廖為民先後細心校正,又幸而在修訂本作二校時,意外收到文翊臉友蔣茉春寄來的更正表格,落落長的六、七十個,不是仔細校讀不會有此成績;有這樣的讀者,當然是作者最大的驕傲與感激。 修訂本主要是訂正錯、訛字,此外,「註」的部份雖有略做修正,但無法一一檢視。再版本如果還有魚魯亥豕或引註失誤, 責任全由作者承擔。固然細節上每篇都略有增刪補隙,彌補初版時的疏忽。篇幅修改較多。刪補較大的屬〔下篇〕,期望讀者諸君諒詧。 這個後記可以用區區字數略作「等因奉此」的交待即可,因「修訂再版」〈序〉出自周樑楷,就商樑楷,他建議短寫不如長寫。才有了這篇囉囉唆唆的「後記」。 〈後記〉附言 在《面對獨裁》再版的修訂與出版社安排送廠印刷之間,陳弱水發表〈殷海光與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刊於二○二二年九月出版的《思與言》上,他斷言:「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這與我在本書上所分疏的青年殷海光思惟明顯迥異,遂引發我追索並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爬疏之餘,草成〈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做為本書附錄,藉此就正博雅君子。 此文雖然與《面對獨裁》的本旨不那麼合轍,但也非無關, 可以當「卷首」第四章〈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的補充,或也可看成是「再版」本的增補。為寫殷海光,我檢閱了三○年代中國政治的與知識分子的糾纏關係,多有所發現。青年殷海光問題只是其中一篇,希望來日可以陸續發表,或可以集結成書。 囉嗦之餘,再囉嗦幾句,是為「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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