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土地不放鬆——李永熾的志業

抓住土地不放鬆——李永熾的志業 ◎金恒煒

文◎金恒煒 照片◎游擊文化提供

2019-04-28

傳主與捉刀人

李永熾的回憶錄終於出版了。早在4、5年前就聽他說在寫回憶錄；說「寫」，也不盡然，是他口述，女兒衣雲記錄／執筆，父女合作出書，自是佳話。永熾告訴我，書寫全權由衣雲處理，所以有兩個作者：一是傳主本人；另 一就是寫傳的執筆者。學者、政治人物、影視巨星等寫回憶錄或自傳，常常委請代筆人；即使以文字為務的學者，到耄耋之年，「耳目喪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所以，自己口述、請人捉刀，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就是一例。馮書行文皆用第一人稱「我」，與李永熾回憶錄逕用「永熾」不同；用「我」是自述，作者僅一人，用第三人稱「永熾」，則作者有二，最近的例子也有。《偽造者》（une Vie de Famssaire）一書記錄阿道弗．凱明斯基（Adolfo Kaminsky）的傳奇。他是猶太人，生活於維琪政府之下，為了營救同胞，乃利用自己的化學知識與技術，製造假證件，長達30年之久，即使家人也秘而不 宣。到了78歲高齡，他24歲的女兒莎拉（Sarah Kaminsky）才探出口風，方始揭開這段完全不為人知的天大秘密。莎拉是《偽造者》作者，之所以用 「第一人稱而不用第三人稱」，在書序中解釋，是因為她「必須讓他出聲！」目的在於「把發聲權還給父親」。（《偽造者》，開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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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熾的碩士論文（游擊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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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集結傳主穿梭社會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系統的歷程。（游擊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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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s：留日前與方瑜（游擊文化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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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s：@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游擊文化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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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s：與長女衣雲（游擊文化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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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s：1歲時與母（游擊文化提供 ）

替別人捉刀寫傳、寫回憶錄、寫書是一種行業，叫做ghostwriter，現在有更雅致的譯名「幽靈作家」。一般來說，作者與寫手之間會有保密條款，寫手要把自己的「幽靈」帶入墳墓。但也有例外，比如《中國之命運》與《蘇俄在中國》，據稱都是陶希聖捉刀的，但掛蔣介石之名，作者儼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捉刀人陶希聖。到底作者是誰？這段公案從1941年《中國之命運》甫出版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沒有定論。最近陶希聖兒子整理的《陶希聖日記》問世，有趣的是，剛好陶希聖在此兩書出版前後的關鍵日記付之闕如，而編著《陶希聖年表》封底的簡介中，則明文標出：「為蔣介石撰寫《中國之命運》及《蘇俄在中國》」，所以陶家做了著作權的官方認定與聲明。到底真相如何？我略做過考證，結果不在此費篇幅。舉此例只在說明傳主與代筆的複雜與糾纏關係。

李永熾回憶錄全無這個問題，這是女兒為父親的口述寫傳記，其中關竅除了家族關係外，更重要的是，他／她們都是學者、教授，都有留日背景，都共同關懷台灣及台灣的前途發展，且都受過極嚴格的學術與理論訓練，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最能形容。儘管永熾是日本思想史、日本史專家，衣雲專攻社會學，專長在漫畫的理論建構，目前任教政大台灣史研究所；但父女倆都是學術中人，有著共同的興趣與共同的終極關懷。我固然不知道他／她們訪談的過程與細節，通讀全書，可以斷言，寫李永熾回憶錄的，沒有第二人比小雲（這是她的暱稱）更適當。

台灣欠缺新文化史的書寫

請人寫傳記必須找到最好的人選執筆。《約翰遜傳（Life of Samuel Johnson）》的傳主是英國18世紀文化巨擘，集詩人、小說家、傳記作者、散文家、評論家於一身，尤其以一人之力，耗費9年工夫完成《英文字典》。約翰遜當年的聲名流行，有如「我的朋友胡適之」那樣家喻戶曉，以他為中心形成「John’s Circle」，可見他的人望。替他作傳的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比傳主年輕31歲。1763年他們結識，傳主時年53，包斯威爾22。

包斯威爾早打定主意替他寫傳。約翰遜長住倫敦，包斯威爾的家遠在蘇格蘭，21年的交往，真正相處的時間不過276天。包斯威爾憑著耐心，縝密搜索資料、文件、他人日記及無數期刊，刻劃出活生生的約翰遜來。《約翰遜傳》被稱為英文寫出的最偉大傳記，但兩人究竟相處時日不多，有後人評論是包斯威爾製造了「約翰遜神話」。

《約翰遜傳》是成功的傳記典範，這本書使約翰遜擺脫時空限制而永存，同時也使包斯威爾盛名不墜。約翰遜之於包斯威爾的關係，當然遠不及李永熾之於李衣雲；父女倆有共同的家族記憶，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如他／她有淪肌浹髓的共同感受。李家的家族史以及永熾個人的生涯點滴，永熾一人的回憶或小雲一人的回憶，都比不上兩人合作更深入、更動人。台灣欠缺從日治時代到國民黨殖民台灣、一直到民主這段歷史的著作，遑論一般人真實生活的細緻面向，尤其僻遠鄉居；當然這或許出於我的孤陋寡聞、閱讀與閱歷不足所致。

李永熾回憶錄雖只記錄李家4代的生命／生活史，卻是少見的史料。上世紀70年代發皇的新文化史，比如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大猶：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Montaillou：Village Occivan de 1294 à 1324）》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英國16至18世紀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年（The Family, Sex and Marrage In England 1500-1800）》等，都是代表性的皇皇鉅作。對照之下，台灣明顯欠缺素人的生活史，尤其缺乏本土的生活史著，這本回憶錄正好可補台灣新文化史的不足。

不入黨的台灣人

我跟永熾、方瑜有超過40年以上的交情，我看著衣雲長大，小女兒衣晴出生時，我們在美國，方瑜來信告知，今天還深烙腦海：「眉目如畫，可以忘憂」。記得當年常到李府聊天，小雲也湊熱鬧，絕不願缺席，父母親想出對策，給她奶瓶說：「吸完了就睡。」小雲就有本事吸到天荒地老。這件小事只表示我對永熾家的熟稔，然而不，「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我自以為熟悉永熾其人其事，回憶錄中的大小事件雖都曾耳聞，但看了回憶錄才知道我的不知道。所以，「知其人不讀其傳可乎？」當然不可。

永熾即使進了研究所，暑假還必須回老家下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種辛苦，不是當事人很難了解，不要說體會了。家境如此，原因出於二戰結束，日本投降，永熾的尊翁萬仁先生年輕時到大阪讀書，一面學做車床，後因家庭關係，只待上半年，不得已打道回台。好在一技在身，有機會到八仙山林場做裁木機的車床工作，到日治末年已經升到小主任了。但二戰結束，國民黨政府來台，把原本日本人的位置全部替換成外省人，不久萬仁先生被調到「營林所」當技術助理，從此再也沒有升遷機會。家中食指浩繁，生計自然迫促。日治時代，台灣人還有升遷管道，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人反而晉升無門了。

永熾是客家人，對所謂「外省人」來說，就是台灣人。從萬仁老先生到永熾都脫離不了「台灣人的悲哀」。永熾雖考上台大歷史系，但馬上面臨都市人、外省人的生態，領會到外省人的優越意識，知道自己身處邊陲人的境況。這還不是唯一的現實。永熾堅不入國民黨，前途自然一片大壞。徐復觀寫信給許逖說：「你的關係比我不好，脾氣比我壞，這怎麼得了！？既是台灣人，還不肯入黨，吃苦頭也是必然。」研究所畢業，當講師、然後副教授、教授，幾乎關關難過關關過，當然，台大當年缺日本史教授是一個重要因素。最稱「經典」的事例是，1967年台大與哈佛燕京學社合作，歷史系主任許倬雲有意利用此合作計畫培養日本史人才，永熾當屬不二人選；但許倬雲給出的條件很苛：同意他赴日本深造兩年，但留職停薪。學校原本可以讓教師以留職留薪方式出國進修，許倬雲寧願把此待遇給山東籍教師王曾才。問題是，王曾才已出國進修過一次，依慣例，機會應留給第一次出國進修的人。在二選一的不平等條約下，永熾被迫不得已接受留職停薪，對家裡的挹注只好停止。留學的兩年，成了全家最苦的歲月。另一方面，在日本學費、房租付完，幾乎連飯錢也不夠，只能一天吃兩餐；很長一段時期，永熾每天以泡麵充饑，結果吃到怕， 返台之後抵死不吃。這段刻骨銘心的慘遇，也成為他時常提及的個人痛史之一。

韋伯、大塚久雄與丸山真男

學者寫回憶錄、自傳要不要總結一生的學術？答案不是想當然耳那麼簡單，台大教授薩孟武在《中年時代》序中談到回憶錄的書寫：「我在學術上有什麼貢獻，這種文章，閱者大率不喜歡看，而且看了頭痛，故我儘量捨去不談。」

薩說自非孤例，也當然不是通例。永熾回憶錄的大宗在他的學術論述上，即使出版社有所建議，永熾堅持到底，絕不讓步；這本是永熾本色，回憶錄上堅持己見，即使政論、文章或上電視節目，都一貫如此。馮友蘭的《三松堂自述》也是傳主口述，找人代筆，但四、五、六這三章則是他的學術課題，是哲學史著作的回顧與評介，不能假手他人，他親筆寫完；可見衣雲的功力如此。這兩本自傳的書寫方式也有不同：永熾的回憶錄是以時間為縱軸的線性敘述，依時／同時進行全面照顧；馮書雖也是以時間軸為主線，但把他一生行誼橫切成三塊：社會、哲學和大學分而言之。不同的書寫方式，代表訓練與思維的不同。永熾與衣雲是史學家，依時間序但包羅所有面向，馮書則一章只寫一面，這或許是史學家與哲學家敘事的不同。

在日本的兩年，永熾自言是「讀書最密集、最勤勞的時候」，規定「每個禮拜要讀完一本書，不管讀得懂不懂」，他的學術基礎從此打下。一般學者的自傳回顧，大多著墨在最後成果，很少像永熾般將他在日本讀研究所學習（7、8章）或從事日本近代史（第10章）及日本史、中國思想史教學（第14章）的進程娓娓道來。留日兩年，他形成兩條主線：一是愈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史學愈膩，真正抓住他的是韋伯，而韋伯又從研讀屬於韋伯系統的大塚久雄而來，所以透過韋伯與大塚久雄的論述，永熾慢慢發展出自己的近代思想史觀點，那麼觸及研討資本主義興起是必然的。在反省戰前的軍國主義上，大塚久雄的學說系統要求中間階層（中小企業家）自主，不要一步步成為地主，最後淪為法西斯的支持者，而丸山真男則追究這些戰前的地主何以轉為支持法西斯主義。丸山真男是影響永熾最重要的學者，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紹丸山的思想。

第二條線，就是師從大久保利謙、下村富士男、尾藤正英、小西四郎等攻讀幕末史、明治維新史、日本近代史及思想史；這也是永熾之所以成為台灣日本史權威的發軔。

永熾自言當初在日本讀書，受到多位學者啟發，多線研讀，逐漸形成自己的體系。他用辯證的方式，將轉益多師的研讀歷程寫成他的日本思想「學案」；每一層運思及轉折都環環相扣，一個學者思想接著一個，一個問題扣住一個問題，如此複雜的學思過程，區區短文自不能盡述，還得讀者自己品嚐宮牆之美。

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未來之路

1980年代永熾有了大的轉折，除了學術上由日本近代史走向日本古代史，同時深入西方思潮，最重要的是把視角轉回到台灣，「日本—台灣—西方」的三合一論述，成為他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理解，永熾在分疏丸山真男思想時，特別強調國家獨立性的問題：「為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日本，在政治上無法民主化？」我認為這是他介入台灣政治的重要動力。

永熾原屬於自由主義左派，偏向社會自由主義。1980年代之後，他走向社會民主系統，同時確立自己對台灣的國家認同以及台灣未來應走之路，而且以韋伯的主體性當思考架構。他後來就以知識份子身分「介入」（engage）社會、政治、文化諸運動，逐漸站到第一線。美麗島事件之前，他與同事鄭欽仁教授等參加康寧祥的《八十年代》，1990年代之後，他確立了既反國民黨又反中國的路向；一路走來，斑斑可考。520農運的靜坐抗議，參加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共同創立又退出「澄社」，投入台灣教授協會、為黨外人士站台、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參與 「現代學術基金會」、應邀電視政論節目與談人，1999年出任彭明敏總統大選的幕僚，之後加入建國黨；其中的起伏跌宕，可以是台灣近代史的重要史料。

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

當然，我因為在《中國時報》工作，一開始就欣賞永熾與方瑜賢伉儷的才華。在高信疆時代的《人間》當編輯時，我即殷殷向永熾、方瑜約稿。永熾文章以說理見長，高信疆寧願要方瑜的散文，這是主編品味與銷路取向。高信疆卸任，老闆余紀忠找了陳曉林來接，我大力幫他穩住局面，永熾與方瑜更是主要作家。1981年我主編《中時》「人間」、86年創刊《當代》，永熾與方瑜都是主力，尤其博聞多識的永熾，更成為「人間」與《當代》「專輯」的救火隊。永熾回憶錄已有專章，而且我也將有專文記錄；從各自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合作。這裡不再贅述。

李永熾回憶錄的最後一句話是：「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有著草根的韌性，也有著硬挺的背脊」，非常「李永熾」，宛如《史記》中的「太史公曰」，這句話也可當本文結束語。（作家）
《自由時報》文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