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自由主義者錢永祥

偽自由主義者錢永祥                 金恆煒

－－為什麼非做中國人不可？！

　　《當代》竟能夠在二○一○年再度「復刊」，或者說是「復出」，一定出很多人意外。電光火石般馬上接到最近看到的一篇訪問；之所以引發我的聯想，是因為受訪者大談「刊物史」，卻完全跳開《當代》而不論。這還不是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記憶所及，這位受訪者有多篇文章都發表在《當代》上，為此特別再次翻閱《世界知識公民》內訪問中研院副研究員錢永祥的那一篇；從頭到尾仔細閱讀，真的有意思極了。趁機再檢索錢永祥唯一出版的著作《縱欲與虛無之上──現在情境裡的政治倫理》，（聯經出版社，○一年十二月。下略稱《縱欲》）果然印證記憶沒錯。在《縱欲與虛無之上》「第一編」十二篇文章中有六篇原載於《當代》，也是佔全書幾乎四分之一的分量；錢永祥在《當代》還有文章未收入此文集。那麼從《當代》扯到不談《當代》的《當代》作者［之一］錢永祥，做為現象來觀察，有「典型」的意義，也很能刻劃與勾勒台灣的內在矛盾。

為何抹去《當代》的印記？

　　《世界知識公民》（允晨出版社，二○一○年。下略稱《世界》）的作者（即訪問者）李懷寧專訪了台灣十六位「文化名人」，除了張廣達教授來自中國外，其他十五位中，僅有三位不屬於「外省族群」，佔受訪者的五分之一不到；與台灣族群人口比例完全不對稱。訪問者來自中國，或因此在人物選擇上存有政治性考量，此外是不是還有更值得深入剖析的文化權力問題？這是讀此書衍生的另一課題。

　　錢永祥接受訪問，談到「知識分子刊物」時，他說：「台灣十年以來己經沒有知識分子刊物可言了。」第一個質疑的是，為什麼斷自「十年」？李懷寧在〈自序〉中表示，訪問起於二○○九年夏天，完稿於二○一○年元月，訪問錢永祥必定在○九年夏到是年的年底。所謂「十年」，表示約在二○○○之後台灣沒有任何知識分子刊物，然而，那時《當代》「已經」在市場上銷售。所以錢永祥明顯把《當代》排除在「知識分子刊物」之外。《當代》休刊前的二三九期（○七年十月號，離錢永祥接受訪問的○九年不過只隔兩年不到），專輯是［自由主義的傳衍與深化］，作者有經濟學者吳惠林(題目是〈夏道平、自由經濟、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社會學者顧忠華(題目是〈自由的秘密――社會學的觀點〉)及哲學教授何信全（〈自由主義的證成――海耶克與羅爾斯的對比〉）。依錢永祥對「知識分子刊物」的定義，「學者、知識分子在寫，但不是寫給同行看的，是給大眾看的。」（《世界》，頁三○五）那麼發表吳惠林、顧忠華與何信全三篇文章的《當代》，當然完全符合錢永祥所宣稱的「另一種類型」刊物的定義。錢永祥的「近十年」說法完全是沒有把《當代》計算在內；有意抹去《當代》印記的用心很明確。

　　抺去《當代》，在錢永祥另一段回答中全盤呈現：

  台灣戰後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個刊物史。《自由中國》是自由派，《民主評論》是新儒家的，到了《文星》雜誌、《大學》雜誌，然後是《中國論壇》以及眾多黨外雜誌。
         (《世界》，頁二九五)

錢永祥列在「知識分子刊物」最後的一本是《中國論壇》。為什麼「刊物史」只算到《中國論壇》？《中國論壇》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就停刊，從此時到二○○○年之間的七、八年一定有「知識分子刊物」存在，《當代》算不算？如果算，錢永祥為什麼完全不提？如果不算，那又是什麼刊物呢？至於黨外雜誌，比《中國論壇》結束得還早，報禁一開，言論不禁，黨外雜誌就沒有存活的空間了。

　　合理推論是，二○○○年是分水嶺。二○○○年政黨輪替，推倒中國國民黨的民進黨籍陳水扁成為總統，《當代》總編輯金恒煒一貫反對中國國國民黨、反對獨裁中國併吞台灣，支持用民主方式決定台灣前途，自不容於中國民族主義者；《當代》於焉從錢永祥的視角消失。這樣論斷，用錢永祥解錢永祥，並沒有冤枉，而且有憑有據。

祛不了「族群」之魅

　　依《世界知識公民》的介紹，錢永祥一九四九生於蘭州，(頁三一六)他的太太王麗美是《聯合報》副總主筆兼副總編輯，（頁二九四）；《聯合報》主筆是「血統論」者(曾任《聯合報》採訪主任的周玉蔻說的)；錢永祥的父親是國軍的中級幹部，（頁同上）錢永祥承認他們家沒有「白色恐怖」問題，「我家庭是國民黨軍隊，沒這問題。」（頁三○○）有趣的是，錢永祥說「白色恐怖對台灣是很沉重的負擔，但怎樣承擔，要看他是外省人還是本地人。」(頁三○一)這裡透露了號稱自由主義者錢永祥的心態。面對「白色恐怖」，為什麼會因為「族群」而有不同的承擔？舉兩個例子。「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解聘的王曉波是「外省人」，媽媽因為涉嫌「匪諜」被國民黨槍斃，王自稱「匪諜的兒子」；王曉波現在成為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的「好友」兼「大哥哥」。另一個例子是形同替馬英九「填空」而出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吳伯雄是「本地人」，叔父吳鴻麟法官慘死於二二八，（見李筱峰〈伯公的為官妙法〉○八年六月一日，《自由時報》）但吳伯雄還要替「二二八」的血腥事件脫罪。「外省人」的王曉波與「本地人」的吳伯雄面對「白色恐怖」，即使真有什麼「不同的承擔」，但兩人同時支持殺母殺父的國民黨。

　　不論是「白色恐怖」、「紅色恐怖」、「法西斯恐怖」、「納粹恐怖」，要思考的是人之為人的課題，是正義的課題；至於知識分子，一如錢永祥極力稱讚的殷海光所說，突出表現了「讀書人對抗統治者的凜凜風骨」。（《縱欲》，頁三二九）凜凜風骨難道因為「外省人」與「本地人」而有別嗎？殷海光是「外省人」；這個「外省人」與王曉波不同，（見下文）也與「本地人」吳伯雄不同！不同的在「風骨」，在自由與民主的堅持上。錢永祥為什麼特別挑出「族群」，而不思考「自由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正義諸議題？

　　這與前文所提的二○○○年有絕大關係。錢永祥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參加研討會提出〈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報告，（下略稱〈自〉，收入《縱欲》，頁三七―一三八。下只列《縱欲》頁碼）（注意，這是李登輝主政的最後一年，政黨尚未輪替，依藍營計算，藍與綠的選票比是六對四）錢永祥著力分疏且貶抑的「國族主義」，專指「台灣國族主義」，而非「中國國族主義」。錢永祥在〈自〉文中拿出來與「自由主義」相比的，是「台灣國族主義」：

     如果1950-85這個時段，也就是《自由中國》式的政治論述貫穿民間政治意識的時期，可     以  稱為自由主義意識的時期；那麼1985年迄今，則可以稱為國族主義的時期。（《縱       欲》， (頁三七三）

對錢永祥而言，台灣的「國族主義」就是造成「族群」問題的原因，即李登輝強調的「台灣人悲哀」下的「命運共同體」。錢永祥描述台灣政治論述由「自由主義」滑向「國族主義」的軌跡：

   相對於原先以外省籍族群知識分子為主的論政組合，本土政治人物在這個階段開始主導政  治言論；相對於原先以自由主義、西方現代性為主軸的論述，他們以延續自由主義論述為始，卻終於開啟以台灣獨立與更新國家認同為號召的另一套政治論述。（《縱欲》，頁三   七三。楷體為筆者所加）

結果是「往昔民主反對論述（按：原文如此）的自由主義內涵，逐漸由民族主義取代。」（同上，頁三七四）揆其原因，

  隨著李登輝時代開展，著力推動人事與權力基礎的本土化，體制本身的「外來」，壓迫色   彩也告淡化。透過總統直選，李體制不僅取得了龐大的民主正當性，也具體呼喚、凝聚了台灣人以族群為主軸的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縱欲》，頁三七四）

　　
    在錢永祥的分析之下，「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明顯歧異，「國族主義的傾向是追求從屬於民族國家的國民（nationals），而自由主義則傾向於實現民族國家無法完全吞噬的公民（citizens）」，「過去10年來台灣國族主義的發展，…重點偏向於擺在『國民』而非『公民』的一端」，儘管下文又曲曲折折、掩掩蓋蓋的分析，歸納出的結論是，「兩種立場，…，有著細緻而重要的差異」，（《縱欲》，頁三七六）所強調的是「公民的認同對象首先應該是憲政秩序與民主程序；公民之間的合作基礎應該奠基於公平的體制；最重要的是，公民身分所肯定的平等價值」，因此與「動輒回到民間、回到鄉土的坊間時興，不免形成雙方尷尬的對比。」（《縱欲》，頁三七八）

　　然而，「國民」與「公民」真的不能並存？錢永祥所推崇的「公民」價值，諸如憲政秩序、民主程序、公平體制、平等價值，剛剛好全都是所謂「台灣國民」努力追求的目標；不然為什麼錢永祥說：「龐大的民主正當性」的同時又承認李登輝取得凝聚台灣人以族群為主軸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縱欲》，頁三七四）錢永祥其實證成「公民」與「國民」的合一。也正是錢永祥所說的：「現實的國家利益、廣泛的民主利益、加上排它的主權利益，使得國族主義在台灣終於取得了道德與政治兩方面的制高點。」（《縱欲》，頁三七四）這裡特別要指出的是錢氏所用「排它」的「主權利益」；這個「它者」雖指「海峽對岸」，（《縱欲》，頁三七四）但最後與作者渾成為一體；十年後錢永祥終於豁出去，挺身一搏，放棄所有「自由主義」原則而公然承擔「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角色。

捧殷海光卻違背自由主義立場

   先從批判的角度出發，再析論「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鬥爭的政治現實。

     首先要確立的是「主權排他性」的必然。一九七六年法國的律師讓．博丹（Jean Bodin）在《共和六書》中探討過最高權力（主權）的問題，博丹定義為：「一個國家內的絕對永久的權力，拉丁文稱作maiestas。」所以「排他性」是當然的了。重點在錢永祥的「排他性」究竟何所指？在《世界》中，錢永祥招供了，他說「理想的領導人是代表社會整體」，而「陳水扁和李登輝都只是當自己選民的總統。」（頁三二）言下是「外省人」或「中國民族主義」者被排除在外；在民主體制下，連共產黨都可以在台灣成立政黨，何排斥之有？最多不過是「統治者」的壟斷地位不再而已。何況「代表整體社會」的說法是民主制度的「迷思」，只是政治鬥爭的伎倆。不過這才是錢永祥惘惘不甘的告白，也是「排他性」的確解。

其次，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有內在的矛盾；這是政治哲學上的老掉牙的課題，討論的人很多，各有各的調，不必在此多花筆墨討論，錢永祥之說也不過是一說而已。他其實要表達的是「民進黨成立、台灣意識開始蓬勃，加上稍後李登輝推進本土化潮流，自由主義逐漸乏人問津」，「昔日以反對國民黨為唯一用心所在的自由派，終於走上了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路子，並不是偶然現象。」這是○八年六月錢永祥參加中國湖北大學所舉辦的［海峽兩岸殷海光學術研究會］上所做的報告；錢永祥痛惜殷海光遺留的自由主義論述，「畢竟無足以讓台灣的後起自由派產生清楚的思想自覺。」（《縱欲》，頁三二九、三三○及［註四］）反映他對「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發展不以為然的心態。要問的是，如果殷海光活到現在，同不同意錢永祥的意見？錢永祥只是「有幸接觸到殷海光先生間接的一些影響」，（《縱欲》〈序〉，頁三）我們無法起殷先生於地下，不過，好在親炙殷先生的學生也不是沒有「能文」之士，他們記下了殷先生的謦欬思想。發表〈台灣自救宣言〉的謝聰明先生，在所做的口述歷史中，紀錄了殷先生如何看待「台灣人」的重要資料：

      〈自救宣言〉要出版以前，我每次都和魏廷朝一起去找殷海光教授，但最後一次，我半夜單獨拜訪他，他在庭院中的小書房接見我。那是八月初一個炎熱的夜晚，他穿著短袖衫露出瘦弱的胸脯，我說：「老師鼓勵人民抗拒暴政，如果有一天台灣人起義，但不知老師對啟蒙運動的貢獻因而傷害到你，你會怎麼想？」他握著小拳頭，打著他瘦弱的胸脯  說：「我情願受害！」他的話深深感動了我。（《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明先生訪談    錄》，頁九七，國史館。楷體為原書所有）

         難怪謝聰明先生會感慨的說：
         
                       我現在看那些親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談論殷海光教授時，我 都有一種時代錯亂感。殷海
          光教授是很反 對中共，也是極力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那 些親中國的知識分子談論              的殷海光教授，好像是在真空管中的實驗，沒有考慮到台灣當時的時空環境與脈絡我將            自己第一次被抓去關的緣由寫了一篇〈思想犯〉，為殷光教授辯護，表明殷海光教授當                     時的想法，那些親中國的知識分子現在捧殷海光教授的方式，已然違背了他當 時一貫            堅持的自由主義立場。（前書，同上頁。楷體為筆者所加。)

錢永祥正是謝聰明筆下的捧殷海光教授卻違背他一貫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蒙古人做中國人可，本地人做台灣人不可

　　最後我們來看看錢永祥如此痛詆「台灣國族主義」所透顯的反「自由主義」心態。在專訪的最後，錢永祥好像抓狂了，亮出了他的底牌，原來問題不在「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的內在緊張上，而是面臨「台灣民族主義」壓倒「中國民族主義」的焦慮：

             去中國化的人是把頭埋在沙子裡的鴕鳥，身上明明有中國的東西，你怎麼去？你就是                中國 人，就算不是這六十年的中國人，也是過去一百年兩百年的中國人。日本人那五              十年能讓 你不是中國人？不可能。（《縱欲》，頁三一五）

說了半天，錢永祥果然展示了他的「認識自己」的德爾菲神諭。（同上書，〈序〉i）有趣的是，「中國」固然不脫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理論，但「中國」的想像可以吹牛吹到五千年，為什麼在錢永祥口中縮小成了「過去一百年兩百年的中國人」？原來錢永祥是蒙古人；（見《世界》，頁二九四）當「中國人」是「半路出家」。錢永祥的家譜到底如何記載，我們不知，可知的是蒙古人要當中國人，可以，「本地人」的台灣人不當中國人則不可！不知道出於「自由主義」哪一條？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我們是誰》（WHO ARE WE?）的書中，討論美國國家特性，說：「國民身份、國家特性之問題上的辯論，是我們時代的常見特點，幾乎每個地方的人們都在詢問，重新考量和重新界定他們自己的共性與別人的區別何在」，書中特別提到「台灣則捲入『國民身份的分解和自建』」。(p12)杭亭頓繼續論述：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世界各地有五十多個國家由專制政體過渡到民主政體。           個別的專制政府也許能夠統治而且往往還確實統治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但民主
        制度意味著人民起碼能選擇其統治者。…這樣，身份就成為重要問題：誰是人民？正如           伊弗．詹寧斯（Ivor Jennings）所說：「在有人決定誰是人民以後，人民才能做出定。」         決定誰是人民，可能有賴於長久的傳統、戰爭和征服、公民投票或全民公決，憲法修訂           或其他因素。但不論怎樣，這問題是迴避不了的。當專制國家民主化時，當民主國家面           臨許多新來者申請公民身份時，如何界定公民身份，確定誰是公民、誰不是公民，都會           成為突出的問題。（pp.15-16）

杭亭頓的通論，完全可以對應台灣從專制走向民主化的脈絡，重點在，「台灣民族主義」的摶成，用的是「公民投票」或「全民公決」；相反的，「中國民族主義」則是採取「傳統、戰爭和征服」。錢永祥不能忍受的就是民主化之後台灣要解決「誰是人民」的大課題，痛詆「本地人」正在進行的「分解―重建」的過程，力抗這個迴避不了的問題。

　　據《世界公民知識分子》作者李懷寧的說法，錢永祥是「南港中央研究院裡的公共知識分子」。（頁三○五）研究德國知識分子的米勒（Jan-Werner Müller）認為「要解釋知識分子的反應，第一個也是基本的步驟，就是恰如其分、不斷章取義的敘述：知識分子在某些時刻發表了哪些言論，他們是否改變了觀點――如果改變，又是什麼。」（《另一個國度》，中國新興出版社，頁四）錢永祥的言論見諸《欲望》一書：「第一編」主題是「袪魅之後――現代式倫理的艱難」；「第二編」是「自由主義――平等與多元的倫理」；「第三編」是「眾生平等」；「第四編」是「責任與自制――知識分子的倫理」。這樣高標的價值觀，為什麼會說出「你就是中國人」如此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話？

為國民黨記功！

　　然而，要解釋自認為知識分子的錢永祥的反應，不必徘徊在「縱欲與虛無」之上，李懷寧的訪問足夠彰顯他的「改變」以及「改變了什麼」。

　　先看看錢永祥對國民黨的看法：

　　■過去。錢永祥與馬英九是高中、大學同學，但「交往不多」，「當時在我心目中，他                ［指馬］是國民黨系統的人，我對國民黨認同很少，所以往來不多」，「在一九六○年  
             代，年輕人心目中，國民黨是十分保守、腐朽的政權。」（《世界》，頁二九五）

　　■現在。「國民黨在台灣六十年的功過，至少要學著什麼三七、四六開來看看」：「第一
           個，台灣沒有受到戰爭的侵害，這怎麼看都是一個功勞」；「第二個，經濟發展，不能說
          國民黨對經濟發展沒有功勞，那是誰的功勞啊？」；「第三個，教育普及，這是了不起
          的」，「國民黨在台灣做了一百件壞事，只是教育普及就該加分」。（《世界》，頁三○   
          九）

　　所以，錢永祥對國民黨的評價，已經從「不認同」的「保守腐朽」變成讚揚了。「第一個，沒有戰爭」，老實說，不能不質疑這是錢永祥刻意對馬英九符應「一中原則」所做的工夫，但錯得離譜。台灣沒有受到戰爭侵害，不是國民黨的功勞，是美帝國主義（援引錢永祥喜歡的「左眼」――左派眼睛――的用語）作梗。張忠棟在《自由主義人物》中指出：

     民國四十七年秋天，第二次金馬炮戰聲中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台北，會商中美關係，最後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美方願意協防金、馬，作為協防台、澎之部份工作，台灣則承諾不以武力反攻大陸。（頁一八○）

看到沒，是美國以「協防」交換台灣「不武力反攻」。台灣沒有受戰爭的侵害，出於美國干涉，絕非國民黨英明。尤其《自由中國》在美台簽署「聯合公報」的前一年就提出「反攻無望」論了。一九五七年八月開始，《自由中國》有計劃的發表「今日的問題」一系列社論：第一篇「代緒論」〈是什麼，就說什麼〉（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第二篇〈反攻大陸問題〉（五七年八月一日），接下來〈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五七年九月一日），第十三篇〈我們的教育〉（五八年一月十六日），第十四篇〈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五八年二月一日），全出於殷海光先生之手；合理推測這是殷先生策劃下推出的「國是」論壇。果然觸了蔣家逆鱗。「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司令黃杰在五八年十月三十日（美台「聯合公報」簽定之後）給行政院長陳誠的簽呈，以「詆譭元首，打擊本黨，蓄意叛亂，顛覆政府」的罪名，控訴《自由中國》，「嗣即連續刊載『反攻大陸問題』長篇專文倡言反攻無望論…」，要求「依法交辦」。（《雷震案史料彙編》，頁一三○，國史館），這就是有名的「反攻無望論」的歷史公案。從而可知，台灣之所以沒有戰爭，是外有美國力阻，內則「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反攻大陸問題〉，見《殷海光選集》第一卷，頁三四七，香港友聯出版社）與國民黨何干？要打仗的是國民黨，使台灣不受戰爭侵害的，是美國。錢永祥把「功勞」攬給國民黨，「非愚即誣」（這是殷先生用語）。

美援、黨庫與教育

     其次，台灣經濟發展，是「誰的功勞？」從錢永祥的語氣可知，當然非國民黨莫屬。台灣經濟奇跡，是大課題；還是回到殷海光先生所撰寫的〈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殷先生說：「過去政府推動第一期四年經濟計劃，說是在四年期滿之後，就可以自足自給，從此擺脫了對美援的依賴。我們知道這是做不到的，即使叫我們去做也同樣的做不到，」（同上書，頁三五一）所以「美援」是「奇跡」的發端；沒有美援沒有「經濟發展」。至於台灣的經濟，如果不是國民黨主政會更好還是更壞？更公義還是更不公義？這個假設性的問題不是沒有「問題性」。更重要的是，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集團「澄社」，出版的第一本「澄社報告」，就是《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允晨出版社，九一年九月）。錢永祥曾是「澄社」社員，當知之甚稔。中國國民黨「國庫通黨庫」成為台灣第一有錢的企業體，誠如《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所稱

台灣的「黨國資本主義」及其制度，係國民黨集將近半個世紀之黨政一體的專政經驗，           在台灣所創造出來的一種以維護一黨獨裁政體為能事的特權體制。透過這一體制，國民           黨及其強人領袖乃可在復興國家民族的口實下，藉黨有化的軍隊及情治單位為工具，以           政治的力量壟斷經濟的資源與利益，反過來再以經濟的資源支撐政治上一黨一人的威權          運作。最後，則結合政治的與經濟的力量，進而遂行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控         制，終於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歷時四十多年的一元化威權社會。由此觀之，作為黨國資本          主義體制之核心的官營事業及其運作，其性質與功能實已超越了財經的層面，進而涉入政        治的與社會的範疇，成為黨國威權體制運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弁言〉，頁十六）

錢永祥強調「不是為了捧國民黨」，好個「不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風骨果真凜然。

　　最後談說錢永祥極力盛讚「了不起」的「教育普及」。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的「經典」的研究〈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駱教授以台大學生為例，用量化的科學方法，指出了性別、城鄉與族群在台大的分配。這裡僅採用一九六一－七○的十年間的分疏：「就省籍間的差異，最早的1936-42年出生的世代，外省男性〔進入台大〕的機率為5.52％，遠高於本省男性的0.60％，相差將近10倍，…到了最近的1966-73出生的世代，省籍間的差異雖然減少了，但是差異仍然顯著存在，外省男性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仍約為本省男性的1.9倍。」教育普及最得利的是「外省人」，這種不公平與不平等，不必訴諸羅爾斯（John Rawls）的高論，即可看到國民黨「普及」下的黑暗。錢永祥竟說，國民黨在台灣做了一百件壞事，光光教育普及就加分！

　　再看看錢永祥捧誰貶誰。

　　李懷寧要錢永祥替台灣總統打分數，結果是「蔣經國最高」，陳水扁「當然」最低。（頁三一一）蔣經國是迫害《自由中國》雷震、殷海光等人的元凶，也是「白色恐怖」的製造者，殺人、關人無數；炮製「自由中國」事件、「美麗島事件」，慘殺林義雄母女、陳文成，隔海殺江南…。這樣的獨裁者為什麼會評價「最高」！李登輝與陳水扁都是民選總統，雙手乾乾淨淨，連死刑都不執行，還正義給所有的台灣人民；為什麼在錢永祥眼中反居蔣經國之下？最平庸的民選總統絕對比任何「最高」的專制獨裁者高！馬英九號稱「馬騜」，再笨（錢永祥語，見《世界》，頁二九五）、再壞也壞不過兩蔣，在民主體制下，心有餘也力不足。何況自由主義者追求的是體制，不是人！做為知識分子、做為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會把專制獨裁的獨夫捧為「最高」？反而看不起民選總統？因此讚揚起胡錦濤也不稀奇。錢永祥說「大陸呢？…那麼大的一個國家，那麼多的人，面對的問題更複雜，背了那麼多歷史包袱，西藏、台灣、法輪功…胡錦濤有『不折騰』的說法，如果意思是不要製造問題，我倒喜歡。」胡錦濤血腥鎮壓圖博（Tibet）、東土耳其斯坦，無所不用其極的對付法輪功，揚言要吃下民主台灣！更不必說施虐所有威脅其政權的人民及其他（如Google）。到底誰「折騰」誰？喜歡「不折騰」？殷先生「對抗」統治者，當然是「折騰」。如果殷先生對，胡錦濤就錯，胡錦濤對，殷先生就錯，頌揚蔣經國、胡錦濤等獨夫，對殷先生公平嗎？對得起他嗎？其實錢永祥的自由主義已「內爆」了。

       因此當錢永祥說「台灣的命運要看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我很認命」，一點也不出人意外。出意外的是他提出的理由；他明確表態自己「肯定」反對「去中國化」，這與他的「認命」一致，然而，他又說：「我不是對台灣沒有本土意識或者對大陸有好感」，真是兩面光呀！聽起來卻「此地無銀」。最荒謬的是，錢永祥批判「去中國化是弱者的話，強者要說我們要中國台灣化」。一個「認命」的人如何可能是「強者」？雷震不「認命」、殷海光不「認命」，那些願意流血入獄的異議分子都不「認命」；不「認命」才起而抗爭，才為自己及全體成員爭取到自由與尊嚴，才造就台灣的文明歷史。至於致力於「中國台灣化」，連美國傾全國之力來化中國都化不了；台灣何能為力？能躲過「中國化」就萬幸了，圖博沒躲過，東土耳其斯坦沒躲了，台灣正用民主來躲中國化，哪有能力「化」中國？《自由中國》「今日問題」早給了藥方。

       有趣的是，錢永祥在中國來客前毫無修飾的掏心掏肺，把學者的矜持與作態全部放棄，全力為「中國民族主義」賣力，非把台灣民族主義「打個稀巴爛了事」（套錢用語，《世界》，頁三一五）不可，好像忘了「自由主義是對抗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利器」。（《縱欲》，頁三二九）今年五月中旬，安德森訪問台灣，發表多場演講，在台大集思館討論「國族主義」，開宗明義表示：「國族主義的先決條件就是承認別的國族」；就此而言，「台灣國族主義」從來沒有干涉「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截然相反，看錢永祥就知道了。安德森比較兩個「國族主義」，絕對值得錢永祥們好好咀嚼：「台灣民族主義是符合世界史的正常現象，是被殖民者對抗殖民者，對抗帝國（Empire）的壓迫，但中國國族主義卻是帝國壓迫者的國族主義。」（金振玄，〈《想像共同體》現場〉，《自由時報》「自由廣場」，一○年五月十七日）那麼，台灣的「今日的問題」，至少病灶診斷出來了。接下來只有深化台灣民主來對治極權中國；「台灣中國」之所以「一邊一國」，不是「族群」的問題，不是「血統」的問題，毋寧在價值的取捨。套杭亭頓理論，這是「文明衝突」；這個「文明」遠比「宗教」廣義多了。(http://wenichin.blogspot.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