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
是年月底，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小鎭柏克萊，冬天的夜晚和台北一樣濕冷。電話鈴響，恆煒接了電話，一連串的「是」、「是」、「好的」、「好的」、「沒問題」，指令接收完畢，掛電話。原來是Lucy，這是他們通話的標準方式。
Lucy就是發表一系列中國文革故事而名噪一時的陳若曦。我們才在柏克萊住下不久，剛出版了小說集《尹縣長》的陳若曦和丈夫老段、兒子Peter和Tom，從加拿大搬來；她到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任職「中國研究中心」，就是張愛玲坐過的位置。雖說我們兩家開車要十分鐘，還是算近鄰，常常往來。接完電話，一會兒恆煒就新手開車暗夜走山路，去她家取護照，準備明天就到舊金山領事館幫她辦回台簽證。
這件差事容易。一九七九年正是中國時報在美國開始發行周刋的時候，恆煒是駐美特派員身份在周刊打工，一方面幫高信疆主編的人間副刊策畫一些專輯或報導、採訪、約稿、撰稿等等。周刋辦公室主任的太太正巧是舊金山領館的副領事，什麼也沒問，簽證很快的當面就簽好了。
那時美麗島事件剛發生不到一個月，舊金山灣區台灣來的留美學者，對事件的處理方式聚論紛紛。事件中遭到牽連逮捕的人很多，尤其幾位鄉土文學作家楊青矗、王拓等等，大家都認為不應該受軍法審判。於是寫成一封二十七人連署的陳情信，委託Lucy專程快遞，親自送到台北蔣經國總統手中。陳若曦本來是台大外文系畢業、留學美國的台灣人，六六年和丈夫老段從美國投奔「祖國」，不巧遇上文化大革命。正如同毛主席説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們一家領教了史無前例的荒謬恐怖，一九七三年離開中國，輾轉到加拿大。説起來她算是有投共的前科，雖然小說揭露的是中國共產黨腥風血雨的統治，台灣畢竟還在蔣氏政權的戒嚴體制下，美麗島事件掀起的風聲鶴唳才剛開始，誰也不知道揣著連署信上飛機的陳若𣌀，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景況。
終於等到Lucy回來，大家齊聚她家，聼她講台灣行。Lucy好客，常開party，宛如saloon女主人，每回她開講，總讓我聯想到枝繁葉茂的熱帶爬藤，唏哩嘩啦的（表）情文（釆）並茂。説起自己一踏進「中華民國」海關，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什麼？陳若曦怎麼可能來了！Lucy的臉大家都認得，鼎鼎有名的陳若曦，誰人不識！但不知若曦只是筆名，是英文名Lucy的轉譯，她有個台灣女孩的本名叫秀美。一般人不知道沒關係，但是領館的人竟也不知道，如果陳若曦自己拿著護照去簽證，在那肅殺的時刻，被打回票的可能性極大；所以陳秀美、我們的Lucy，就這麼混進台灣。第一時間見到了蔣經國，面交連署信。信件主要強調應盡速送司法審判，不必動用軍法。第二天，蔣經國透過蔣彥士傳話，説他非常重視這封信。不料第一次接見後不久，報紙即刊出消息：二十四人軍法審判，其他的如楊青矗等司法審判，還有一些人獲釋。第二次見面，陳若曦先説之前的鼓山事件，警察打人，又説高雄事件是先鎮後暴。她表演經國先生聞言又怒又驚，兩手撐著椅子扶手猛然站起，大聲辯駁説：「我的警察是不會打人的！」對於海外傳説，政府雇了流氓做打手，蔣當然也是斷然否認。她比手畫腳的學蔣經國銅鈴眼一瞪，還真有幾分文革樣板戲的模樣。表演歸表演，她對蔣的評價還是相當正面。
恆煒打算給Lucy做個專訪，徵詢報社，台北聽了十分興奮，催促他馬上進行，想來得了老闆余紀忠的同意。哪知訪問稿寄去後，《中時》不敢登，只好給了香港剛創刊的《中報》，總編輯是剛和《明報》老闆金庸鬧翻的胡菊人。稿子寄到雜誌社，一九八〇年二月的創刊號已印好，準備發行，《中報》當下決定「臨時加印附頁刋出」，後來在第二期文重刊一次。美國的華文刋物「新土」、台灣的「亞洲人」都有轉載。一九八九年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出的《美麗島十年風雲》書中，也大篇幅轉引這篇〈訪陳若曦談美麗島事件〉。文章發表用的是筆名，是我來不及長大的弟弟張文彥的名字，這叫死無對證；所以知道內情的沒有幾人。
陳若曦在訪談中，覺得蔣經國態度非常誠懇，反共堅定。而且還一再強調一定要實行民主政治。對於高雄事件，政府的立場和海外人士的意見，「彼此交換看法，並没有很大的歧異，甚至有些地方，比如反對暴力，我們都相當一致。」她甚至覺得「他是有心想把事做好，是相當有誠意的人。」
言猶在耳，一個月之後的二二八晚上，康寧祥接出被刑求逼供到全身是傷的林義雄，因為他的母親和雙胞胎幼女都在當天中午被利刃殺死，大女兒重傷送醫。在《中國時報》當記者的南方朔當時報導說，兇手是林家熟識的人，因為奐均說是「叔叔」，但兇案發生在有多人全天候嚴密監視下的林宅，兇手竟然從此永遠人間蒸發了，誰是凶手？不問可知。隔年的一九八一年五月間，陳文成被警備總部來人帶走詢問，次日神秘死亡，陳屍於台灣大學校園。一九八四年，我們和Lucy的共同朋友旅美作家劉宜良（江南），在舊金山灣區的家中車庫被槍殺。兇案發生在美國，這才破了案，而兇手正是蔣經國政權情報局僱用的黑道分子。
美麗島事件軍法審判和司法審判，在三月中和四月中開始。判決之前，恆煒的老闆《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中國國民黨的中常委，親自到舊金山向灣區的陳情信連署人解釋政府的處置。恆煒受命邀集客人，灣區的學者教授如剛好到柏克萊加大暫訪的李歐梵教授、本來就在加大的杜維明教授、從史丹福來的莊因教授、還有阮大仁、陳若曦等，群聚余家聽最新消息。雖然案子還在審判中，老闆已經知道被告們的刑期，誰多少年、誰也多少年，與後來的判決，幾乎若合符節。我沒有去，只聽恆煒說。其他人聞言不知有何反應，只記得李歐梵事後對余紀忠非常反感，理由是余先生說話很小聲，好像自以為了不起，要別人專注傾聽他在說甚麼似的。
所以，蔣經國們的誠懇，跟我們的誠懇不一樣，而他們的「反對暴力」，也就是我們「反對暴力」的相反詞。江南案發生後，恆煒同事的副領事太太快人快語，在辦公室裡鐵口直斷：「一定是國民黨幹的啦！」結果還沒破案，她已經被流放到離丈夫和孩子很遠很遠的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
一九八三年，余老闆把恆煒召回台北任人間副刊主編，我們把家具分送給朋友，不急著帶走的衣物，裝滿大皮箱，寄放在Lucy家的地下室。編副刊時也約了Lucy的稿子，她寫長篇小說連載，逐日邊寫邊傳真來台北。記得有一次稿件很晚才到，最後一行沒傳好，裁掉了半邊，恆煒打越洋電話問，她大而化之的說，你處理就好了。恆煒大吃一驚：有人這樣寫小說？！處理了十幾個字，搞定。
後來多年，除了那口皮箱，沒有其他聯繫。一切與她有關的事情，全憑聽說。聽說老段有了真正中國來的女朋友，Lucy和老段離婚了。之後Lucy考到房仲執照，一位特意照顧她第一筆生意的朋友，買了房子卻招來了不愉快。不久她又去中國，還見了胡錦濤，住在香港買賣中國房地產，大兒子Peter也去了香港等等。
直到十多年前，我們在台北街頭散步，就在快到家時，迎面來了一張熟面孔，竟然是陳若曦，身旁一位男士，「這是我先生。」她介紹說。喔，聽說是她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當時就很傾慕她，將近四十年後終成眷屬。我們應邀上樓去她家坐一陣子，清雅的客廳，桌上一盆粉色南洋蘭花開得熱鬧。新丈夫是很綠的，「跟我不同，」Lucy說，他每天都看恆煒的專欄，「還在上面畫線。」好久不見，有些生疏。就有這麼巧，我們又成了鄰居，兩家相距走路不到十分鐘。但是生活圈子變了，甚麼都變了，我們沒有再聯繫，也沒有再街頭巧遇。之後的事，又全是聽說的了。
由於政治取向的歧異，大部分的老朋友都漸漸疏遠，真如詞人張元幹說的「人情老易悲難訴」，終而生不問、死不弔，Lucy或許就是其中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