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   金恒煒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承陳弱水教授惠寄二〇二二年九月出版（第六十卷第三期）的《思與言》，內收陳著大文〈殷海光與1940、50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殷海光的學思發展，苦於文獻不足，少有人作仔細全盤分疏。陳文深入探討，體大思精，是近年難得的好文章。 拙作《面對獨裁 ──  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即將再版）對殷海光思想僅作概略性分疏，因為探究的是胡適與殷海光在五〇年代的三次諍論，挖掘他們四九年後不同的政治決斷，從而展現胡適與殷海光面對獨裁者蔣介石的兩種態度；對胡、對殷二人的思想發展沒有着墨太多，因非本書的主旨。拜讀陳弱水大文，讓我有機會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陳文深入殷海光一生思想，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為什麼只論列「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而不及其他？因為《面對獨裁》認定青年殷海光「篤信法西斯」，另一方面是三〇、四〇年代的中國知識的集體意識很具殊采，殷海光思想也不脫大時代的影響。我大略鈎勒殷海光一生思想走向如下：「從法西斯、民主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而陳弱水的質疑是：「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那麼問題來了，殷海光到底有沒有「法西斯時期」？（陳弱水用語）有的話，含金量是多少？於是產生了馬克白式的「大哉問」：”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question” 到底有沒有「中國法西斯」？        既然事出於陳弱水論旨，本文尅就陳弱水的觀點來做一些檢討，希望可以廓清此一懸案。他認為：「如果殷的思想真有過『法西斯』時期，不是在1945年展開政治論述生涯之後，只能在此之前。」這話當然不錯。因為希特勒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自殺身亡，殷海光當年沒留下任何褒貶文字，不知其感想如何？既是歷史的空白，不能妄臆；殷或與當年許多人一樣，從此不再「法西斯」，然而還是有文字略留痕跡。與他同樣廁身於自由主義之列的儲安平就不同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自戕、納粹德國投降，儲安平為《中國晨報》撰寫社論，談論此一大事，對希特勒之死抱有惋惜之情，仍認為希特勒是「一代人傑」；儲安平應是特例。陳弱水（以下稱陳文）接著乃下一轉語：「問題是，1940年代前期，殷海光還是西南聯大學生，著作相當少，目前所知的政治評論只有一篇，要評斷他當時思想的性格，恐怕缺少足夠的根據。」在著作相當少的情形下，陳文如何理解一九四〇年代前期的殷海光的思想？這裡且先撮取陳弱水書寫本文的方法學。陳弱水自訂的規則或說原則如下；他說：「我對殷海光的描述，將儘量根據他在各時期的文字，而非自己（按，指殷海光）事後的回憶或他人的印象，除非沒有材料可供使用。」簡單的可表述其研究方法如下：①只依賴殷海光所發表的文字為斷；②日後殷海光的回憶，不算；③他人的印象，不取。他的取捨標準是不是史學考證的必要與唯一？後文將提出商榷。 依陳弱水說法，殷海光年輕時為法西斯之說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一九四〇年代時人的見聞；一個是殷海光自己的回憶。殷海光的回憶，容後再談。陳弱水引用西南聯大同學何兆武的回憶，藉此證成他所說的「他人印象」或「時人見聞 」以做為其「來源」的論述。其實何兆武的回憶毫無證據力：一則何兆武的回憶錄非常晚出，距殷海光辭世已逾半世紀之久；二則在何兆武的回憶文出現之前，學界已藉許多文獻指陳青年殷海光的「法西斯現象」。要之，早先所採用的資料當然不可能包括「何兆武的回憶 」在內。可見一九四〇年代「時人」何兆武的見聞，不會是「殷海光『法西斯』思想」之說的「源頭」；即使何兆武的回憶可以證成此說，並不新鮮。何況「何兆武的回憶 」只是推論，只是一己觀感，在證據法則上，不具有效性。 為什麽說何兆武的回憶，不算？ 陳弱水拿何兆武（1921-2021）」回憶為證，是認為「殷海光在西南聯大有『法西斯』的稱號，在文字上，最清楚的描述來自他西南聯大同學何兆武。」為了論證清楚，我也把陳弱水援引何兆武回憶殷海光的部分，轉錄如下：       人的一生很難說，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個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叫殷福生，哲學系的，當年是大右派，整天罵共產黨，而且在時事討論會上站起來公開地罵。……這在當時校園內是非常罕見的，就我所見到的只有他一個。那時候同學中左派多於右派，自由主義就更多，大多數人對共產黨都有好感，雖然沒有具體的認識和感受，並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認為共產黨為國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團的骨幹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樣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們都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何兆武口述，《向學記》） 殷福生就是殷海光。殷海光一九三七年準備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讀書時七七事變發生；中日戰爭爆發，他只好回鄉。到次年春天，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殷海光乃決定前往昆明，繼續追隨金岳霖讀書。誠如金岳霖所說：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見《金岳霖回憶錄》）何兆武把殷海光歸於「大右派」，這沒問題，有問題的是他指控殷海光「就是法西斯」的理據。他說：當時校園內整天罵共產黨是非常罕見的，連三青團（按，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都很少像殷海光那樣赤裸裸反共，更且校園內「大多數人對共產黨都有好感，認為共產黨為國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所以，「我們都很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何兆武的此一指控僅是情緒性的主觀「認為」，無法「坐實」殷海光就是法西斯。他是用「排除法  」得出結論，先把他認為不可能的因素排除掉，放在政治格局中，再依法西斯反共理論的原則，從而留下那不能排除的「唯一」，據此成案。政治學者Georege H. Sabine表示：「國家社會主義（按，即納粹）的綱領決定了其政治理論，……就本質說，這意味著代表國家利益的國家政府完全控制經濟。因此國家社會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前者試圖限制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後者則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實納粹之反共產黨，早見於希特勒《我的奮鬥》第七章〈同共產黨的鬥爭〉中，他明確指出：「我黨的運動，厥在消滅馬克思主義。」既然法西斯主義視共產主義為天敵，根據法西斯主義把共產主義當死敵的理論，何兆武的推定是這樣的：既然大家對共產黨都有好感，認為共產黨是為國為民的，是真正要民主的，即使國民黨幹部也沒有赤裸裸挑戰；整天罵共產黨，公開罵共產黨，如此反共的，「我所見到的〔有而且〕只有他一個」（按，「有而且只有」是殷海光常用語）；他如何可能不是法西斯！這是站在共產黨立場看殷海光，主觀論定殷海光是「唯一」恨共產黨入骨的的「法西斯」。何兆武的推論當然經不起邏輯檢驗，完全是帶著共產黨眼鏡看問題。所以說「何兆武的指控自不具證據力」。殷海光在聯大時有「法西斯」稱號，其實還有可信的人證與證詞，下文會仔細分疏。何兆武的「印象式」不足為訓。那麼，陳文拿王道、沈醒園的朋友與殷海光「敵我之判」下的互吐口水，一個罵對方「法西斯」，一個罵「第五縱隊」。（原文見沈醒園，〈憶故人，憶斯人〉）不過gossip而已，只能引為談助，不能作為史料。       引子表過，下面嚴肅討論陳文提出的：「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標籤，而且差很遠」的斷語。  核心問題是：到底中國那時候有沒有法西斯主義者或崇拜者？更明確的提問是：有沒有「中國法西斯」？陳文指稱殷海光，「即使在聯大時期，他並不是『十足』的法西斯。」（按，引號為筆者所加，以示重吃緊、重要。）陳弱水說法毫無疑問可以成立。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可能產生「十足」的法西斯主義。陳文拿出殷海光「唯一的『法西斯』作品〈三位一體論〉」（收入《殷海光全集》〔補遺〕）表示，「應該也不能說他是『思想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按，雙括號是筆者所加）毫無疑問此說亦可以成立。原因也很簡單。事實是，中國基本上不能產生嚴格定義下有「思想意義」的法西斯主義，（不代表沒有支持法西斯者）這個論據其實正見於陳弱水提出論證的殷文〈三位一體論〉。殷海光說：「各個人的靈魂是各個人所固有的，絕對不能交換或移置。甲底靈魂不能轉讓與乙，乙底靈魂也不能轉讓與甲。同樣，各國底靈魂也是各國固有的；那是一國特殊的歷史和特殊的環境底產物。……德國有那樣的歷史和環境，所以產生國社主義。」殷海光這番議論的表述，指出中國絕不可能挪用德國的國魂當成中國的國魂；那麼「十足的」國社主義自然不能在中國複製，無論就事實與理論上來說，也完全合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術著作，即使不能說汗牛充棟，確是為數不少。以耶魯大學政治系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與與康乃爾大學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合寫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分析來看，納粹主義是希特勒一人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以種族主義著稱的意識形態；納粹優秀種族理論當然有其來源，是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學、人類學等研究的成就；因為離題太遠，姑不論。隨種族主義而來的就是反猶太主義，這種純「亞利安人」（Aryan)的迷思，碰到現實就會撞牆，眼前的納粹難局是：「優秀種族並沒有愈來愈強大，其地位反而比過去顯然降低，為了彌補這個缺點，納粹黨人極力強調意志與領導，信仰希特勒個人的天才是納粹政治信仰的主要信條：希特勒是不可或缺的領袖，也是唯一的超人。」另一位政治思想學巨擘George H.Sabine蔑視法西斯主義更甚，他宣稱：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意志的國家社會主義甚至根本沒有哲學。依此說，他們非強調「權力意志」（尼采語）與「領袖原則」不可，也就可以瞭然。「權力意志」可見《我的奮鬥》第八章：「強者獨裁便成為最強者」；「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 ）是一九二七年希特勒在納粹黨內拍板確立，他自任黨的「領袖」，1934年8月1日內閣通過〈德國元首法〉，希特勒自任國家元首〔領袖 〕，「領袖原則」遂成為納粹體制的重要基石。種族主義也好，反猶太主義也好，是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也就是殷海光所指出的德國之「國魂」。中國既沒有「種族主義」又沒有孿生的「反猶主義」溫床，如之何可能孳生「十足的」且「思想意義上」的法西斯思想？若果法西斯連哲學思想都付諸闕如的說法成立，又如何掛得上「哲學意義」？所謂「中國法西斯」之備受爭議，就在於其「適用性」上湊不攏，各有各的看法，即使都吹法西斯喇叭，卻奏出不同的曲調。此一現象，柯偉林（William H.Kirby)在《德國與中華民國》中 解釋說：「中國的各種團體和個人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都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但他們的理解卻截然不同。誠然很少人自視為『法西斯主義者』，即使那些自視為法西斯主義者，也不一定就真的成了法西斯主義分子。」又說：「『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對德國國家主義領悟的歷史」。此說不錯。中央大學和中央政治學校講師張其昀在一九三五年寫道：需要作地緣政治學的種族分析，來漢化中國的少數民族，「必須盡快完成中國種族統任務。……」就是要澈底學法西斯的一例。放在這樣的政治思想與脈絡來看，陳文引用殷海光來臺後的回憶文章〈我為何反共？〉，表示「他〔殷海光〕 確認西南聯大時期是某種激烈的右派」，「〔殷海光〕這裡講得主要是『情緒』和『味兒』。」言下之意不過是殷海光情感語言，不能坐實具法西斯思想。殷海光這段話原是這樣說的：        我回想在我反共的這一階段中的許多想法，尤其是情緒，簡直是狂執之情（fanaticism）。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兒太濃厚了。那時我們在校中遇見相好的反共「同志」，動輒伸手行法西斯敬禮，以為笑樂。⋯⋯如果我當時有政治實力，或手握重兵，憑我那時的激越之情，真不知會把國家搞成個什麼樣子，⋯⋯。 如果要拿這段回憶錄當證詞，不可輕忽他所強調的「黑褐色的法西斯」這個句子，那才是重點。誠如上文論述，中國沒有產生法西斯的土壤，柯偉林說：中國人無視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中心內容，即使公開信奉法西斯主義的「楷模」「藍衣社」，最多也只在「思想軌道」上與之接軌。政治思想學者Watkins &.Kramnick也認為，法西斯主義沒有普遍的信念，也沒有提供給人類救贖的承諾；如果說有哲學的話，Sahine認為「也缺乏合理的計算以抵達有限而明確的目標」，最多是「種族的神話」或「哲學的神話」。「法西斯」既無思想，殷海光「情緒」、「味兒」濃得化不開甚至行法西斯敬禮，老實說以中國知識分子心態而言，到此地步，其「味兒」也不能再濃了。 西南聯大與與殷海光思想 殷海光學步「法西斯」有沒有更深層的因素？留下來他在西南聯大時「唯一」的政治評論〈三位一體論〉，正足以提供絕佳的線索。這篇文章發表於歷史系學生李定一與哲學系學生殷福生（海光）共同主編的《民族思想》上，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三月；（見易社強〔John Israel〕，《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刊物打出「民族」旗幟大有深意。一九四一年一月發生新四軍事件，國共三七年發表聯合抗日「共赴國難宣言」的統一陣線（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只剩貌合，團結不過是假象。（柯偉林，頁334）《民族思想》的出刊，正是親國民黨心態的反映。李定一是殷海光聯大戰友兼同志，殷海光說，在聯大時李定一「做過滇緬路上的英雄」，也就是因日軍封鎖海口，通往內陸只有走滇緬公路，「冒翻車的危險，穿過怒江、瀾滄江、惠通橋，帶些日用品，作一本萬利的生意」，李定一曾送一把鈔票給殷海光。（見陳平景，《殷海光傳記》，寫於1966年，後收入陳鼓應編，《春蠶吐絲》)他們的情誼可見不尋常；在志同道合下合作出刊物，應是李定一出資本。李定一的文章有一個前提：國民黨正領導國家與不共戴天之敵進行生死存亡之戰，以新四軍為代表的共產黨蓄意違抗命令，並襲擊戰友；國民黨是中國凝聚力，共產黨則是不穩定因素。有了這些對比，就不能優柔寡斷，更別提中立了。他的攻擊對象是中間派，筆桿子一個也不寬容。殷海光的〈三位一體論〉與李定一唱和；易社強形容《民族思想》裡的文章，「咄咄逼人，堪稱擁護〔國民〕政府的典型」。同樣的，陳弱水對「三位一體論」的論斷與易社強的評斷沒有二致，陳弱水表示殷海光此文：「宣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正當性。」陳文摘引〈三位一體論〉的例句是：「中國國民黨既然經過大的犧牲，付了重大的代價創造了中華民國，而現在又負著保護中華民族生存底重任，那末她之專政，正是『勢有必至，理有故然』的……中國國民黨創造了中華民國，為什麼不能專政？這是歷史的選擇，這是天演定理，不是空想能否定的。」而易社強則援引上文殷海光提出的「國魂」說：「中國想求得生存，就必須珍愛自己的國魂，即三民主義」，「除了國民黨，其他所有黨派『完全是多餘的，或有害的』。」陳、易兩人都點出殷文重點：國民黨專政的必要性。 殷海光拈出的「三合一理論」到底何所指？陳弱水照搬殷海光原文意旨指出是：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易社強則強調是：意識形態、政黨和國家。再細按殷海光〈三位一體論〉  所涵藏的關鍵詞還有：黃帝子孫、中華民國、蔣介石。陳弱水得出有趣的結論是：「這篇文章確實可說具有德國觀念論色彩的法西斯議論，跟他少年以來所走的分析哲學道路很不一樣。」至少，陳弱水承認青年殷海光具有「德國觀念論的法西斯議論」。殷海光的「三合一論」的語法模式與納粹提出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Ein Reicb, Volk,Ein Führer）（引見《法西斯體制研究》）有極強的相似性。或許可以這樣簡化解釋，殷海光打出法西斯招牌賣的是蔣介石這道菜。最關鍵的出發點可能是「民族主義」與「救亡圖存」；這兩個因素是德國戰後造成希特勒橫空出世的背景，也是中國三〇、四〇年代朝野走向德國、學習納粹的動因。 前引哲學家金岳霖晚年所寫回憶錄表示：「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但自己在聯大是「落後分子」。這不是虛言，殷海光在〈憶金岳霖先生〉中說：「金先生在學校裡幾乎絕口不談政治。」且對他說：「我不容易有黨派的偏見。」但很輕視國民黨人。金岳霖在政治上事實是不能歸類；看下面所引《觀察》的報導就可瞭然。西南聯大旣然思想鬥爭激烈，有各種刊物、論壇，可以想像；《民主思想》只是其中思想代表之一。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在〈回憶聯大師範學院及其附校〉中指出，師範學院學生的政治思想派別與聯大其他學院「相差無幾」：可分「左（中國共產黨及其先鋒隊為主）、中（最大一派）、右（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為骨幹）」三派。（見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再 見一例。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王世杰日記：晚上在張群家聚會，參與者有王寵惠、徐叔謨、錢端升、張忠紱、蔣廷黼等，討論歐戰一旦爆發所應採之態度。在座者惟蔣廷黼傾向與德、意妥協；王寵惠無意見。國民黨內都意見都如此分歧，何況聯大？一九四六年《觀察》在抗戰結束刊有關聯大的報導：「聯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没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治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啟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蘭友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有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見《觀察》「通信版」：〈抗战業已結束·時代轉入新頁·西南聯大· 任務完成 ·化整為零〉，載第1卷第6期，1946年。轉引自劉猛，〈周旋於學術和政治間的錢端升先生〉，2018年，「北大法寶 」資料庫）值得注意的是，聯大既有共產黨，何以沒有代表的教授？有名無目、有謎面而沒有謎底，是《觀察》的媒體春秋筆法？還是別有用心？這就回到《觀察》「通訊」記者的出處，基本上都不是專職，儲安平很費心的物色各地記者，也接受投稿；（ 見徐景星，〈我與觀察儲安平〉；轉引自《儲安平傳》）所以比較呈現出的是個人觀察而非《觀察》的觀察；此一報導，雖係「一家言」，至少八九不離十。 聯大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論壇厥推《今日評論》，創辦者是政治系錢端升，此一政論刊物致力於傳播不同的觀點。聯大政治系除系主任張奚若外，全屬國民黨員；錢端升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還有發言紀錄文，可見是中央執行委員。短期在聯大政治系的尚有羅隆基，在《今日評論》上的文章自屬「異端」，終因批評言論被解聘。另一特出的刊物是《戰國策》，由雲南大學林同濟主編，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和尼采專家陳銓全力支持。《戰國策》的作者提倡大政治（Grossepolitik）、力的政治（Realpotic）和英雄崇拜。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國發動閃電戰，英法不堪一擊，英國在敦克爾克大撤退，不到兩月法國投降。《戰國策》於是出現懷疑西方民主國家生存的能力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讚賞。（俱見易社強書）不僅《戰國策》如此，政府中人如朱家驊、孔祥熙、張季鸞等都因此傾向德國、 譏笑英法；王世杰在日記中說他們「淺薄可笑」。（見《王世杰日記》）即使德國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承認汪精衛政府，西方報刊還提到重慶存在一個傾向德國的「納粹陣線」，由官員所領導，主要角色是朱家驊、孔祥熙和俞大維等人。（見柯偉林，頁289）難怪一九四〇年八月，陳源寫信給他《新月》好友」當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這四個月來，國際局面變化多端，是半年前所沒有夢想到的。國內有一部 分人士傾向德國，現在更為明顯。少年政治學者如何永佶、林同濟之流， 在昆明辦有一個刊物，名《戰國策》，提倡「力的政治」，崇拜德國思 想。大部分人的信念，都很動搖。……可是國內的學者，除〔錢〕端升、 〔羅〕努生數人外，恐同我觀點者為數已不多。（見《胡適來往書信 選》，中國中華書局） 羅努生就是羅隆基。羅隆基是民主主義者，理念堅定不移。一九四〇年六月納粹攻佔巴黎，羅隆基在《今日評論》中著文特別強調：法國的陷落不意味著戰爭已經結束也不表明獨裁比民主更優越；他也形同告誡錢端升等人，嘗試通過中央集權來實現民主，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羅隆基承認，國民黨是領導中國渡過當前危機合適的政黨，蔣介石也是合適的領導人。「不過」，他補充說：「國民黨宜於當權，與國民黨宜乎為中國獨存僅存之一黨，應分別而論。」儘管如此，他仍反對共產主義合法化，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容忍一個「蓄養武力、培養革命力量」的政黨。但羅隆基也一針見血的指出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是「形式的統一」，不必貪求去打內戰云云。（見羅隆基，〈國人制裁內戰〉，《益世報》社論，1936年6月9 日）此言不差。郭廷以在《中國近代史綱》的遺著中表示：「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一部分為紅軍所據。⋯⋯」（見郭廷以遺著，《中國近代史綱》) 蔣介石號稱「北伐」成功，不過是「形式的統一」而已。 青年殷海光「法西斯想」舉隅 說青年殷海光「信仰法西斯」或說有「法西斯時期」，不是空穴來風，確有證人證詞。這些陳述人都在不同時期與殷海光有切身的交往，而且他們沒有故意偏袒或有意欺瞞、扭曲的存念，也非出於推論，所以具證據力。歷史學在證據引用上的限制，固然不像法律「傳聞證據」的要求那麼規格化，主要差別在於史學證據的採用，不必如法律證據般經歷兩造司法程序上的攻防。但兩者基本要求的條件則相同；英美法採用判例，傳聞證據只要合乎「必要性及可靠性」（necessity and reliability)，即可依判例程序建立為先例。（參見周叔后，《證據法論》第九章）「必要性及可靠性」也是史學證據的必要條件 ；以此為準，下面列出「可靠」的親聞與親歷且屬「必要」的文字，做青年殷海光思想的見證。         〔證一〕徐復觀在〈對殷海光先生的憶想〉中提到初識殷海光的情形與印象。一九四四年徐復觀在重慶去拜會朋友夏聲（後來成為殷海光的岳父），「遇見身穿又舊又髒的軍服，身材瘦削，見人佷矜持的一位青年」，經過夏先生介紹說是他的「同鄉殷海光先生。從西南聯大參加青年軍，現在剛到重慶來。」徐復觀與他攀談起來，「發現他的語言簡鍊有力，反共的意志很堅強」，「感到他有相當的學養」，「他拿出一篇文章給我，約定以後再見面。」看了他的文章，「挺拔振踔，很合我的脾胃」，以後便時相往來。「他當時的興趣，完全在對共黨理論鬥爭方面，比我激烈得多，根本沒有談到自由民主等問題。」下面這段話就與我們的論旨有關，引述如下：                     我和他開玩笑，「你的樣子和說話神情，倒有點像希特勒」，他當時並         不拒絕這種說法。 「不拒絕」就是「默認」、就是「接受」；這是「實錄」。殷海光把「法西斯」當負面語用，要到一九四五年《光明前之黑暗》發表時，可見希特勒自殺身死，使殷海光擺脫他的「法西斯時期」。徐復觀文章重點還有一個，就是殷海光沒有一句談到「自由民主」；所以我在《面對獨裁》中表列殷海光的思想是「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主義到自由主義」。       〔證二〕與殷海光四度為同事── 《中央日報》、《民族報》、台大與《自由中國》編輯委員── 的許冠三，在殷海光逝世之後的一九六六年，寫了〈我的朋友殷海光〉，說他們在一九四九年結識，相談十分契合。殷海光到《民族報》擔任總主筆，是許冠三推薦的。共事前後半年，殷海光「首次結怨」國民黨的某一派人物，他們聯手對抗，一起敗下陣來，共同撤退；就是說他們有過刻骨銘心的革命感情。八月間兩人先後都進入台大，殷海光到法律系教邏輯，許冠三在校長辦公室，跟校長傅孟真研究中國近代史，他們同時成為《自由中國》編委，又合組了一個火力四射的座談會，結合了二十人左右，是個知識交流及交鋒的場域。現在摘錄與本文有關的一段敘述：        他〔殷海光〕甚至一度迷戀「法西斯」運動，願為「領袖」效忠效死。據       一個聯大朋友告訴我，他曾藏有並熟讀希特勒《我的奮鬥》，中文、英 文、德文三個版本都有。（刊香港《明報》） 這裡提的「領袖」，就是蔣介石。殷海光「篤信法西斯」與「崇拜蔣介石」是一體的兩面，這也不是殷海光一人特殊的「情結」。         至於西南聯大的朋友見告的情資，亦非孤證。在香港寫殷海光傳記的王中江表示：「有一種說法，殷海光在聯大時期，是一位具有法西斯味的典型『右翼』分子。」王中江是一九九五年開始投入殷傳書寫，已經知道「有一種說法」，可見「具有法西斯味的典型」之說，為時甚早。為此，王中江特別走訪殷海光聯大時期同學周禮全。周禮全告訴他，「這種看法不準確，殷海光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 殷海光評傳》）這個答語的重點是「不準確」，而不是否定，也不是說「錯誤」，只是不足以完整呈現殷海光的全貌，也可以解釋成是他具有「法西斯味」的自由主義者；然而，殷海光成為自由主義鬥士，要在《自由中國》時代。（見金恒煒，《面對獨裁》〔卷首〕第四章）把「法西斯味」與「自由主義」都放在殷海光身上，周禮全這個詮釋是以「後見之明」來談殷海光。分析當年知識分子如儲安平、蔣廷黻、錢端升及聯大的多位知識菁英都看得到此一現象。 〔證三〕《自由中國》被封之後，同為編委的夏道平與殷海光失去戰場，只能相濡以沫；在之後的十年當中，他們經常在一塊談學問而情感更深厚。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的展望》出版之前的某一個秋天，他們聯袂到烏來，從上午八時玩到下午五時才回台北。他們談了許多話，其中使夏道平「永不能忘」的是殷海光對他的一段自我剖析。夏道平首先直率提出個人對殷海光的看法：       殷先生心智的努力，確確實實是勤勤懇懇要做到他自己常說理知的自由主義者。可是他有不自覺的內在傾向，卻是更接近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唯理主義。 於是引發了殷海光「可說是『肝膽照人』的談話」，他從家庭環境一路談到在北平受金岳霖、熊十力兩位完全相反而又同極真誠的人格之影響，然後談到西南聯大右派學運的內幕、參加青年軍的熱誠，最後說到在重慶、南京接觸到國民黨某些權勢人物，從而認知到中國的國運。他說殷海光一面講述這些事實，一面用他本行工具──  邏輯── 分析他自己的氣質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結論是他的氣質與思想不契合。殷海光這段剖心的談話，證實也修正了夏道平對他的看法；證實了他是自覺的有接近唯理主義的內在傾向。下面是夏道平對殷海光敬佩的感語：       敬佩他的不只是他有這樣的自知之名，更因為他鍥而不捨地要把自己一個不同傾向氣質陶鑄成理想中的自由主義者。（見夏道平，〈紀念殷海光先生〉，作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因彼時政治空氣嚴峻，回憶文一直無法發表。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才送香港《明報》刊出，後收入《夏道平文集》） 那麼，與「自由主義」不同傾向的思想或氣質是什麼呢？一個是共產主義，殷海光一貫反共，反共是他生平重要的理念；另一個是法西斯主義。那麼他要排拒的是哪個？答案不難推知。但還有一個更強的證據，出於殷海光自己。一九五三年殷海光「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偉大的烏托邦〉一章，（譯註）中有一段話，可以互證：       共產黨徒變成法西斯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變成共產黨徒，只需換換制服變變證章，把手槍改個方向，就行。無論是共產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要變成民主思想者，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根本去掉那套可怕的一黨絕對主義，脫骨換筋，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從〔重〕新作人；拿這個新人作底子，再談新政治。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原載《自由中國》第九卷第六期） 這段夫子自道完全可以補足、補強他對夏道平的自我剖析：要從法西斯者變成自由主義者，不是把手鎗改個方向，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澈底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重新作人。 最後還有一條線索，可以豐富這個探討。殷海光晚年（一九六五—六九）與韋政通有過學術交往。在韋政通和殷海光互動的過程中，有一段紀錄涉及到殷海光思想發展之處。       有一回他〔殷海光〕剛讀完一本討論民主與極權的書，他左手拿著這本書，右手指著書名：「馬克斯一條流，民主一條流，法西斯一條流，不了解這三條大流，就無法重新肯定民主自由。……」（韋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收入《中國自由主義的領港人》） 這不正是在這三條流的衝擊下鑄造殷海光一生的寫照嗎。        〔證四〕殷海光致費正清信中有一段值得引用的說明：           在我非常複雜和令人好奇的職業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對多種社           會政治運動留下了深刻印象──(1)自由主義、左翼主義、右翼主義(2)             我受到舊傳統思潮衝擊；(3)我一直密切接觸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方           向；(4)就像許多中或青年那樣，我佷年輕的時候，除了民主之外，我對           所有主導信條都很狂熱，而後我對所有那些教條都產生了免疫力。 所           以我這人就是令人好奇的東西，是新舊、左右、進步與反動交匯 的記錄者。……（收入《殷海光全集》〔20〕 ） 　　「交匯」二字用得有趣，集於一身的意思。殷海光年輕時，自言除民 主之外，對所有主導教條都很狂熱，當然包括「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在聯大校園非常風行，改宗的人不少，有從自由主義劇轉成支持「法西斯」者，其中變化多端。從西南聯大知識群體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複雜的時代中呈現的曲折心態與變化，殷海光只是一個側面。我有專文書寫中國三〇、四〇年代的知識分子，更能烘托殷海光的思想與時代的關係。

把胡適請下神壇──《面對獨裁》修訂再版後記

把胡適請下神壇──《面對獨裁》修訂再版後記 讚 178 金恆煒 2023年05月24日 07:00:00 分享 : Facebook Line Twitter Copy 《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一輸把胡適（圖左）與殷海光（圖右）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合成圖片） 《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一輸把胡適（圖左）與殷海光（圖右）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合成圖片） 拙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新書發表會後，包括《自由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網路媒體幾乎不約而同的都使用這個引人矚目的標題來概括；現在已不知道此一「斷語」出自何人之口，或源於哪位記者、編輯所下的標，要之，新聞工作者無論記者或編輯似乎都認可此標題能吸引讀者眼球外，或認為可捉到拙著的殊采；這「一句評」好像也隨之進入讀者的論域中。有朋友告訴我，他與青年學生談到本書，立即的回應是：「哦，那本把胡適請下神壇」的書。可見影響力之一斑。 媒體或評論者不管論列政治、社會、文化等「事件」或作政論、書評、藝評、影評等等都有拈出標籤化的特權，沒有踩不踩到紅線的問題。拿《面對獨裁》中所揭示出的一個「事件」為例。《自由中國》發表〈反攻大陸問題〉，站在國府立場的《聯合報》用小方塊文章杜撰「反攻無望論」一詞來落井下石；老實說，打到了關節了。《自由中國》編委宋文明在四十二年後接受薛化元、潘光哲訪談時回憶說，殷海光文章本意是「要反共抗俄，就得……進行改革。……一天到晚唱反共的口號是沒有希望的。」又說，這也是當時「編輯群都同意的寫法」，並強調：「『反攻無望論』，是別人加的」云云。宋文明的結論正確無誤，但論述較疏略。首先，《自由中國》提出要討論一連串現實問題的編委是戴杜衡，時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九日乃決定總題目為〔今日的問題〕。首篇〈反攻大陸問題〉八月一日刊出，而宋文明則是在四個月後的年底才成為主筆；〔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的發皇、討論及刊佈後的風風雨雨，宋沒有與聞，宋的說法不是權威性的第一手。 其次，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核心議題的「本意」，是透過各種條件的「公算」做出「政治決斷」：「今後若干年內國際戰爭爆發的公算⋯⋯相當的小。」從而斥責官方「總是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反攻大陸』」，在臺灣的措施都是祭出「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大帽子，「遂得以暢所欲為」。殷海光此一社論之目的在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時就動手〔反攻大陸〕」，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 社論一出，宛如丟出原子彈，爆破蔣介石政治謊言、震垮國府的統治基礎；國府赫斯震怒，也是必然的。至於民主、改革等等本就是《自由中國》一貫的論旨。要之，《聯合報》丟出「反攻無望論」，一時如影隨形，成為刻在雜誌社額頭的印記，揮之不去。有趣的是，我們對人物的月旦比較有成規，比如「《春秋》責備賢者」、「一字之褒容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生為考語，死為壽銘」，比如「蓋棺論定」等等，從史著、史評、文獻到壽聯、輓詩……，不一而足；歷史淹久、內容豐贍，一路下來自成傳統。這樣的大課題，在此不能討論。但對事件「標籤式的簡約」，很可能犯了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說的「蠻橫的事實」（brute facticity），簡單的說，讀者被「事實性」拘限後， 這種拘限就會超越史實。（見氏著《批評正典結構與語言》，第六章，時報出版）我的書是探討胡適與殷海光的三次諍論，媒體特別聚焦於胡適，當然是因為胡適宛如《封神榜》中的「通天教主」，不僅一九四九年前胡適是學術、文化、思想、史學甚至政治上的核心人物，四八年後即使長居美國，但「台灣報紙對他的一言一行都當做重要新聞，台灣讀者閉上眼睛，卻隨時可以看見他一張笑臉。」這是當年在媒體界工作的方塊作家王鼎鈞親身見聞，紀實也。（見氏著《文學江湖》，爾雅）無論如何，胡適都是眾望的核心，不僅在台灣，中國也是。五○年代毛澤東發動「批胡運動」，胡被鬥臭、鬥垮，八○年代胡適重返視野，又站在歷史的前台。（見邵建，《二十世紀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序〉）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本「胡適傳」，初版於一九八六年，白吉庵著。重點是，胡適身前身後都動見觀瞻，難怪拙著主角兩人：胡適與殷海光，大家反而偏重在胡適。胡適是顯學，寫他的人很多，本書寫作初心，與其說是胡適毋寧說對殷海光更有興趣，卻因胡適光芒太盛、地位太隆、影響太大，大家把焦點放在胡適身上，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寫這本書致力於抖落有意、無意的隱藏、粉飾，尋覓失去的環節，將不為人知的空隙填補起來，把真實還諸歷史。 我們這一輩的文史工作者，無論在哪個領域，多少都受到胡適的影響，至於殷海光，端看每個人的興趣、偏好及造化。在沒有寫這本書前，我對胡、殷兩人沒有畸輕畸重的成見，他們的書我大都讀過；因為是不同的知識分子，不能像買東西一樣，哪個比哪個好。寫完全書，史實浮現，這是我與到手資料搏鬥的成果；我固然沒有魯迅那樣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但長遠積累的政治觀察及寫政論的經驗，多少能在字裡行間窺見權力、抗爭、和諧、容忍與屈膝……之間的張力，探究事件底下的刀光劍影。我寫胡、殷二人確實心中不存褒貶，沒有「美刺」，只透過爬梳、鑽研從而呈現事件的「本末」，如此而已。於胡於殷，無關我的好惡，乃援引周棄子〈憶雷儆寰〉的〈本事〉：「我於時賢無美刺，直把本事入詩篇。」作為自況。周棄子與胡適形同敵國，原因很簡單，胡適提倡「八不主義」，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不講對仗」等，是周棄子寄命的古典詩之天敵。周棄子與胡適路數衝撞，氣味不投；周棄子即使居古典詩的冠軍，與胡適毫不相干，自然談不上欣賞與否。一九五七年梁實秋推薦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雷震邀周棄子署名，周悍然拒絕。胡適力薦姜貴的《旋風》，評價比張愛玲小說高，希望《自由中國》連載，雷震交給周棄子審閱，周寫了壞評，發表在《自由中國》上。（書評收入氏著《未埋庵短書》）《自由中國》決定割愛，周棄子打敗了胡適。周棄子與雷震交好，雷案發生，周棄子賦〈感事〉詩給于右任，寄望以于的黨國聲望能伸出援手救雷震於羅網，不果。「雷案」判刑後他又寫下〈本事〉（後改題為〈憶雷儆寰〉），千古絕唱。我在《面對獨裁》中特作一篇短文闡釋兩詩，放在附錄。重點是，周棄子一向重雷貶胡， 很難「無」美刺，所以周原詩用「忘」美刺，表示就事論事、不計成見，客觀評騭原委。 我年輕時代的學風籠罩在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風下；其實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一九五七年香港的《祖國周刊》連續幾個月探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參予的有何浩若、李璜、陳伯莊、殷海光、許冠三、陳綏民等人，（見劉家璧，〈討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我見〉，載《自由中國》十八卷第十期，一九五八年十ㄧ月十日），而且此一討論時至今日也沒有偃旗息鼓，仍是焦點。 胡適、傅斯年倡導的考證、疑古及「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八字真言不只影響史學研究，也是攪動文化界思想界的大課題。（圖片取自胡適紀念館官網） 以「大膽假設」發而為文的篇什文獻雖不能用「充汗牛之棟」，（按，這是借用章士釗用語，魯迅譏之為不通。）來形容， 但所在皆有。以「大膽假設」論述最引發我興趣之一的是佛洛伊德一九三七年發表他的最後著作《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他的驚人「假設」：猶太人是摩西創造的，摩西是埃及貴族，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這與韋伯認定的一樣）摩西帶著一群受埃及王迫害的猶太奴隸逃離埃及，傳播了全新的一神教。此說經緯繁複，不能詳引，有興趣的讀者可讀原書。余英時在〈《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收入氏著《猶記風吹水上鱗》）討論的是「假設」的問題，他的「大哉問」：佛洛伊德為什麼要建構這樣一個「大膽假設」？他回答說：「根據當時宗教史和宗教心理學的研究，《舊約》中的宗教心理現象，只有通過這一『假設』才能講得通。」結論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假設』無論怎樣大膽，多少總有某些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可尋，決不是研究者一時『心血來潮』便可以建立起來的。」寫《佛洛伊德傳》（“FREUD：A life for OurTime”,Penguin Boobs Canada 1988）的彼得‧蓋伊（Peter Gay）揭開了謎底。佛洛伊德晚年寫摩西，與他的猶太人認同有關，他告訴摯友莎樂美說，摩西這個人物縈繞在他心頭已經一輩子了，他曾把榮格（Corl Guslav Jung）比做約書亞，把自己比做摩西；所以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根據蓋伊的考證，一九○一年佛洛伊德第一次見到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就深深着迷，一直想要解開「摩西像」的謎團，每一次到羅馬，一定要去看「摩西像」。一九一三年九月裡有三個星期，他每天都會站在這尊雕像前，研究、打量、臨摹，到一九一四年才用匿名發表〈米開蘭基羅的摩西像〉。一九三○年摩西又回到他心頭，開始寫《摩西與一神教》；其中重要的關鍵出於「外部因素」—納粹興起，新的迫害到來。他要解決的問題是，「猶太人怎麼會成為猶太人，為什麼他們要把亙古的恨加到自己身上。」（詳見氏著第七章、第十二章；台灣有漢譯本，譯者梁永安等，土緒出版）佛洛伊德此一歷史書寫正如社會學者曼漢（Karl Mannheim）所指出：「除了自然科學外，一切知識無一不受『境況制約』（situationally conditioned）。」從而揭示出「假設」背後潛藏的動因，他說：「現代的知識論（與「自由主義」所謂客觀而無偏見的真理說相反）⋯⋯必須從一個假設出發，即假設具有一些思想領域，在這些領域中，不可能設想有一種獨立於種種價值與主體之外，且與社會脈絡無關的絕對真理。」（轉引自 Franklin L. Baumer，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deas 1600-1950：譯文見李日章，唯李譯書名作《西方近代思想史》，聯經）。行筆到這裡，或許有兩點可以回應為本書寫「再版序」的周樑楷文章：一則，他引用了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而讓佛洛伊德沉迷的也出於米開朗基羅手筆；二是他的「大哉問」，他說：「恒煒是否有自己的『大衛』和『沉思者』？」「是不是外省人殷海光和外省人金恒煒前後幾十年都在自問『我是誰？』『台灣是誰？』『台灣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樑楷揭櫫幽深「歷史思維」的更深層次，正可以與上引曼漢之說呼應。 拙作是不是像替我寫「推薦序」的王汎森私下所問：「會不會把胡適貶得太低？」藉此說一個軼事。大約因為二○一五年六月我在《文史臺灣學報》披露了〈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按，即本書〔上篇〕初稿〕）二○一六年十二月中研院「胡適紀念館」於是邀請我參加一個討論知識分子的研討會，主題是〔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與抉擇〕；那時全書還沒殺青， 自然尚未出版，我抽出一小節當宣讀論文，就是揭示殷海光係〈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影武者，題目是〈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緒）〉，這是獨到的揭示。輪我宣讀時，我說論文已在各位手中，等下反正有評論者，我趁此機會談另一題目；既然是「胡適紀念館」主辦， 我就說說胡適與蔣介石關係，談胡適反對蔣違憲三連任卻在國大投票時投同意票的過程，事後雷震很不滿，說了重話，表示「心中難過。」又批評胡適：「有點投機取巧。」在場的與會者多人起來反駁，我拿出警總檔案證明，他們仍然質疑，最後我說： 「不要小看國民黨的特務，他們不是吃素的。」又說，我的書快要出版了，胡適與蔣的深層關係，會有完整細表。這個經驗，更證實胡適墓木已拱，頭上的光輝依然灼灼逼人。難怪出版四大冊「胡適傳」的江勇振會憤忿不平的抱怨：「台灣學界沒有一篇書評。」 野馬跑遠了，現在拉回來。正如前文所述，我寫胡、殷辯論的三次「公案」，心中沒有「假設」，沒有誰軒誰輊、褒誰貶誰的任何設想。與殷海光在《中央日報》、《民族報》（《聯合報》前身） 台大、《自由中國》四度同事也是他死忠摯友的許冠三，在《史學與史學方法》中說：「假設的影響是貫串整個史學致知過程的。事實上，離開假設，史學致知根本無從着手，非借重假設之助，史學家實無從決定重建的對象，也不知去何處蒐集資料，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當然更談不上。」（見氏著上書，萬年青書店， 一九七一年）許冠三的論點當然成立，只是我寫此書的「進路」（apporoach）不同，我不從「假設」出發，引發我好奇的是「問題性」，是從「問題」切入；我認為先要有「問題意識」，才有「尋章摘句」當「老雕蟲」的價值。我受益於史學訓練和長期政治觀察的媒體本業，遊刃於歷史學、政治學、法學與政論之間， 我寫政論得力於學思訓練，我寫歷史則受政論的助益，換句話說，這是「雙重作用」下的催化結果。不管讀歷史、看政治，我總要窺探表象下的刀光劍影，把捉幽闇的那些眉眉角角，所以我能夠察出「事實」之間的緊張關係，或有人（是吳密察罷）用 insight 來形容，也恰當。 殷海光寫〈反攻大陸問題〉目的在於解構蔣政權利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想」神話，從而破解蔣政權所謂的「法統」基礎。（圖片摘自網路） 最後做一點聲明。《面對獨裁》初版發行於二○一七年十月，二○二○年即售罄。樑楷說：「這本書裡引文考證，包含思辨分析，必須費神研讀，怎麼可能暢銷呢？」我沒有出過學術書，暢不暢銷，是不是「奇蹟」？非我所知。因為書寫完後，怕舊疾復發，沒有一再檢視，急於出版，以了我的此一「大事因緣」；引文、錯字沒有如對「讎人」般的芟夷一空，藉再版機會， 可以彌補前愆。但我雅不喜歡做純校對等技術性工作，增刪、校正一再遷延，再加上中間寫了好幾篇長文，又作了八萬字的小書《是「死記」也是「死記」》（收入與文翊合寫的《胰臟癌探戈》）； 《胰臟癌探戈》出版後，才回頭董理舊作。幸有老友楊誠及廖為民先後細心校正，又幸而在修訂本作二校時，意外收到文翊臉友蔣茉春寄來的更正表格，落落長的六、七十個，不是仔細校讀不會有此成績；有這樣的讀者，當然是作者最大的驕傲與感激。 修訂本主要是訂正錯、訛字，此外，「註」的部份雖有略做修正，但無法一一檢視。再版本如果還有魚魯亥豕或引註失誤， 責任全由作者承擔。固然細節上每篇都略有增刪補隙，彌補初版時的疏忽。篇幅修改較多。刪補較大的屬〔下篇〕，期望讀者諸君諒詧。 這個後記可以用區區字數略作「等因奉此」的交待即可，因「修訂再版」〈序〉出自周樑楷，就商樑楷，他建議短寫不如長寫。才有了這篇囉囉唆唆的「後記」。 〈後記〉附言 在《面對獨裁》再版的修訂與出版社安排送廠印刷之間，陳弱水發表〈殷海光與 1940、50 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刊於二○二二年九月出版的《思與言》上，他斷言：「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這與我在本書上所分疏的青年殷海光思惟明顯迥異，遂引發我追索並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爬疏之餘，草成〈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做為本書附錄，藉此就正博雅君子。 此文雖然與《面對獨裁》的本旨不那麼合轍，但也非無關， 可以當「卷首」第四章〈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的補充，或也可看成是「再版」本的增補。為寫殷海光，我檢閱了三○年代中國政治的與知識分子的糾纏關係，多有所發現。青年殷海光問題只是其中一篇，希望來日可以陸續發表，或可以集結成書。 囉嗦之餘，再囉嗦幾句，是為「附言」。

飄然思不群 ── 懷憶辜寬敏先生

辜寬敏先生的追悼會上備有「留言簿」，我受邀留言，匆匆寫下兩句：「卅年交情，歷歷在目；一朝大去，永懷謦欬」。為台灣打拼的路上，辜先生的身影永遠矗立於眼前，漫漫長路一路走來，辜先生不只沒有缺席過，也沒有止歇過，他一直在我們之中、之間、之前、之後，沒有了辜先生的台灣會很寂寥。「將軍一去，大樹飄零」，確有不堪回首的感傷 。「台灣獨立」是辜先生一生的「召喚」（Calling），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認為他的幸運是「人生中能有一個終極目標」，為之生為之死，那是他的「人生美學」。 辜先生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他獨立特出的人格，他從事台獨工作，當然是在政治場域，但他是「另類」的政治人：他沒有獵取政治位置的野心，沒有參選過公職，沒有為個人積累過資本，也沒有組黨的念頭。我記得有一位朋友，認為辜老要真正幫助台獨運動，應當在民進黨內建構一支獨派隊伍，也就是成立一個旗幟鮮明的獨派，不讓唯權力是問的派系獨佔鰲頭；這位朋友是不折不扣的獨派，學識、能力雙兼，有行政經歷而且了解民進黨生態；以辜先生財力，要完成此一政治工程，反掌折枝般容易，說真的，從政治角度看，確是好的進路。但是辜先生沒有答應。我得知前後原委後，沒有問過他的考量所在。 仔細想想，這不正是辜先生的「政治美學」嗎！他不在意世俗的權力，不為權力而追逐權力，他有經商致富的能力，他也不把金錢看在眼中，不為金錢而追逐金錢，他銘記在心的是他父親的臨終庭訓：「我的錢不是給你們用來奢華的，如果有機會，你們還是要還給台灣人。」他晚年在口述回憶錄中表示：「我不斷思索我能做什麽，該做什麽？只要對國家人民有幫助的，我就盡自己力量去做。協助經濟發展、辦雜誌、投入各種政治活動、向美國嗆聲、籌組智庫、到民間走透透等等。一直到現在，我沒有ㄧ天不由自主地心繫著台灣政治和社會。」短短幾句話，卻是他一生懸命的過程；沒有誇大、沒有虛飾，所有認識辜先生的人都可以見證。 在他回憶錄發表的新書會，我也榮幸說了幾句話，詳細內容已不復記憶，但我記得拿柏林（Isaiah Berlin）所引並詮釋作家的兩種性格，一個是狐貍型的到處打洞，一個是刺蝟型的只一個洞鑽到底，或說前者變化多端、後者一條路跑到底，辜先生則多智如狐狸、專一如刺蝟；他入於政治又出於政治。兼狐狸、刺蝟於一身。 那他是怎樣的人物？我是學歷史的人，同時我也觀察政治，像辜先生這樣的政治上的非政治性人物，不是沒有卻很少。如果一定要放在「人物誌」中，他可說是政治上的浪漫主義者。「浪漫主義」是很難定義的，要建立完整概念的浪漫主義，很多飽學之士都從事過，但沒法得到滿意的結論。我說辜先生是浪漫主義者，是指他不受方圓的拘束，不走既定路線，高懸理想，不計成敗，越挫越勇，但目標明確，比如他有些出人意表的舉動，或許不被「同志」見諒於一時，他的孤心與見識，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回憶錄中，他敘述離開「獨盟」，決定回台灣定居，他向「人生導師」平澤和重道別。平澤問他回去台灣要做什麼？他說：「回去要做天下浪人。」平澤回答他說：「你若是做一般的素浪人，那就不講了，但是你說要做天下浪人，那是比什麼都困難。」因為「做普通的浪人，沒有人會對你有期待，整個社會對你會視而不見，但做一個天下浪人，沒有錢、沒有權利也沒有地位，卻要做到整個社會尊敬你，那是比什麼都困難的事。」辜先生認為平澤和重一言中的，所謂「天下浪人」，就是為了國家社會的未來，到處奔走，卻沒有職位薪水的人，就日本話來講即是「國士」；用新渡戶稻造的話來說則是「武士道精神」，是「非經濟性的思想與觀點」。 辜先生特別提出這段對話，其實是驕傲的回應當年「人生導師」 的豪語，他做到了。所以我說辜先生滿溢浪漫精神，屬浪漫主義者。我想起杜甫稱美李白的詩句曰：「飄然思不群」，很能形容辜先生的浪漫不羈，他的形象將會如是鏤刻在他鍾愛的土地上。

【楊照談書】1110920_張文翊, 金恆煒《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第2集

【楊照談書】1110920_張文翊, 金恆煒《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第2集

楊照談書】張文翊, 金恆煒《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第1集 楊照談書-臺北廣播電臺

楊照談書】張文翊, 金恆煒《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第1集 楊照談書-臺北廣播電臺 ＊本集節目於臺北廣播電臺 111年9月19日晚上9點至9點30分播出＊ 本書是金恆煒、張文翊的書寫合成一本，二合一、一而二。特色是兩本書各自獨立，在內容與書籍形式上又復黏合，兩書可以互補，可以從大局看小局，也看以從小局看大到撲天蓋地而來的世局。 --以上內容節錄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Episode Website More Episodes

金恆煒戰勝癌症的祕訣

金恆煒戰勝癌症的祕訣 ▲知名專欄作家金恆煒和夫人張文翊攜手戰勝胰臟癌，其展示的正向價值，有助身體健康、昇華人生。曹長青提供 長看天下第237期2022年9月5日曹長青 作者為美籍華裔評論家，網路影視評論「長青論壇」主持人。 台灣《自由時報》專欄作家金恆煒先生十二年前被查出胰臟癌，三年後又被查出淋巴癌，不僅至今倖存，而且仍在孜孜不倦地寫作，成為醫療和人生奇蹟，因胰臟癌患者平均壽命僅6個月。所以甚至有人質疑，金先生的病是不是當初「誤診」？ 《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很別緻，金恆煒和夫人張文翊各寫一半，一個橫排，一個豎排，兩本合一。允晨文化出版提供 ▲《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很別緻，金恆煒和夫人張文翊各寫一半，一個橫排，一個豎排，兩本合一。允晨文化出版提供 金恆煒和夫人張文翊最近出書《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允晨文化出版），給大家揭開這個奇蹟的謎底。 此書很別緻，夫妻各寫一半，一個橫排，一個豎排，兩本合一。書名展示，這是夫妻共度難關之舞，也是與死亡較量的探戈。畢業於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的張文翊曾是《中國時報》副刊編輯，她構思精巧，文筆優美，寫得誠懇質樸細膩感人。金恆煒的部分，像貝多芬的交響曲，大氣磅礡，縱貫台灣歷史，也寫出他們這對知識分子夫妻艱辛的心路歷程。更重要的是，他們寫出了這不是「誤診」，而是一系列幸運因素和主觀努力創造的奇蹟！ 我讀了這本書後最大感想是：很為金恆煒生活在台灣而感到慶幸，那裡的人情關愛，朋友如親人般的鼎力相助和溫情帶來的一連串幸運，是他戰勝癌症的祕方良藥…… 愛心是台灣社會的獨特財富 第一個幸運：及時發現。人所共知，癌症的早期發現至關重要，如到晚期，很難妙手回春。金先生感覺身體情況不對勁，立即聯絡了好友、台灣中研院院士黃進興（現為副院長）。黃先生從哈佛獲得歷史學博士，不僅School Smart，也是Street Smart，屬於對學術和社會都睿智的雙才；雖是文科，卻有廣泛的醫學和健康知識，並樂於幫人；朋友中誰有個小病大災，都先找他諮詢。他聽到病情後，立即聯絡台北醫大附設醫院副院長陳振文。陳振文馬上安排檢驗，懷疑是胰臟癌。陳振文沒有安排金恆煒在他的醫院手術，而是和黃進興一起查找，誰是台灣做胰臟癌手術最好的醫師，這種對朋友極為負責的精神，這份愛心，是台灣社會的獨特財富。 第二個幸運：找對了醫師。開刀醫師年齡大，有經驗，但可能眼神不濟，手術刀拿不穩；年輕則缺乏歷練。所以最好是50歲左右。黃進興和陳振文對全台醫師查找比對，最後選定台大醫院外科的田郁文醫師。肝、膽、胃、腸，各有醫師擅長，田醫師是胰臟癌手術高手，那年53歲，正年富力強。田醫師後升任台大醫院外科主任和教授。《蘋果日報》報導，台灣四分之一胰臟癌手術都是田郁文做的，他哥哥田英俊是骨科專家、高雄醫大醫學院院長，哥倆為醫界雙雄，救人無數。 人要走運，「鬼」都幫忙 第三個幸運：「鬼」都幫忙。田醫師看過檢驗報告（那時還不確定是胰臟癌）只說一句話：「馬上安排手術，當作最壞情況處理。」但醫院沒床位，手術都排滿了；按正常安排，要等上一、兩個月。但剛好有個病患臨時取消手術，說不喜歡在農曆鬼月開刀（那是2010年9月份），金恆煒得到這個空缺。有朋友感嘆，真是「鬼都幫忙」。從找到田醫師檢查到次日入院再到開刀，前後僅72個小時！早期發現，及時手術，金恆煒每一步都幸運得像時鐘般精準。 第四個幸運：手術精美，切得乾淨。田醫師不僅正值壯年，且是性情中人，話語不多，率性果斷。胰臟躲在肝、膽、胃、腸的後方，靠近脊椎，就像繁忙的十字路口，手術難度很高，一般都要八個小時或更多。結果田醫師只用五個半小時就完成了。在外面等待的張文翊被叫到時，發現田醫師已站在手術室門口，「戴著藍色手術手套的雙手捧著一堆粉紅和白花花的內臟」說，「這是切除的部分，都切乾淨了。」手術時間短，又切得乾淨，這是金恆煒至今倖存的重要原因。看到這段令人感嘆，在美國，難以想像一個手術醫師會把切除的內臟拿出手術室給患者家屬看。田醫師真是個性情中人！這種性格，可能最適合外科開刀。 第五個幸運：決定做化療。手術後切片檢驗，金恆煒的胰臟癌是二到三期之間。田醫師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說，即便還能手術的胰臟癌患者，80%術後12個月內復發，100個胰臟癌手術切除的病患，半數活不過半年，僅4人能活過5年，存活率不到5%。所以，手術後是否化療成為兩難：化療，十分痛苦並嚴重影響生活品質，還可能更早死亡；不做，等於放棄人生。當時一位住院醫師對金恆煒直言：胰臟癌一年之內復發率90%。那到底還要不要化療？後來朋友出招，去問田郁文醫師，如果是他，會怎樣決定？田醫師又是惜字如金，僅一句：要做，這樣就不會後悔了！手術成功，切得乾淨，再加馬上做化療，是金恆煒戰勝癌症的基礎工程。 和信醫院的溫情世界 第六個幸運：化療在和信醫院進行。「和信」不僅是台灣知名的癌症專科，而且是私營醫院，更追求質量、效率、服務品質。張文翊在書中說，在和信，沒再遇到醫師說三字經，護士訓斥，更沒有轉院填表格等手續要等三天的事。顯然在其他醫院的經歷並不令人愉快。 不僅因和信是民營，更注重服務和競爭力，還因為金恆煒在這裡有「知音」，當時本土社團「北社」社長陳昭姿就是和信醫院藥劑科主任，也是她力請金先生到和信做化療。陳昭姿很獨特，我去過多次台灣，她是給我最深印象的女性之一。不少人說，台灣男人有點像日本人，很多是大男人主義。但陳昭姿家卻完全不同。她先生郭長豐醫師雖是台北醫院副院長，卻不僅沒有大男人主義，還非常崇拜妻子。因為陳昭姿非常能幹，說話做事都乾淨利落，而且俠骨柔情，樂於助人。政治觀點上，婦唱夫隨，深愛台灣，仗義執言，極為默契。 每次金恆煒去和信做化療，陳昭姿都過來關照，聊聊天，促使他放鬆。而且心細的陳昭姿還做了一件令人「窩心」的安排，請院長和副院長們，如果有空，來和金先生聊天。人一生病，就很脆弱，醫師的一句問候非常暖人心，何況是專家級的副院長甚至院長！張文翊在書中說，「這是特別溫馨的住院經驗。」 和信醫院的兩位副院長我都認識，他們都是從美國學業有成後回台：賴其萬原為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知名神經科醫師和癲癇病專家；莊伯祥是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教授，最擅長肝腫瘤栓塞術及化療等，他們在美國都已是學界精英，特意回台報效母國。院長黃達夫是回台前已獲終身教職的美國杜克大學癌症中心主任。做院長24年，他把和信經營得風生水起，名聲鵲起。他推崇自由主義，崇拜胡適。而金恆煒又研究過胡適，有專著《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黃院長來看金恆煒，倆人大談胡適。一個癌症病人生死未卜，與最高專家的院長不是探討病情，而是談論學界自由主義領軍人，胡適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金恆煒、張文翊夫婦創辦《當代》雜誌，傳播歐美思潮，忙得常常忘記過生日。這次在和信醫院，細心又充滿愛心的陳昭姿，特意為金先生在病房舉辦了生日慶祝會，請了很多朋友，還特意在生日蛋糕上按金恆煒相片做了糖霜畫像。這是金恆煒一生中最難忘的慶生會！ 卡在專制喉嚨的一根骨頭 第七個幸運：性格決定命運。這是人們常說的一句話，金恆煒戰勝癌症的過程，也佐證了這句話。有統計說，癌症患者50%是嚇死的。古語「談虎色變」，現代人是「談癌色變」。尤其胰臟癌，平均僅6個月可活，那是怎樣的恐怖，人生就這麼完了。但金恆煒性格開朗、達觀。手術前夜，金太太擔心得徹夜難眠，而馬上要做大手術決定生死的金恆煒卻呼呼大睡。有朋友說，金恆煒是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達觀。這種性格也是他戰勝癌症的獨特幸運因素。寫到這裡，想起讀過的《陳獨秀傳》，這位第一屆中共總書記被國民黨逮捕時，在押送的囚車上竟呼呼大睡，成為一絕。這種性格的人可能都是不可戰勝的。 第八個幸運：各界的關注和友情。金恆煒的樂觀還有外在的助力。他雖出生於中國（一歲來台），但把台灣當作自己家園，凜然風骨，奮筆疾書，為「台」請命，被譽為「卡在專制喉嚨的一根骨頭」。聽到他生病，各方伸出援手。他因言獲罪，被一立委和總統夫人狀告，官司纏身，帳號也被封。而且恰恰在這一年他因要送兒子去美國留學，把一個附加的健康保險給取消了。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師孟和立委王定宇出面為他募集治療和生活費，短短一個星期，就湧進捐款2,360萬元台幣，等於全台灣每人捐了一塊錢！幾乎都是小額，有六千多人捐款。 在海外，台灣鄉親們也是紛紛解囊，為金先生在美國留學的兒子募集學費、生活費。紐約的黃再添、楊淑卿夫婦，芝加哥的李旭登、林瑛莉夫婦，北加州的劉文彬、蔡洋清醫師夫婦、洛杉磯《台灣e新聞》蔡慧香主編等，都做義工幫助收集籌款，完全解決了金先生孩子學費等後顧之憂！捐款支票多達近400張！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書：金先生到和信醫院做化療，每週五次，陳昭姿請北社成員林忠遠先生幫忙開車接送。和信在台灣北端，金恆煒住南端，來回開車要兩個小時。而且化療期間還要在外面等待。整個過程要用大半天！恆煒夫婦過意不去，但忠遠卻堅持做這個義工，說他「很樂意」！那不是一次兩次，而是連續五個星期！忠遠也是我的朋友，我在台灣演講或出書，總是會見到忠遠在笑呵呵地幫助搬書或忙前忙後地張羅，一直很感動。在台灣的各種活動中，都有許多這種默默貢獻的義工，真誠關愛、幫助他人。忠遠展示的就是台灣的這種內在美。 金恆煒得感謝他的爸爸 金先生真是太好命了，周圍盡是「陳昭姿、林忠遠們」，你送雞湯，他買鱸魚，還有朋友把飯菜整鍋搬來。他的病房前，人們送來的鮮花、卡片等，排到走廊的另一頭。他既不是達官顯貴，更不是大富豪，只是一介窮書生。但他拼命為台灣的生存呼喊，在良知的回音壁得到迴響！這迴響的基礎是台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友愛、那份難能可貴的人性關懷！這筆台灣無價的寶貴財富產生的巨大力量，幫助金恆煒度過了難關。 我多次到台灣，感嘆欽羨的不僅是其民主制度，更是這個社會中無數普通百姓中蘊藏的誠實、淳樸、友愛和情義。物質生活（甚至民主制度）的硬件，只要努力，哪個國家最後都會得到，但人心和道德的軟件，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獲得的，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是台灣最值得珍惜、最應該好好守護的。 金恆煒先生真得感謝他的父親，一歲時把他帶到台灣，否則以他反叛的個性，早就會被中共清算，更別說遇到如此病魔還能活到今天。在台灣這個溫馨的社會，那種來自四面八方的友情，那份鋪天蓋地的溫暖，是治療他的病症，讓他好好地活著、繼續為台灣打拼的獨特良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劑！ 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自己和親朋好友的生老病死，金恆煒、張文翊夫婦這本書，對生病者和其家人應該怎樣應對突如其來的病魔，對親友遇到災禍時應該怎樣關愛，都有很多可貴的值得借鑑之處；其展示的正向價值，有助身體健康、昇華人生，很值得一讀。

綠營大將金恆煒胰臟癌12年 戰勝病魔秘訣首次大公開

！ [原著] [台灣海外網]於2022-08-02 15:08:08上傳[538] 綠營大將金恆煒患胰臟癌12年 戰勝病魔的秘訣首次大公開！ 曹長青臉書： 《自由時報》專欄作家金恆煒出生在中國（1歲時來台），但卻沒有大中國情結，把台灣當自己家園，深愛台灣（因此被深藍和外省老兵毆打）、為台灣成為正常獨立國家而奮筆疾書、嘔心瀝血，是一位象徵性的人物。他出版《民主內戰的必要》專著時，我寫序推薦：特立獨行的「刺猬」金恆煒（見《台灣海外網： https://taiwanus.net/news/news/2012/201211011222011304.htm ）。 不幸的是，2010年8月他被查出胰臟癌，這是一種很可怕的癌症，一般倖存期只有6個月。他做了手術、化療等。至今12年了，金恆煒仍生龍活虎地寫專欄，創造了醫療史的奇蹟！有醫生甚至懷疑是不是當初『誤診』。 最近，他和妻子張文翊合作，寫了與死神搏鬥（他稱之『死亡探戈』）的驚心動魄經歷。我收到和拜讀後，感慨不已！給恆煒兄寫了兩個Line如下： 書剛收到。很壯觀的一本大作！你和文翊各寫一半，名為『探戈』，別緻的構想！先告知一聲收到，待拜讀後再告知感想！十分感謝。在你病後恢復，文翊要照顧你和全家的勞頓之餘，能夠完成這樣一本書，實在是不容易，從目錄看，相當有內容。祝賀！！ 書已拜讀完。寫得非常棒！書名、探戈的構思、兩人各自寫，合成一本，又橫排、豎排版，形式新穎、獨特！內容很棒，寫得誠實，誠懇，質樸，沒有虛空和大詞。令人想起一句諺語：是真佛說平常話！ 文翊寫的部分，令人想到台灣膾炙人口的曲子《望春風》，細膩感人。恆煒部分，像貝多芬的交響曲，大氣磅礴，縱貫台灣歷史。你倆的文字和風格是絕配，真是『探戈』，且是『九段』。以前沒看過文翊的作品，這是首次讀她的大塊文字，她寫得很有構思，很有文采！很『文翊』！祝賀！ 這本書很值得一讀。台灣各大書店有售，也可在『博客來』網購：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87%91%E6%81%86%E7%85%92/adv_author/1/ 書名《胰臟癌探戈：有情世界渡死劫/是「史記」也是「死記」 》 作者： 張文翊, 金恆煒 出版社：允晨文化 202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