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上） BY 金恒煒2023-07-12 金恒煒：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圖／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 我的論題是〈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我特別點出族群問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所起的支配性作用。當然，構成民主化成因很多，絕不是單一條件可以達成，有關民主理論與民主發展，研究、書寫、文獻很多，是一門顯學；台灣能進入所謂「第三波民主」之列，（杭亭頓，《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當然是正面表列。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以提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換句話說，民主化是各種要件的集合體。台灣能夠走上民主，自有不同驅力，但族群力量則是萬事俱備下的東風。族群在台灣民主化的獨特作用，至少在我閱讀過程中乏人書寫；當然也可能歸咎於我涉獵不廣。 台灣民主化的「一般條件」 托爾斯泰在《安娜 · 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以挪用在民主上：成功的民主國家各有個的經歷，非民主的國家的統治都相似的。台灣能夠走上民主，族群的力量則是最關鍵的因素；也就是「殊相」。台灣之所以能民主化，可提出幾項一般條件： （一）民主思想成為無可置疑的價值觀。1921 年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後劉少奇回顧道：「當時我只知道社會主義是好東西，但是我卻不知道具體而言那是什麼，也不知道說如何實現社會主義。」（見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轉引自北村稔，《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的事實》）1920 年社會主義成為焦點，正反意見都有，但民主沒人有非議，不只知道是好東西，更認為是寶筏。 殷海光（1919 ─ 1969） 1949 年之後，在台灣尤其如此；中國五四或後五四的一批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樹起民主主義的旗幟，其中以《自由中國》最重要。儘管蔣政權勵行家天下／黨天下的政策，但也不敢公開指控民主的道德無尚命令，民國末年重要的知識分子雜誌《觀察》（1945-1948）的主編儲安平說：「我们現在争取自由，在國民黨统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题，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有』『無』的問题了。」（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 年 3 月 8 日）。1945 年自由社會主義席捲中國，（見韓戌，《儲安平傳》，牛津大學，2015）1947 年，殷海光與幾位朋友發起〈自由與理智宣言〉，揭示費邊主義，唱和社會民主主義。 當時影響中國思想界最大的是拉斯基（Harold J. Laski）。（見陳慧芬，《知識傳播與國家想像 —— 20 世紀初期拉斯基政治多元論在中國》，五南，2016 年），胡適旁邊《新月》一批人許多都是拉斯基學生，胡適受影響，當然。一九四九年三月殷海光寫信給許冠三、申思聰還殷殷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念。（見殷海光，〈中國的前途問題〉，收入《殷海光全集》〔8〕）。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一波社會民主主義到了台灣，自由主義是台灣知識階層幾乎一致的信條，即使在蔣政權下雖奄奄一息卻還有火苗，特務頭子王昇可以把自由主義、台獨、共產主義綁在一起，稱為「三合一敵人」，但是他也不敢觸民主的逆鱗，他說過民主的問題，要用更民主的方式解決。可見一斑了。 Harold Joseph Laski ( 1893 – 1950) 圖片翻攝：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Harold-Joseph-Laski （二）美國的壓力。四九年蔣政權從中國退到台灣一島，美國要保護台灣不受中共併吞，但不願看到蔣介石盤踞台灣，美國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魯斯克計劃是驅逐蔣介石，把台灣政權交給一個他們認為的「鐵三角」：胡適當總統、孫立人掌軍事，吳國楨掌行政。而蔣一度同意，提出的條件是「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到菲律賓。美方計劃的細節在這裡不能多談，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拙作《面對獨裁》，已出再版本。 韓戰一爆發，中國出兵救了蔣介石，美國答應派第七艦隊防守台灣，不過〈中美防禦條約〉形同是把台灣當成保護國，固然防守中共侵台，但也對蔣所稱「反攻大陸」下禁止令。到 1954 年的〈聯合公報〉把金馬列入防守線。美國對台政策就完全定調。從彼時到此時，基本上沒有改變。 美國縱容蔣政權一黨專政，但處處壓迫蔣政權走向民主。只要看過去二十多年，美國如何想利用經濟力量迫使中國走向民主，這個手法使用在台灣完全成功。所以有說台灣是美國民主化外交政策的模範生。 魯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 ─1994） 圖片翻攝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an_Rusk （三）經濟的起飛。先看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台幣與美元的匯率，從 1985 年的 40：1，一路攀昇到一九九二年的 24․52：1。1987 年的外匯存底高達 767 億美元，僅次於日本。從 1985 年到 1990 年，5 年間，台灣股市大漲 20 倍、房地產大漲 10 倍，從而構築了「台灣奇蹟」或「台灣經驗」的佳話。小公司老闆拿著「〇〇七」提箱全球「跑」，重要的是，台灣中小業萌芽，在經濟力上打破了國民黨與大企業間聯手的經濟壟斷，培植了民主萌發的土壤。 其他還有西化、教育等等因素。不必細數。 我要提出最緊要與最關鍵的因子，用邏輯語言說就是必要條件，即台灣人與大陸人/外省人/中國人在人數比上的懸殊。這種 85：15 的懸殊比例的結構，是衝破蔣政權獨裁、專制的利器。試想，黨政軍特及行政、立法包括地方政權操在一人、一黨之下，台灣人民老實說沒有一點抗爭的武器。中國歷史上的權力更易，靠的是武力、革命，毛澤東說過老子手上沒有八千隻槍，與蔣介石有什麼談判的空間！？ 台灣人一方面深知民主的可貴，另一方面，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的知道，只有靠民主、靠選票，從而建構台灣意識、台灣人團結，才能打倒國民黨，所謂「台灣人出頭天」、「四百年來第一戰」是贏得選票的保證，要推倒一黨專政、一人獨裁，也只有靠民主、靠台灣人的同仇敵愾，才能在民主選舉中勝出；有人用「民粹」當負面名詞，作為不滿的標籤使用，反正也嘛通。這一個過程與轉變，下面主要以雷震當主軸來看反對黨運動在台灣推動的過程，從而展現民主如何從想像走向現實。這是歷史性的解讀，在歷史脈絡中才看到原委。 「古典民主理論」v.「另一種民主理論」 這裡先提出一個理論，做為我以下論述的證明。我不是說台灣人追求民主是有這個理論在背後驅動，就像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樣。但是台灣的民主化剛好就是此一民主理論證成的模式。 這個民主理論是 1942 年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創發的「另一種民主理論」，他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下述的事實上：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是人民經由競爭性的選舉來挑出領袖。熊彼得這一個重要的規範破除了「古典民主理論」的高懸理念而與現實搭不上邊的空泛理論。 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圖／擷取自維基百科 「古典民主理論」也可以用下面定義來表述：民主就是為現實的共同福祗作出政治決定的制度安排。只要比對這兩說，就可以看到兩者的截然不同。古典理論出於十八世紀的哲學，強調的是「共同福祗」，也就是透過人民的「共同意志」（來源）和「公益」（目的）來界定民主。 熊彼得的理論則是就現實論民主：「藉由參選人的激烈競逐獲取人民的選票，贏得政治權力。」古典民主理論賦予民主一種「理想」，熊彼得則把民主拉到「現實」；一種是理性的、烏托邦的和理想主義的，另一種經驗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先解釋一下，下面還會談到。 這裡所說的「古典民主理論」，就是胡適這些自由主義者遵奉十八世紀哲學下的民主理論。其實到二十世紀，種種現實發生的可怕事件以及各類新的思想方法，已衝擊舊有的思想。誠如 T. W, Weldon 所諷刺的說法：政治哲學「很少談論實際政治制度，但論述一些鬼影子似的或抽象的存在，諸如國家、個體、社會、一般意志、共同的善等等。」熊彼得民主理論的複雜性，在這裡不能詳述，可以在他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看到。這個諍論到 1970 年有了定論，熊彼得贏了，許多重量級的政治、民主理論家都奉為圭臬，如 Robert Alan Dahl 說「沒有競爭性的政黨不是民主國家。」（見氏著 ”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Samuel P. Huntington 更是鼓吹熊彼得理論不遺餘力。 胡適（1891—1962）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五四的時陳獨秀、胡適等推出兩個大菩薩「德先生」與「賽先生」。陳獨秀在《新青年》中表示：「只有認定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考上的一切黑暗。」所以「德先生」是鑲著神聖道德金邊來救古中國老命的菩薩。 既然是救苦救難的菩薩，供起來膜拜也屬事之必然，「民主」旣是高高供起膜拜的菩薩，雖不能致，心嚮往之。民國初年，據張玉法研究，政黨達數以百計；政黨一直不絕如縷，但不能透過民主制度，爭取政權，更不可能進行全民普選的草根活動。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叫做史蹟斑斑。 我的論述只放在 1949 年後的台灣。台灣為什麼會產生民主？尤其有人特別提出都是所謂「華人」社會，台灣為什麼獨獨產生民主，結論是，誰說華人文化蘊育不出民主？以作為中國也會民主化的憑證。中國產生不了民主，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先引實例來證實。1919 年八月，梁啟超朋友時任《國民公報》編輯的藍志先（公武）回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有一段話，這段話是回答胡適「問題與主義」的提問，卻一針見血描繪出中國歷來沒有民主的事實，他說：「專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國行了幾千年，並沒有人覺得不合理，沒有拿來成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生活在專制君主橫行下卻不覺得有不合法、不合理、不舒服的地方。身處專制極權卻連合不合理的質疑都沒有，難怪幾千年的專制能夠理所當然的承襲下去。 再看一條資料。1947、1948 年之際，社會學家費孝通在〈論紳士〉中說：「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奪爭政權的和平方式。……。政權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在傳統中國祇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卻是少數幸運的流氓，……。」（收入《皇權與紳權〉，「觀察社」，1948 年 12 月初版）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 圖／擷取自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理論上指出問題的是哈佛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tz），他質問說：「為什麼中國儒生千百年來受苦於這個毫無權力限制的結構下，卻從沒有好好思考要挑戰這個舊結構？或提出另一種替代品？」所謂「舊結構」，史華慈用「深層結構」來表示，他認為在社會最頂層有一「神聖的位置」，而且這一個位置的重要性遠超過佔據那個位置的人，皇位比皇帝此人重要，那就是皇位、皇權，也就是如藍先志所說，中國人民用合理眼光接受並毫無反抗的那「神聖的位置」。 史華慈的這篇文章是在一個會議中宣讀的，有人直接挑戰他的理論，史華慈反問說：你能舉出中國有史以來有哪一天行使民主過？事實勝於強辯。中國永遠「天無二日」，從沒有「另一種權力制度」。 近代可能有的一次民主機會，那就是袁世凱依〈臨時約法〉召開國會，國民黨以宋教仁為中心，決心推動議會政治，走向內閣制，取消總統大權獨攬。選舉結果國民黨大勝，拿下參、眾兩院半數席次，由國會多數組閣，宋教仁可以出任國務總理；一旦成真，權力將從總統袁世凱手上轉到國會 。 如果宋教仁沒有被刺殺，中國將取消史華慈所說的「神聖一人」的「位置」。當年會不會因此開出民主？沒有人敢說，但至少看到了一扇民主之窗。宋教仁在國會開議前十天左右在上海搭火車北上，結果被刺身亡。到底誰殺了宋教仁？眾說紛紜，黃興挽宋教仁聯：「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黑幫老大，涉嫌兇手，與陳其美關係密切），他說是洪述祖，（國務院秘書；沈雲龍有〈刺殺宋教仁案的要犯洪述祖〉一文）我說確是袁世凱。」 我想起余英時回憶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聞一多、李公樸後有人寫的對聯：「天下是老子打來，誰教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江山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 金恒煒：中國歷史永遠在篡位、暗殺、征伐中輪迴；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如此而已。至於民主，門都沒有。圖／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 中國是封建王朝，梁啟超說：「二十四史是ㄧ人一家的譜錄」，固然不合史實，但傳神。遠的不說，滿清政權結束，北洋軍閥與南方軍閥（劉文典說蔣介石是軍閥）混戰，民國時代是蔣皇帝， 1949 年共產黨席捲中國，毛皇帝取代蔣皇帝，毛皇帝駕崩到席皇帝，哪有民主一天？民國時代以胡適、陳獨秀為首的《新青年》高唱「民主科學」最努力，但只淪為口說。共產黨逐退蔣介石，1949 年知識階層及企業家等面臨共產黨建立政權後有一個存亡的大抉擇，是值得探究的歷史課題，宏觀及微觀研究的文章很多，龍應台出版過《一九四九 大江大海》的書，完全用國民黨史觀敘述，歷史事實其實是「一九四九，逃江逃海」。 插一段話，隨蔣介石到台灣來的類別中，特務傾巢湧到台灣一隅，他們是中共黑名單中的首要之惡，李敖說：「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槍在手的高級國特如調查局長張慶恩等人之外，誰也搭不上飛機。」雷震說，台灣有 12 萬特務、吳國楨說有 13 萬。蔣經國能夠當特務頭子，手下有一批特務群，撐起蔣王朝，這批爪牙不是憑空出來的。我當年在媒體工作的同事中，出於特務家庭的不少。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中） BY 金恒煒2023-07-12 《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於創刊九周年合照。圖／翻攝李筱峰著《台灣民主運動40年》 一九四九年的大逃亡下的政治反思 1949 年當然是大斷裂，自由主義者及強硬反共的如胡適、傅斯年這樣學術領袖人物，非走不可。傅斯年有一封寫給胡適的信：「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就是強烈的宣言。弔詭的是，蔣介石最倚重的「總統侍從室」主任長陳布雷（陳師孟祖父）的女兒投奔延安，胡適的小兒子不願隨父母飛離北京，要迎接新中國。 傅斯年（1896 —1950） 傅斯年的一位侄子，過去對這位叔叔奉命唯謹，後來卻去信痛詆傅斯年支持蔣介石、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的女兒早加入地下黨員。大斷裂下的悲劇牽扯的不只是一國、一黨還有一家。無論如何，胡適是自由主義的象徵及代言人，在台灣甚至美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台灣可能是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要說台灣民主化，也可說從此發皇，下面再談。 逃避共產中國的主要有三個地點：台灣、香港、美國；到美國的要有特別關係。有人說：「第一流人才逃美國，第二流人才逃香港、第三流人才逃臺灣。」（見《雷震日記》）當然是有些 cynical，姑且當一種說法。逃到香港的黨政要員及有錢商人既不滿台灣蔣介石政權，又排拒共產黨，有人打算組建一個「新國民黨」，後來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也就是所謂「第三勢力」，背後有美國支持。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的目的何在？老實說沒有確鑿的證據與答案。 所可知的，美方（首先）接觸出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爭取他到中國組遊擊隊，張發奎認為沒機會了，於是在港發展了組織；在美方支援下，青年黨的謝澄平一度於沖繩建立遊擊隊基地，聚集了一批人才，後來都回香港；有的也成為《自由中國》筆陣一員。「美新處」、「亞洲基金會」等資助成立文化事業，出版期刊與書籍，如雜誌《祖國周刊》、《自由陣線》、出版社「友聯」等。 殷海光的政論文集，就是由「友聯」出版的。胡適很看不起香港「第三勢力」說：「香港的『第三勢力』只能在國務院的小鬼手裡討一把『小米』（chicken feed）吃吃罷了，這種發小米的『小鬼』毫無力量，不能做什麼事，也不能影響政策！」 蔣廷黻（1895 ─1965） 圖片翻攝自：大塊文化 在美國，比較重要的是當年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要籌組「中國自由黨」。江勇振寫《蔣廷黻》傳記，透過蔣日記還原蔣廷黻組黨的發起與構想。共黨革命成功而美國又不願坐視蔣介石繼續在台灣專權，在此青黃不接、似斷似續的詭譎政局下，美國大使顧維鈞也好、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也好，都有意組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團體，目的在博取美方支持，胡適成為各方首選的領袖。 當時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就密會胡適，要他取代蔣介石出任總統，胡適說儘管他知道有蔣介石美方不會支持台灣，但強調蔣是不可取代的，而且自己雖有聲望，卻毫無權力基礎。蔣廷黻真的認為可以取代蔣介石政權成為執政黨。胡適完全支持蔣介石，當然不會贊成組織任何政治團體。 蔣廷黻組黨原寄望美方，宗旨揭出「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中國政府一切權力的源泉」，完全透顯承襲十八世紀古典哲學思想，重要的是，沒有一字提到手段、方式，沒有談及選舉、民主程序。蔣廷黻 1951 年 3 月 13 日返國述職前，胡適勸他回台後對組黨事打馬虎眼呼攏過去。 蔣介石知不知道蔣廷黻組黨？根據整理雷震日記並加註解的傅正說，胡適透過秘書長王世杰將蔣廷黻組黨事「轉呈」蔣介石，並為之緩頰。胡適的說法很聰明，他說蔣廷黻組黨目的在支援「中國合法的聯大代表團」，那是蔣政權的命脈之一，胡適攻其必備，如此就取消了蔣介石的猜忌。 蔣廷黻的組黨固然春夢了無痕了，但卻透顯「古典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理想方式，這種心態、想像與模式正足以描繪雷震／《自由中國》當初的用心。蔣廷黻失敗的組黨夢，成為雷震想像「民主」模型或說刺激雷震組黨意願的萌芽。 《自由中國》創刊後的第四、五兩期（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1950 年 1 月 1 日、15 日）刊出蔣廷黻的〈中國自由黨黨綱〉；雷震藉蔣廷黻酒坏澆自己的塊壘。1951 年 4 月 8 日，蔣廷黻日記記載，雷震找他談組黨事，「《自由中國》主編來談組新黨的可能性，他比我還有興趣。」 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 以下我們用「古典自由主義」下的「民主」與熊彼得「另一種民主理論」當分野，敍述雷震政治思路的改變：變化的時間很長，大約費了十年。 雷震（1897 —1979） 圖片翻攝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自由中國》的宗旨出於胡適手筆，當年籌辦雜誌時，國民黨還有半壁江山，胡適說長江古來是天塹，共產黨沒有海軍、空軍很難過江，他認為國共可以劃江而治。但共產黨用金條收買顧祝同手下手守將的將領，不費一兵一卒，輕易渡江；難怪周恩來說用金條收買比用槍砲打國民黨容易。 在這種存亡續絕情勢下，胡適寫的宗旨目的在為守住長江以南的人心士氣，讀者對象設定在中國不是台灣；重點有四：一個是宣傳：宣傳自由、民主的真實價值；第二是督促：督促政府確實改革政治經濟；第三是防共：不讓極權政治擴張；第四，解救同胞。簡單說完全沒有提到民主進程。雜誌取名《自由中國》，也是胡適決定，師法法國戴高樂對抗納粹的「自由法國」。 雷震當年的大前提是擁護蔣介石，胡適不必說了。1950 年殷海光著文批評蔣介石，雷震退回不發，表示：現在還需要他；然而組「反對黨」的理念沒有斷絕。現在再用「中國自由黨」來看胡適、雷震的反對黨理念，如出一轍。 「中國自由黨」的宗旨強調：人民的「自由意志」應為「一切權力的源泉」，這就是承襲古典自由主義哲學而來，這也是胡適、雷震早期組黨脫不了古典民主理念的憑據；此外，蔣廷黻在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表示：「這個新的政黨不會跟國民黨────國民政府是佔軍政地位的政黨───有衝突。」 其實這也是胡適答應接受蔣廷黻出任「自由黨」主席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一，決定自由黨什麼時候參加政府；其二：「如果自由黨決定參加政府，再決定他〔胡適〕所將扮演的角色」，蔣廷黻也表示欣然接受。這顯示「反對黨」要在蔣允許下組成，且不會取代國民黨執政。所以「人民自由意志」是「自由黨」權力來源，「參加政府」是「自由黨」的條件，前提是反共不反蔣。 了解了這兩個原則，就充分看到胡適、雷震組黨的限制所在；他們的「迷思」就是誤認成立了反對黨就證成民主，而沒有思考到只有經過競選、產生有力的政黨後，才有民主可言。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卻是當年的盲點。 胡適（1891 ─ 1962） 圖片翻攝自：https://gpi.culture.tw/news/9798 十年辛苦不尋常 下面排出雷震、胡適的反對黨論述；有四個階段可說。 （一）第一種取徑／階段：得到國民黨的承認與容忍 █雷震在1950 年 4 月 1 日發表首篇論反對黨的文章〈反對黨之自由及如何確保〉，將反對黨的存在寄望於「政府黨的承認與容忍」上。 █ 1954 年 3 月 16 日社論〈行憲與民主〉表示，在野黨派能夠正常發展，「不必在短期間內取代執政黨的地位，……總可以使執政黨有所警惕。」另外邱昌渭、蔣勻田皆持同樣意見、皆有同樣聲明。換言之，在野黨與執政黨之間不會有緊張關係。 █ 1954 年 4 月 1 日《自由中國》社論〈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在「政治方面」表示：「政黨條件如不充分具備，很難將民主憲政納入正軌。」「培植有力的反對黨，……是值得蔣總統靜心考慮的。」請注意「培養」二字。 █ 1954 年 11 月 16 日，《自由中國》由雷震執筆發表的〈我們五年來工作重點〉表示：「希望出現有力的反對黨」，「今日中國的政黨，除國民黨之外，尚有民社、青年兩黨，在形式上可謂多黨政治之條件已具備，無如民青兩黨沒有牽制的力量，不能發生反對黨及實際政治的作用和影響。 民青兩黨之無力量，除兩黨自身應負責任外，執政的國民黨亦應負相當的責任，……就是沒有盡到培植之責，給予反對黨以滋生發育的機會。……至於有力的反對黨應如何產生，或由現在的國民黨分化而成，或由在野黨聯合組織，或以新的黨派出現」，「希望政府黨對於反對黨的產生和成長要加意培植……。」 █ 1956 年 10 月《自由中國》社論〈壽總統蔣公〉：「我們今天可以採取兩種方式奠定政黨政治的基礎：第一是可以由執政黨來扶持反對黨，第二是在執政黨內部來扶持反對黨。」 （二）第二種取徑／階段：胡適提出國民黨分化為二。 █ 1932 年，「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獨立評論》籌辦會議中討論到「政權」分配問題時，得到三結論：一、應取消「黨內無派」，使國民黨自己分化成政黨；二、應取消「黨內無黨」，使國民黨以外有政黨發生；三、國民黨此時的專政，是事實上不能避免的。胡適是自由主義者，一生追求「反對黨」，視為是無上命令，但擺脫不了古典主義的束縛。 █ 1948 年 4 月 8 日晚上胡適受蔣介石之邀到官邸晚飯，別無客人。蔣再三要他組織政黨，胡適說「他不配組織政黨。」向他建議：「國民黨最好分化為兩三個政黨。」（日記) █ 1951 年 5 月 31 日，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依胡日記所記，正事談完，「最後我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第一要件為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第一要件」是否胡適如信中直言不諱？還是心中所想而未筆之於書？難說，這種當面想說而沒說，卻把沒說的話記於日記中，胡適是有前例的。 █ 1952 年 9 月，胡適寫長信給蔣介石，表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建議之一是「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 1954 年 2 月 24 日，胡適應陳誠邀晚宴談兩事：一、請國民黨分為二黨；二、以後不要隨便捕人。 █ 將國民黨「一分為二」，蔣介石明確表態拒絕。吳國楨任省主席時即「強力主張允許成立反對黨，為了鼓勵起見，或至少像土耳其般，將官方政黨一分為二。委員長（按，指蔣介石）並不同意。」 █ 1958 年 5 月 27 日，胡適在《自由中國》社發表講演〈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首先他「認為最好不要用『反對黨』這個名詞，……現在可否讓教育界、青年、知識分子出來組織一個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如能從這個新的方向走，組織一個以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新政黨，……也許五年十年都在野也無妨。」胡適說他告訴中國國民黨的領袖和國民黨內的朋友說：「你們內部可以自由分化，分為兩個或三個黨。……今天我的大少爺執政，明天我的二小姐執政，結果都是自家人，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三）第三種取徑／階段：民社黨與青年黨掙脫「友黨」羈絆走向大團結 █ 1954 年 4 月 2 日雷震日記：《自由人》聚餐，大家認為「國民黨分為二黨不可能。」4 月 9 日又記與青年黨約餐，雷震強調：「民主政治就是議會政治，亦即政黨政治，我贊成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又說：「反對黨……是與政府競賽。我為這個目標願意促成青年黨團結。」又說：「我對友黨一詞不了解」云云，其實是暗譏民社、青年兩黨甘做友黨；至少雷震已體認到「尾巴黨」承擔不起反對黨的責任。國民黨秘書長張厲生早反駁分化說，表示：中國與國民黨是一而二，二而一；也就是說國民黨不容分化。 █雷震全力推動反對黨， 放棄寄望於國民黨的容忍。1955 年 11 月 4 日張群要求雷震出面調停青年黨內的紛爭，雷震轉而希望「今後走上政黨政治之途，〔在國家〕以後要有強大反對黨，先希望青年黨自己團結，然後民社黨亦可團結，再來一個大團結。」（1955 年 11 月 29 日日記） █ 1956 年 10 月 31 日《自由中國》〈給讀者的報告〉，要求國民黨「全力扶植有力反對黨」；同時給胡適寫信給胡適，請他出來領導：「可把民社、青年兩黨分子合起來，加入國民黨一小半及社會上無黨無派者，成立國民黨以外一個大黨。」雷震是兩條線運作，一邊整合兩黨，一邊請胡適出山。12 月 1 日的雜誌發表社論〈對民青兩黨的期望〉：期望執政黨能容忍反對黨的存在；期望呼籲民、青兩黨學步日本，社會黨與保守兩黨「合併」，從而團結以發揮反對黨的功能。 █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開門見山說：「我們認為中國政治如欲使其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為今之計，最好在國民黨以外，聯合在野人士（無黨派人士、民青兩黨人士）及國民黨一部分開明份子組成，目前絕對不能執政，只要有監督力量，批評政治，使其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法治。」並說：「已與胡先生接洽過，雖無確實覆信，據胡秋原他似贊成此事，也願意出來領導。……」但 8月 20 日開編輯會議，大家認為雷震和民青兩黨太接近，對《自由中國》不利，如果要組黨，「也不能以兩黨為基礎，因為兩黨聲譽太壞，……。」 （四） 第四種取徑／階段：與台灣人合作組黨 雷震認為胡適岀不出來領導，攸關組黨的成敗，連寫了幾封信「逼宮」：「必須有一個反對黨……勢非逼上先生走上這一條路不可。」（1956 年 11 月 4 號）再一周表示「我們既已提出『反對黨』的口號，就應該朝這方面去工作。」「今日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成立反對黨，……能否成功，則繫先生之肯犧牲否？」（11 月 13 日）現在留下的資料，沒有看到胡適的回答。 靠國民黨「扶植」反對黨之路已斷；合併社民、青年黨。雷震過世後傅正整理他的日記，在雷震 1956 年 4 月 23 日日記：「今天青年黨已團結，希望民社黨亦團結，再進而來一個大團結，以造成國民黨以外之一大政黨局面。」傅正下註說，民青合「終於胎死腹中」。民社與青年兩黨旣合作失敗，只剩聯手台灣人之一途，峰迴路轉開出新的途徑，從而走出「外省人」的藩籬。 首先，1957 年是一個關鍵年，輿論風向變了。是年開始《自由中國》公開宣導反對黨，2 月 1 日先有牟力非、4 月 1 日復有朱伴耘文章，都表示反對黨不再能仰賴國民黨當局的扶植，也不能乞憐政府容忍，努力促成實現的時候到了。與朱伴耘同期刊出由傅正執筆的社論，檢討了第三屆補選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除了抨擊國民黨選舉不公外，最重要的結論是：「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實在該面對現實政治環境，進行大團結……，結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組織。」 這是《自由中國》首次談選舉，也是首次以選舉觀點、現實政治環境提出「大團結」的另一種可能。傅正說：《自由中國》後來跟地方選舉有進一步的關係，乃至發展為「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民主運動，主要從這個時候開始。4 月 5 日雷震與民社、青年兩黨等人士談選舉問題；選舉遂進入討論的議程。1956 年 5 月 20 日雷震到胡適處報告胡秋原、程滄波的談話：「大家認為胡先生如出來組黨，可以把台灣匡入，省得流血。」 傅正。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下） BY 金恒煒2023-07-12 籌組中國民主黨的核心人物雷震。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金恒煒】台灣的民主跌蕩與族群糾葛（下） BY 金恒煒2023-07 對抗蔣介石違憲「三連任」下逼出反對黨 1957 年 5 月 18 日由李萬居、郭雨新、楊金虎、楊基振、高玉樹、石錫勳、余登發等八人發起〔在野黨無黨無派第二屆選舉檢討會〕，其實就是新黨籌備會。（見《雷震日記》，1960 年 6 月 25 日） 青年黨的夏濤聲、民社黨的蔣勻田等都到會，雷震認為「選舉在民主政治過程極為重要。」雖然未充分領會競選是達成民主的不二法門，到底體會與台灣人共同打拚的重要，最後大家決議組織「台灣自治法規研究委員會」，並宣佈為永久性組織，隔年，為了向政府主管單位提出設立申請，遂將「台灣」改為「中國」，以免橫生枝節。 李萬居（1901 ─ 1966） 圖片引用自：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這是所謂「大陸人」與「台灣人」同聲相求、同氣相生，以實際行動結合提出的首次。其實，1957 年一選完，5 月、9 月台灣省議會在台中即舉辦〔台灣地方自治選舉法規研究會〕，提出改進選舉辦法的五議案，並共推青年黨、民社黨向政府交涉，這是台灣人組黨的蘊釀。 1957 年 8 月 2 日，雷震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張佛泉說：要「走上民主道路，必須有一個有力的反對黨」，且告知已去信給胡適，尚未得確實覆信；提出與過去的不同意見是，成員除兩黨及國民黨開明人士外，還要納入無黨無派人士，其實就是台灣人。 胡適早在 1957 年 8 月給雷震的信表示「他對國民黨分化的希望早已放棄。」8 月 28 日，胡適告訴雷震「他不能領導」，9 月 19 日雷震繼續苦勸胡適接受擔任新反對黨的領袖，列舉八個理由，最重要的兩條：「因民青兩黨合不攏」；「新反對黨要以台灣為重心，而台灣人認他為鄉親」；這話也不假，台灣人心目中的第一號人選是胡適。 籌組新黨過程中，1958 年 2 月 16 日《自由中國》刊出〔今日的問題〕專題文章最後一篇〈反對黨問題〉：「今天要成立反對黨，無論主觀、客觀條件都嫌不夠」，所拈出的條件中，「最困難的一項，就是反對黨不容易找到實力的基礎，以與執政黨相抗衡」，所以「在初期，反對黨的組織可以採取政團同盟方式……包含獨立分子和現在兩個在野黨的黨員［它］甚至也可以包含執政黨的黨員……」 這不啻公開宣傳只有兩黨及執政黨的「外省人」和「無黨無派」的「台灣人」結合在一起才有「實力基礎」，才足以對抗國民黨。其政治意涵很清楚：一方面拋棄「仰賴國民黨」的無端期望；另一方面結合「獨立人士」建構強大的「政團」，以此做為選舉利基，以對抗國民黨。 胡適（1891 ─ 1962） 1958 年 8 月 14 日，雷震寄〈自治章程〉給胡適，說這是台灣人要發起組黨的先聲，並特別表是他「未参加」，重點是：「台灣人搞反對黨，可能流血，如先生出來，不僅可消弭台灣人與內地人的隔閡，且可防止流血。」換句話說，雷震面對台灣人崛起，已深切體知只靠外省人關門不顧台灣人而自組織有力反對黨全不可能；但耽心台灣人組反對黨引發流血鬥爭，胡適若出面領導，成功組黨也避免流血，自是上上大吉之策。 雷震決定出手組黨的關鍵在胡適一句話。1960 年 3 月 16 日雷震問胡適，蔣介石硬要違憲三連任，今後怎麼辦？胡適表示：只有民青兩黨、國民黨民主派和台灣人合組反對黨之一途，如果組成了，他首先表示贊成，他自己不參加。雷震認為如果他肯參加，我們會推他做主席，那他便無法推卸了。 胡適在受不了又擋不住蔣介石違憲「三連任」下，主張組黨。雷震們組黨成功後，胡適一再表達很興奮，甚至批判〈組黨宣言〉太消極，後來與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召集人見面，胡適信誓旦旦說「一定支持」，並表示「新黨一定要有容忍精神」，1960 年 5 月 16 日雷震在《自由中國》上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理由是「民主政黨之奪取政權」，只有「透過選舉方式而獲得之。」 1960 年 3 月 21 日，蔣介石逕自違憲三連任， 在中華民國黨國戒嚴體制下，得票率 98.1% 圖片翻攝自：典藏網 1960 年 5 月 18 日在民社黨總部組織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選舉檢討會」與會的有六十多人，「討論不到一小時後，有人提議……組新黨」，最後議決另組新黨。討論會紀錄摘要刊登於 6 月 1 日《自由中國》，組黨正式聲明在次期雜誌刊出。 台灣人、外省人合組「中國民主黨」 「中國民主黨」在 1960 年 5 月 18 日宣佈組黨，主席團七人，雷震是唯一的「外省人」或說「大陸人」。決定成立政黨的檢討會中，依《高玉樹回憶錄》說，在「自由之家」舉辦，由雷震主持。這兩點都是有誤。其中一段繪聲繪影，把雷震描寫得宛如《三國演義》中張飛喝斷當陽橋的架勢。他說：開「檢討會」那天： 擔任主席的雷震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地說：大家對國民黨選舉作弊指證歷歷，國民黨主辦選舉單位包括立法院在內，都是沆瀣一氣、官官相護，即使告到法院，也是不了了之。今天我提議來組織一個政黨，……現在請大家附議，是否應該組織新黨？ 雷震（1897 ─1979） 圖片翻攝自：維基百科 結果呢，「全體宣佈組織『中國民主黨』」。值得注意的是，有人主張以「台灣民主黨」為名，雷震衡量整個政治形勢，沒有接受，仍然維持原議。先指出高玉樹錯誤的兩點。首先會議地點不是「自由之家」，在民社黨黨部，因為當年「民主人士連一集會地點都找不到」，所以不可能在「自由之家」。第二點，雷震只是「主席」之一 ，不是由雷震一人當主席主持全程。 所幸雷震當天有日記，日記上說：「……大部［分］人都講台灣話，我聽不懂，故不能知其詳。」所以說雷震在會中大喝一聲，恐怕與事實不合，更何況《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1960 年 6 月 1 日出版）刊出〈檢討會記錄摘要〉，並沒有高玉樹所陳述的過程。不過雷震在組黨之前與組黨前後與高玉樹來往頻繁，高玉樹所引雷震那一段話，也恐非向壁虛構。這個記載之所以可靠，因為這是雷震決定與台灣人聯手的最低要求，也是胡適支持新政黨的條件。 且看兩條資料。1958 年 5 月 16 日，楊基振起草反對黨章程，雷震聽齊世英說後表示，「台灣地方主義之黨，我們不應參加。」5 月 30 日雷震日記 ：接胡適電話，「謂楊基振起草一反對黨章程等，要我與〔成〕舍我看一看，……，我說不可有地方主義。……」 「雷案」發生後，胡適從美國返台第二天見「反對黨」人士，後來到總統府面告蔣介石，強調那天誠懇勸他們：「不可對政府黨取敵對態度。你要推翻政府黨，政府當然先要打倒你了。」完全可以解釋胡適為什麼一再反對用「反對黨」改稱「在野黨」的原因；這個用法為殷海光所採用。胡適其次重點是：「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必須要和民、青兩黨合作，和無黨派的大陸同胞」合作。（胡適日記，1960 年 11 月 18 日）胡適的用心兩段話，境界全出。 雷震否決「台灣民主黨」的黨名，堅持用「中國民主黨」，符合他與胡適的理念，另一方面可見雷震在黨內一言九鼎的聲望與地位。雷震對自己拒絕「台灣共和國」，也有說法。6 月 22 日有英人 Mac（日記中名姓不詳）和雷震多次討論黨名，Mac 認為用「中國」有點不合理，「大陸人無法回去，而台灣人對反攻大陸不熱心」，雷震回說：「現在無論內地人、台灣人都不贊成。……，至於將來，誰也不敢說。」 雷震、殷海光、夏道平聯手拆「大陸人」的籬笆 雷震與台灣人共同組黨，最大的阻力來自社內同仁及朋友。列舉雷震日記以見其概： █ 記者于衡在 1957 年 5 月 3 日向雷震說：一般人對選舉有三點看法，第二點是「臺灣人和內地人對立尖銳化」。 █ 立委胡秋原告訴雷震，「黨方有人向他打聽，是否有反對黨？他是否參加？他說一定有人組織，他是贊成，不一定馬上參加。」重點在下一句，「胡先生不搞，雷某〔震〕一定搞。雷某不搞，臺灣人一定要搞。胡先生和雷某搞，總比臺灣人搞為佳。」 █ 主筆之一的戴杜衡說：「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要受其欺壓的，大陸來的人百分之九十不贊成這種做法。」組黨之後又勸雷震：「對新黨要極力矯區域觀念，不使內地人恐懼，對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暫不表示可否。」 █ 國大代表劉博崑認為：「臺灣人起來了，不好辦，將來很難受……。」 █ 合眾社中國人記者蕭君來訪，他甚擔心「新黨將寫成臺灣人的黨，對大陸人不利，……將來我不參加此黨，此黨一定變為臺灣人的黨。」 █ 蔣經國在蘇俄結識的王新衡說：「雷震不該和他們搞在一起，把自己降低。」 █ 青年黨 王師曾說：「怕新黨為地方性，怕把臺灣人搞起來而不得了，故有人說雷震玩火」云云。雷震回答說，「臺灣人要起來，壓制不住，我們參加，最少不使走錯方向……。」 從上面所引的話語中，可以看到幾個面相：首先是大陸人的「優越感」，王新衡區分「我們」比「他們」高，搞在一起自貶身份云云；其次，戴杜衡用大陸人「害怕」、「恐懼」來形容；其三，合眾社蕭君表示自己排斥「台灣黨」，他不會參加，因「對大陸人不利 」。 王新衡說的「他們」以及雷震說的「我們」，就是把台灣人當「他者」（the Other），也就是用別人與自己的差異建構出「他者」(the Constitutive Other）來，從而辨別與自己非同類的其他人 ；對大陸人來說，台灣人就是「他者」。6 月 1 日《紐約時報》說台灣人與內地人之間有一條鴻溝，或于衡所說台灣人與內地人對立尖銳化。在雷震組黨過程中一一浮現。 前面說過，1957 年開始《自由中國》風向轉變是年 11 月，〔我們的問題〕（九）社論〈我們的地方政制〉，特別點出「大陸人」與「本省人」之間的問題：「我們要說到對當地人士勢力抬頭的恐懼心理，這種心理，分析到最後，實在是根植於少數人的潛伏統治意識。……今天的台灣在本省人士與外省人士之間確實存在著隔膜，……主要就是少數人的統治意識所引起。……我們要承認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確實有點問題存在，但大家似乎都不願公開提破，而寧願在心頭懸掛著這麼一個陰影。」「社論」中所說的「我們」，當然是限定名詞，指的是「我們」這群外省人。 原因不難索解。《自由中國》的發想在 1949 年 4 月，當時的論敵是「上海輿論界」，雷震到溪口向蔣介石報告並獲贊同及贊助，原與台灣或台灣人皆無關涉，參與討論的都屬國民黨背景的學者及從政者。從籌組到 194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創刊的過程，許多論著都有敘述，有興趣的人可以自行參閱；這裡只提出與本文有關的議題。《自由中國》是在台的外省知識分子集團，打出的是胡適掛帥的自由主義，一開始雷震就有「尊重人民自由權利，以法律治國」的企圖，最後導至蔣介石／國民黨分道揚鏕，也是事之必至。 《自由中國》設有「社論委員會委員」，1950 年 8 月 14 日，雷震向胡適報告了名單，其中不乏國民黨高官。1952 年胡適辭「虛位」發行人後，《自由中國》正式列出「編委」名單，黨政背景的略減。重點是《自由中國》編委全部是外省人，沒有網羅一個台灣人，甚至連作者也都沒有一個台灣人，雷震後來解釋說，台灣人不善為文。此言也不是由衷的話，組黨後，《自由中國》披露台灣人執筆的文章，數量 不可小覷，可見「台灣人不善為文」也非確論。後來起草〈台灣自救宣言〉的謝聰敏說： 當時台灣人和外省人幾乎不往來，而是分別生活在不同的兩個社會中。 這是親身經歷的事實陳述；從《自由中國》刊物作者屬性到個人生活，正體現出兩者「斷裂」的情況。 雷震既然要組黨，必須推倒橫在前面的族群高牆。5 月 21 日雷震到高玉樹草山（陽明山）別墅開會，強調今後工作首先要力避台灣人與大陸人分開，要做到使大陸來人不生恐懼。《自由中國》在嗣後的文章，如 7 月 1 日的〈誰是真正的多數？〉說： 什麼是多數，什麼是少數，這個純粹數量的問題，沒有爭論的餘地。比方說，在一個國家裡，被統治的人口有一千萬，而對於政治大事具有一定作用的不過十來人。在這個對比中，誰是多數、誰是少數，一望便知。……問題就出在「幻覺的多數」與「真實的多數」。誰都可以知道「幻覺的多數」不等於「真實的多數」，而只等於「真實的少數」。 最後一句是：「我們竭誠贊成民主。因此，我們擁護不折不扣的多數。」「中國民主黨」的利基在此。接著下一期（7 月 16日）社論〈台灣人與大陸人〉（雷震原請戴杜衡寫，不果，當然；後委請由夏道平執筆），結論是：「台灣人士在三年前組成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演進到包括著大陸人在內的選舉改進座談會，同時他們也正在積極籌備政黨了。這是台灣人與大陸人在政治改革運動上的攜手合作」，「因此我們要籲請大家，不分台灣人與大陸人一致合作，經由和平的程序為民主自由法治而奮鬥。」 即使雷震自我警惕：「今後咬牙向前走，刊物態度要和平」，免去別人「變質」的批評。但從 1960 年 4 月之後，台灣人的作者與台灣論題明顯增加，不「變質」也難。 1960 年 9 月 4 日大逮捕，雷震、傅正被捉，《自由中國》停刊，當然「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 然而種子已播下，台灣民主已經萌芽，1986 年終於組黨成功，9 月 28 日擔任大會主席的游錫堃組黨致辭文題是〈期待人民用選票的力量決定共同的命運〉，關鍵詞是：人民、選票 、共同命運；這是十年淬煉的智慧，也如實透顯民主的真實意義。 殷海光、傅正的歷史貢獻 最後做一個簡單對比。1964 年 9 月 20 日發生〈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 主要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台大教授、國際法權威彭明敏，起草的是他的兩位學生謝聰明、魏廷朝。與《自由中國》清一色外省人不同，〈自救宣言〉三君子：彭明敏是大甲人、謝聰敏是彰化人、魏廷朝是桃園人，也就是台灣知識分子集團。 殷海光（1919 ─ 1969） 圖片翻攝自：維基百科 我在《面對獨裁》這本書中，特別提出殷海光對〈自救宣言〉的影響。書中我認為在「反攻無望」及雷震組黨被捕後，殷海光體知外省人對抗國民黨證明澈底失敗，只有寄望台灣人的力量才能把國民黨打倒。謝聰敏有一天問殷海光： 如果台灣人有一天起義，但不知老師對啟蒙運動的貢獻而傷害到你，你會怎樣想？他握著小拳頭，打著他瘦弱的胸脯說：「我情願受害。」 我訪問過吳禮培，他回憶殷海光見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們要準備，台灣將來是台灣人的。」正是熊彼得理論的證實。殷海光在社論〈台灣人與大陸人〉同一期發表〈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認識〉中說：「有若干人士或明或暗在所謂『外省人』或『本地人』之間努力築一道牆，……從這一所謂『矛盾的對立』中獲取統治的便利。…… 無論我們主觀上是否願意在台灣『長治久安』，事實上我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十幾年了。……」最後語重心長的說：「解鈴還須繫鈴人。」 殷海光身跨《自由中國》、《文星》兩雜誌，又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背後影武者。傅正則是「中國民主黨」與「民進黨」的創黨者。兩人都是「外省人」。傅正在「民主進步黨」的籌組開始到成功，都是積極參與者，宣布組黨第二天的 9 月 19 日，台灣社會懸著一個大問號：蔣經國會不會動手抓人？ 傅正提出應對辦法說：「『中國民主黨』為什麼失敗？就是抓了雷震之後，大家就停了，應該要像海浪一樣，一波又一波，不怕他抓。」於是安排每波 10 人，排出 3 波。但蔣經國沒抓人。為什麼？我有一個解釋，見我前一陣子出版的書《是「史記」也是「死記」》，在此不再多說。 傅正。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但我在《面對獨裁》書中沒有注意到彭明敏 1962 年應黃彰輝牧師到台南神學院演講，大膽討論台灣人民自決的問題，1963 到 1964 年彭明敏與黃彰輝、黃武東、林和引三牧師在台南成立研究小組，探討如何處理政治危機問題。（見《彭明敏教授百年紀念禮拜》，頁十六）所以 1964 年彭明敏領銜〈自救宣言〉，不是無端而至、不是沒來由的。 殷海光與彭明敏聯手代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雷震組黨的失敗，也代表台灣人將主導台灣政局，一如殷海光在「雷案」發生前《自由中國》最後一期文章標題所示「大江東流擋不住」。 1949 年後逃亡台灣的知識分子不是出身五四時代如胡適，就是自稱「後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如殷海光，都殷殷以民主為鵠的。理論層次看，最終捨棄鑲金邊不切實際的「古典民主理論」，走向熊彼得強調的「另一種民主理論」，是「民主典範」的轉移，透過選舉追求選票極大化，喊出「台灣人出頭天」或「四百年來第一戰」，正是熊彼得理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