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褒揚」蔡英文派「令」？

自由廣場》（金恒煒專欄）習近平「褒揚」蔡英文派「令」？

2018-03-22 06:00

李敖之死比余光中之死熱鬧，儘管「死後是非誰管得」，但李敖的評價在余光中之上，大約是定論。余光中最多屬「倡優畜之」的佞幸之流人物，蔣介石死了，他大寫諛詩，品格同張曉風〈黑紗〉相當；英國《經濟學人》用bumbler嘲弄馬英九，余光中可以曲譯為「大巧若拙」。這就是佞幸。

余光中死了，中國官媒「人民網」和「新華網」大加報導，說什麼「熱愛中華文化」啦、「熱愛中國」啦，也就是如此而已。李敖死了，大不同了。官方正式致哀：中國國務院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唁電推崇李敖：「民族情懷深厚，擁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分裂，弘揚中華文化，推動兩岸交流並身體力行…」；海協會會長張德銘的誄文強調李敖：「胸懷大義，擁護統一，為促進兩岸交流貢獻心力…」云云。兩封唁電形同是中南海隔海「褒揚」李敖。

對於李敖 （中），習近平（左）「褒揚」蔡英文（右）派「令」？（資料照/美聯社）

有意思的對比。蔡英文與鄭麗君雙雙稱揚李敖；一個是總統，一個是文化部長，甚至要總統頒褒揚令。兩岸對照，難道是習近平「褒揚」、蔡英文派「令」？老實說李敖犬子李戡「婉謝」，何嘗不是「打臉」！李家的政治性十足，要中國之「褒」？還是要台灣之「令」？早做了決定。

李敖死後，媒體連篇累牘的或「美」或「刺」，不一而足。這裡只舉兩事，一與胡適有關，一與彭明敏有關，來瞧瞧李敖本色。

先看胡適論李敖。李敖是以胡學起家，一九五七年他在《自由中國》發表了六千字短文論新版《胡適文存》，胡適見了他說：「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李敖引以為傲；但李文被《自由中國》積壓甚久。胡適同魯迅一樣，都屬「世故老人」。李敖把這種私下客氣話當真，寫在文章上，徒見他的自戀。一九六二年李敖在《文星》上發表〈播種者胡適〉，胡適向秘書胡頌平說：「在我的年紀看起來，我總覺得不夠…他喜歡借題發揮。他對科學不夠了解，何必談它。你要記得，做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後來又批評李敖文章太輕薄：「寫文章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說李敖論述「借題發揮」與「輕薄」，切中要害。

再談媒體說李敖幫助彭明敏偷渡一事。彭明敏偷渡，李敖完全蒙在鼓裡，他是在不知情下幫彭轉信而已，連「暗助」都說不上。李敖與彭明敏交好於前，交惡於後。李曾殷殷勸彭「多做些理論建樹」，不要「涉身實際政治」（一九六六）。又說「反對者只有決心不從政，才能為反對勢力留一塊乾淨土；只有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入黨，才能保留自己的本色、獨立與清白」（一九九一年）。但是李敖後來既當官又入黨（中國智慧黨），還競選總統。

所謂「獨立、本色、清白」，所謂「乾淨土」，隨李敖蓋棺而論了定。魯迅評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倒可為李敖生之「考語」、死之「壽銘」。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陳師孟：查諷扁行動劇 將至少詢問扁2次

• 分享
• 留言
• 列印

A-A+

2018-03-19 20:18中央社 台北19日電

監察委員陳師孟。 聯合報系資料照片／記者楊萬雲攝影

調查檢察官編導演出「諷扁行動劇」的監察委員陳師孟今天表示，他與調查官尚未南下高雄市詢問前總統陳水扁；依他的查案方式，至少會詢問陳水扁2次。

西元2009年司法節慶祝大會，檢察官編導舞台劇諷刺陳水扁，陳師孟認為司法官蓄意影響社會輿論，影響台灣的國際形象，申請自動調查相關機關有無行政違失責任。這是陳師孟上任監委後的第一個調查案件。

陳師孟日前表示，希望20日前詢問陳水扁，之後還會約詢前法務部長王清峰。不過，陳師孟今天傍晚告訴中央社記者，他還沒有詢問陳水扁。

陳師孟說，依照他查案的方式，會優先詢問案件的陳情人、受害人，再詢問加害者、政府機關相關人員，再把他們的說法詢問陳情人、受害人，因此，就這個案件，至少會詢問陳水扁2次。

至於何時約詢王清峰，陳師孟說，尚未敲定時間。

陳師孟曾說，調查目的不是希望懲罰誰，而是提醒大家，司法官的作為不要用「言論自由」掩飾，希望聽到司法官道歉。

曹長青：喜樂島聯盟沒有排斥蔡丁貴等人

曹長青：喜樂島聯盟沒有排斥蔡丁貴等人 [原著] [taiwanus.net]於2018-03-16 10:03:03上傳[160] CH 1 曹長青：喜樂島聯盟沒有排斥蔡丁貴等人 美國北加州的台派人士莊勝津先生近日給我來信，問及網上流傳的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沒有被喜樂島聯盟記者會邀請坐到主席台上、他是否「被排斥」等問題。蔡丁貴先生自己也發英文電子信說，郭倍宏的「內部圈子」（inner circle）沒有他。意思很明顯，他遭到排斥。 但據我所知，上述情況並不屬實。喜樂島聯盟沒有排斥其它兩個獨派團體主席蔡丁貴、王獻極。2.28的喜樂島聯盟記者會沒有安排他們兩位坐在主席台上，而只有其他四位黨主席，主要因為： 第一，記者會那天的主席台上已經有10人（四位政黨主席、喜樂島聯盟發起人郭倍宏、李登輝總統、彭明敏資政（原計劃當天到場，臨時頭暈而無法蒞臨）、高俊明牧師、呂副總統、青年學生代表），再加上特意安排的陳總統的「空椅子」，就有11個座位了，再增加就排不開了，所以就沒再安排其他團體負責人坐在台上。 第二，四位安排坐在台上的黨主席，三個黨（時代力量，台聯，社民黨）都是參加過選舉，並拿到一定選票的，其中時代力量在立法院還有席位。只有基進黨沒有參選，但考慮其黨主席陳奕齊是年輕人，從盡量爭取年輕人的角度，安排他作為黨主席坐在台上；另外還安排了一位學生代表，他曾勇敢地向馬英九（當時是總統）身上扔出《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也具有象徵性意義。而盡量爭取年輕人來參加記者會（來了80人左右）是喜樂島聯盟的一個目標，不希望像以往的台獨會議那樣，多是白頭髮的人參加。 第三，在《自由時報》刊出的150人聯署名單中，有蔡丁貴教授、王獻極主席。蔡丁貴教授還是我親自邀請的。所以，並不存在排斥問題。籌備會議我在台灣時參加了，沒聽到任何人有排斥那兩個黨的言論和意見。 以後《喜樂島聯盟》要擴大發展，當然會與各台派團體聯手，兄弟爬山，聯手努力，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使台灣摘掉中華民國的虛假帽子，成為一個正常化的獨立國家，讓台灣作為國名，申請加入聯合國，走向世界。 Helen（美國內華達州大學李雪玟教授）在網上的一段評論很精闢，她強調台派團結、互相幫襯。她也提到，這次150人聯署名單在《自由時報》整版刊出，是花了不少錢（廣告費一個整版要70萬台幣），有人說這筆錢可以夠蔡丁貴教授他們的自由黨作為經費使用很久的。但Helen強調說，駛向共同目標，但坐火車和飛機，成本不同，效果也會完全不同。這150名重量級台派人士的聯署廣告和大爆滿的記者會，不僅島內媒體報導、網絡傳播，而且得到了《紐約時報》的報導。這種（能讓國際世界知道）的宣傳效果，是多少萬美元都買不來的。紐約時報國際版的整版廣告費是8萬美元，國內版是20萬美元。而我們在自由時報的廣告只是花了二萬三千美元，再加上記者會，就上了《紐約時報》。而且新聞報導跟廣告還不同，效果更大、更好很多！網絡上也在流傳，紐約時報報導了喜樂島聯盟的記者會，兩位台灣人總統提出建立「台灣共和國」。毫無疑問，這種效果不是哪一個人慢慢使用這些經費就可以做到的。 從另一個角度說，蔡丁貴先生自己能弄到資金的話，他願意怎麼使用應該不會有人這樣說：你那些錢如果拿來給我用，可以用很久很久。如果喜樂島聯盟是用蔡丁貴先生募來的款項去做廣告，才有人可以做這種指責。而喜樂島聯盟的該版廣告費不僅沒有向社會募款，更不是用的蔡先生的資金，所以那種關於這筆廣告費可以讓蔡先生的黨使用多久的說法，是否太荒唐了點？ 在我匆匆向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們做了澄清之後，蔡丁貴教授又寫了封中文信在網上說，「曹長青的說明大致上符合實情。」但又提出兩點抱怨：一，「我同意接受邀請連署，提供他刊登廣告的頭銜是：公投盟總召/自由台灣黨主席。但是在廣告中，被更改為：自由台灣黨主席/前環保署副署長。沒有依約行事。」二，「228當日記者會，我有出席，但是帶位服務人員在名單上沒有找到我的位置，雖然有民眾要讓座給我，我不忍心接受他那麼早來排隊入座的位置。所以我就在外面走廊與朋友聊天，一直到記者會結束才離開。」 首先，最後刊登到《自由時報》廣告上的聯署名單是喜樂島聯盟的決策層做的。我接到蔡教授傳來的抬頭，就直接轉給【喜樂島聯盟】籌備組了。最後刊出的抬頭與蔡教授給的不同是事實，因為聯署者很多都有好幾個抬頭，為了廣告不多佔版面，需要編輯、簡化，或只保留更重要的頭銜。蔡教授原來提供的「公投盟總召/自由台灣黨主席」兩個抬頭同質性較強，所以被改掉一個，增加他曾擔任的政府環保署副署長是為了增加他的「份量」，人家是好意。蔡教授把此舉說成「沒有依約行事」，是否有點太斤斤計較了？因為150位聯署者，沒有哪個人（包括蔡教授本人）提出他提供的抬頭都不可改動，如果好多頭銜，到底用哪個，應該給組織者一個餘地。那麼少的幾個人在那麼短時間內做那種聯絡、組織、編排交付印刷的工作，即使把頭銜弄錯了，是否也應該包涵？更何況那確實是蔡先生曾擔任過的職務，這裡組織者明顯是好意。在150名聯署者中，高雄的民進黨議員鄭新助，就被錯寫成了「前議員」，等於被喜樂島聯盟給「免職」了。但鄭議員沒有抱怨，更沒有公開批評，他能理解，這是忙中出錯。 另外，蔡教授抱怨記者會的來賓名單中沒有他，他沒有座位，就一直在場外面跟人聊天了。沒有座位是事實，這主要是我沒有更仔細和熟慮有關。當時接到蔡教授來信說同意參加聯署，但他沒說那天會來參加記者會。如果蔡主席事先清楚說明，他會來參加記者會，而我們不安排貴賓席座位，那可被認為是故意怠慢。但問題是，他沒有說來。而我們這邊，主要是我，當時太忙，沒有細膩地去再打電話或寫信問他是否會來。所以最後民視安排的來賓座位，就沒有了蔡教授。這完全不是有意怠慢，更不是排斥。 2.28那天有47個紀念活動，所以很多聯署者都不能來參加喜樂島聯盟的記者會，像吳澧培資政，幾個月前就約好參加林義雄主持的紀念活動；很支持公投聯盟的前行政院長游錫堃也早預訂228那天騎腳踏車環島行；非常支持這個記者會的《民視顧問團》成員許世楷大使、楊緒東醫師也因台中的紀念活動而無法北上。所以蔡丁貴教授實在是多慮了，那天沒安排他貴賓座位，絕無怠慢和排斥之意，只是以為他跟很多聯署者一樣不能來參加而已。 那天的記者會實在是大爆滿，所有過道都擠滿了，前排地上都坐了人。好多沒有事先約定要來的貴賓都沒有座位，絕不只是蔡教授一個人。像專程從高雄趕來的年近80高齡的鄭新助議員就只得在最後面擠在人群中站著。他身著黃色袈裟，非常顯眼。我看到很是內疚，也是因為事先不知他會來而沒預留座位。去年我與金恒煒、彭文正三人編輯《汪笨湖紀念文集》，鄭新助議員聽到消息後，主動慷慨解囊，給前衛出版社捐了10萬台幣作為出版費用，令我十分感動。但這次老人家站著參加了記者會，認真聆聽各位的講話，並無一聲抱怨，更沒像蔡教授那樣因不滿沒安排座位就在場外走廊跟朋友聊天了。 再舉一個我目睹的例子，就是遠從花蓮趕來的民進黨議員劉曉玫和她母親。我跟金恒煒先生去台東邀高俊明牧師來台北參加記者會後，回程順路在花蓮停留，支持劉曉玫挑戰國民黨的傅崐萁。但看到劉曉玫議員尤其是她年邁的母親也沒有位置，一直站在會場後面的人群中，我同樣感到很抱歉。但她們也都給予了理解，沒有抱怨被怠慢什麼的。 安排來賓座位是民視人員做的，我本人被安排在來賓的最後一排。輪到我講話時，我是費了很大的力氣，從坐在過道的人群中一點一點跨越過去的，我連一絲都沒想過被怠慢。哪怕沒有座位，一直在後面站著，能夠看到這個歷史性的場面，就感到很高興。人多沒座位，這麼多人支持公投，是多好的事啊。當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那天，會為自己曾參與、曾目睹這個過程、這個進程而欣慰和驕傲。 在組織聯署等事宜時，我對前國策顧問、台灣民族黨創黨主席黃華先生相當感佩。今年79歲的黃華先生是台獨前輩，他在26歲至50歲的人生最好年華裡，為爭取組黨和言論自由等四次入獄，前後坐了23年國民黨黑牢。這樣一位民主前輩，在《喜樂島聯盟》要開記者會前一個多月，他就組織了類似的《公投聯盟》，聯署者有200多人，其中有當年的受難者，更有普通民眾。但當他聽到《喜樂島聯盟》的記者會時，不僅沒有感到被取代、被排斥、資源被「搶走」，或其它不健康的想法，而是為郭倍宏的壯舉感到高興，在網絡上號召他的聯署者支持郭倍宏（聯盟）。我抵台後與黃華先生有過一次通話，因228記者會那天，他預定的帶支持者遊行，我問他可否把隊伍帶到喜樂島聯盟的記者會這裡，因擔心當天由於有47個紀念活動可能會導致我們這邊的記者會人數不夠多，那樣泛藍媒體就可以大做文章，攻擊台獨沒市場。黃華先生一口答應，並說，他把隊伍帶來，如會場人不多，就進場助陣。如來了很多人，他就帶人在場外助威。那種顧全大局的寬闊胸懷，那種任勞任怨的健康心態，那種為了共同目標而相互支持的豁達明智，真是令人敬佩！當時我實在太忙了，下次回台灣一定要請黃華前輩吃頓飯，以表達敬佩感激之情！老人家為自由的台灣奮鬥了一輩子，爭的不是名不是利，更不是風頭什麼的，他爭的是理念！無論哪個人、哪個團體，只要做符合他理念的事，他就不吝給予援手！黃華先生，向您致敬！ 這裡或許要向蔡教授再多說幾句，我是2月12日抵達台灣，離2月28日開喜樂島聯盟記者會前後只有16天，又正趕上春節過年期間（名單上很多人出國不在台灣），聯絡150人的聯署是個很大的工程，除我之外，金恒煒先生，黃育旗先生，郭倍宏董事長領導的民視團隊，是大家一起努力完成的。曾患兩種癌症的恒煒兄，拖著病體，跟我一起跑了很多大佬的家，有些去了不止一次，爭取聯署。在春節買不到機票的情況下，我們到台東請高俊明牧師親自出席，然後恒煒兄跟我坐火車晃蕩回到台北；他之所以不顧病體和我一起四處奔波，因為他深知這次公投聯署對民主台灣獨立進程的重要性。恆煒先生並不是像蔡教授說的《喜樂島聯盟》內部圈子人員，民視的會基本都沒有邀他參加，但他毫無抱怨，這就是金恒煒，我最佩服的地方，他懂得大局，看重大局，默默地奉獻與付出。 恒煒兄樹立了榜樣，我就更應該努力。蔡教授抱怨記者會沒他的貴賓席位，確實是我的責任，但蔡教授不知道的是，那是一個多龐大的組織聯署工作，又不巧趕上過春節。今年是我跟妻子到美國的第30年，以往每年春節都是跟太太一起過，只有今年，她因生病不能陪我赴台。除夕夜，好幾位熟悉的朋友邀我去跟他們家人一起「圍爐」，但大年夜應是自家人的團聚，我不想打擾，尤其擔心完不成那些聯絡工作，所以全都以「已有約了」而推掉。其實是我一個人靠樓下便利店一碗皮蛋瘦肉粥加一個飯糰過的年，而且很多時候一天三餐都是這樣吃，只因太多的聯絡工作，電話、電子信、多處親自拜訪，還跟一批批的台派朋友見面溝通。在如此的忙碌中，我才忽略了再給蔡教授打電話或寫信問他是否來參加記者會。 在外面的鞭炮聲中，我劈劈啪啪地敲打著鍵盤，感到的不是悲涼和孤單，而是加倍的充實。巴頓將軍曾對他的士兵們說，將來你們可以跟孫子們吹牛，說爺爺曾跟巴頓將軍打贏了二戰。我們沒有趕上二戰，但在台灣這個歷史性的轉型時刻，能跟許多為台灣的自由奮鬥過的前輩們一起盡一點微薄之力，我只感到幸運。很多時候，你想努力都沒機會。今天台灣的年輕人，想當英雄也沒有郭倍宏闖關那種機會了。 之所以把蔡丁貴先生這件似乎只關係到某幾個人的事寫出來，一是因為它已在網絡和群發郵件中流傳，引起了一些人的誤會和討論，二是它在某種程度上有些代表性。我看到無論在中國的民運中，還是台灣的民主/獨立建國運動中，都有很多因計較和爭搶「地位/位置」無法擺平而導致的各種紛爭和分裂，在公益和個人委屈之間（並不是理念衝突），錯誤地看重了後者。而這種因爭風吃醋造成的內訌和爭鬥給運動本身來來的阻礙和內傷，在很多情況下甚至大於敵方帶來的損害。 說這些，是想請蔡教授和某些誤解的朋友們理解，很多人都在奮鬥，都在努力，每個人都不容易，都有各自的缺憾。應該盡量包容，體諒，幫襯，而不是動不動就猜疑什麼「排斥」，不被重視、被忽略、慢怠等等。其實就我有限的接觸，《喜樂島聯盟》那些參與者，尤其是主要領導者郭倍宏、彭文正，不僅相當有理想精神，而且充滿了20幾歲年輕人一般的激情。他們兩位是我見過的非常率真、勇敢、說真話、心胸坦蕩的台灣人；這樣兩個理念、性情、為人都頗為相似的人碰在一起並不容易，是天意！蔡教授不應該對他們有猜疑、潑涼水。 蔡教授的信裡，對台灣人有一種悲觀，認為海外的台灣人離開家園太久了，不了解台灣；他認為現在推動公投會失敗等等。但我相信：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是英雄走在了前面，樹起了旗幟，贏得了人民的呼應，才能一舉成功。郭倍宏近30年前敢闖關回台，在警察的層層包圍下公開發表演講「推翻國民黨，建立新國家」，那是一種真正的英雄氣概！今天，他跟同樣率真、充滿理想，敢說真話的彭文正聯手，就預示著這個《喜樂島聯盟》會跟其它團體有所不同，這是一種英雄的結合！在郭倍宏周圍已經聚集了一大批太陽花學運等年輕人，他要團結發動年輕人的思路是對的！但同時他也沒有排斥台獨前輩們，2.28記者會，同樣都是96歲高齡的李登輝總統和彭明敏資政都力挺並講話，89歲高齡的高俊明牧師（需女兒攙扶走路）特意從台東趕來參加，都說明郭倍宏的理念既感動了老一輩，又感召了年輕一代！更何況，他現在有【民視】這個由三萬多認同台灣的小股東組成的媒體平台，其力度將是相當可觀、並一定能見成效的。 對中國變成民主國家的前景，對台灣走向正常國家的前景，我聽到最多的，也聽的最煩的，就是悲觀的聲音。哪項事業是悲觀、不自信者幹成的？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台灣人民的呼聲，郭倍宏/彭文正們，正在呼應台灣人民這個心底的呼喚，所以他們的事業一定會成功！ 2018年3月16日凌晨寫於美國

誰說習皇帝不是送大禮給台灣？！

自由廣場》（金恒煒專欄）誰說習皇帝不是送大禮給台灣？！

2018-03-15 06:00

民視董事長郭倍宏二月廿八日召開記者會宣布推動「獨立公投」，四月六日正式成立「喜樂島聯盟」，台灣民主將進入新頁。二月廿八日不只是蔣介石屠殺台灣人民的「二二八」暴行日，也是林義雄先生家人被蔣經國特務滅門的一天；四月六日則是鄭南榕先生為獨立而以火焚身的殉難前夕。兩個時間點的選擇，正點出聯盟的精神座標。

從今年二月廿八日到四月六日，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或說在「挑戰—反應」之下，會有什麼效應？老實說，沒有人有「先見」之明。就在「獨立公投」聯盟醞釀、成立之際，中國的中共當局也有驚天動地的陰謀在醞釀、成形，那就是習近平要黃袍加身了；修改憲法刪去國家主席的任期制。習近平集黨書記、軍委主席與國家主席於一身，重回「一人獨裁、一黨專政」的毛記政體，也開出中華帝國新頁。

到底習近平為什麼非要緊抓「三位一體」的權位不可？權力如此極致集中已直逼毛澤東了，習近平要幹什麼？儘管全世界政、媒都在觀察，其實也言人人殊，沒有確解。尤其習皇帝會不會對台灣出手，用什麼方式出手？非但是台灣朝野關注的重中之重，也是全球各國矚目焦點。習近平為所欲為的打造中華新帝國，權力一把抓下，台灣自不是唯一受害的，可以說中華大帝國的宣示成立，成為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仇人共業」；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台灣的戰略地位益形凸顯，宛如千鈞中那一髮的重要。

習近平稱帝是向全世界示威，形格勢禁下，台灣的地緣的重要性更無可取代。美國參眾兩院無異議通過「台灣旅行法」，放在這個脈絡來看，恐怕美方或早有情資，非無端而至。重點是，台灣形同是封住中華帝國向外擴張的第一道巨鎖，台灣遂成為民主自由陣營不可或缺的屏障。

三月十一日習大大登基的那天，其實是送給台灣的重禮。這一天起，「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就完全確立：一邊是極民主極自由、一邊是極獨裁極專制，民主台灣與帝制中國已儼處兩極，所謂「一中原則」徹底煙消，「兩岸一家親」同樣雲散。那麼，「獨立公投」適時在此刻推出，扮演了《水滸傳》中宋江「及時雨」的角色。民主公投有兩重作用：對內，確保台灣不會淪為中華帝國的殖民地；對外，保護民主陣營，免遭希特勒式的侵奪。

台灣要完成「獨立公投」當然險阻很多，國際或說美國的干涉，是最大的問題之一。現在好了，在中華帝國的凌逼下，台灣人民當然「獨立有理」：難道國際民主國家要坐視極權帝國併吞民主台灣的威脅？難道台灣人民不能為自由民主而公投？這是贏得全球義助的最重要憑仗。

就此而言，誰說習皇帝不是送了大禮給台灣？誰說習皇帝不是台灣「入聯公投」的大推手？天佑台灣！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Tue, Mar 13, 2018 - Page 8　

• Print
• Mail
• Facebook
• Twitter
• plurk
• funp

History destroyed by paper shredders

By Chin Heng-wei 金恒煒

After much ado and twists and turns, something of the truth might finally be emerging regarding the National Women’s League. It appears that former league chairwoman Cecilia Koo (辜嚴倬雲) is most concerned not about the huge amount of questionable donations that the league made to veterans, but with the 170 boxes of documents and accounting records that were removed from the league’s premises.

In a video recorded in the US last week, Koo said that the league’s assets should be donated in their entirety to the state.

However, this suggestion did not impress league chairwoman Joanna Lei (雷倩), who replied by saying that Koo’s proposal of donating all of the league’s assets was “suicide,” tantamount to “dissolving the league” and “clearly a plot concocted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Koo family.”

Tellingly, Lei said that this conspiracy must be the main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 “major turnaround [in] the truth about the situation between December and January.”

As chairwoman, Lei appears to be somewhat divorced from the league’s core members and while some say Lei is affiliated with the league’s “pacifist” faction, the division has less to do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n it does wit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ng an insider or outsider: Although a member of the league, Lei paradoxically remains an outsider.

The “major turnaround” that Lei mentioned in her March 7 response to Koo refers to overthrowing the league’s decision to sign an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Lei on Dec. 29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Yeh Jiunn-rong (葉俊榮) and Ill-gotten Party Assets Settlement Committee Chairman Lin Feng-jeng (林峰正), an act that wa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igning a formal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league’s voluntary dissolution and the donation of most of its assets.

However, less than two months later, the decision was overthrown in a league meeting, with more than half of the members voting against signing an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league’s reason for not signing the contract was pompously stated, with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Pan Wei-kang (潘維剛) saying at a news conference one day prior to the meeting: “The league is neither a KMT affiliate, nor funded by illegitimately obtained party assets.”

The league clearly intends to def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the Ill-gotten Party Assets Settlement Committee.

In a Facebook post, Lei compared the league to mere “small fry,” being powerless to resist the “big fish” inside the league.

In Lei’s words, these people “benefit from the ties that huge enterprises have with the government, enjoy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a and have a huge group of lawyers at their disposal.”

She added that they are capable of “conducting negotiations under the table with people of higher authority, causing confusion by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nd uncovering dubious legal documents to manipulate the judicial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obvious self-pity, Lei’s Facebook post points to Koo’s political maneuvering and talks of someone who could privately negotiate with people of higher authority, which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guess who the “people of higher authority” might be, especially when there are few candidates so close to, and on such friendly terms with, the late Koo Chen-fu (辜振甫), one of Taiwan’s richest businessmen and a former chairman of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What the public would like to know, then, is whether the whole chaotic process that the league has gone through over all these months is the result of interventions by “higher authorities.”

It is notable that the league signed the MOU, which would lead to its loss of rights and dissolu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which negotiated with the league, while bypassing the Ill-gotten Party Assets Settlement Committee.

Th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was touted as an exemplary mode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but now it looks rather like a fraud.

Long before the memorandum’s signing, Cecilia Koo asked her two daughters, Koo Huai-ju (辜懷如) and Vivien Koo (辜懷群), to collect her personal belongings from the league’s headquarters and to reportedly deliver 170 boxes of financial records to a staff member, surnamed Liu (劉), in Koo Huai-ju’s company. Within two weeks of this, three paper shredders were used to destroy the boxes’ contents.

It is worth asking why Cecilia Koo, in her latest statement, would rather dissolve the league, as the evidence has been cleaned up and the memorandum stipulates that, upon signing a formal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the league “would no longer face investigations or punitive measures by the ministry or the committee.”

It is just as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public as it is to Lei.

Although the truth has yet to emerge about what the Koo family might have concocted, the public does know that the committee took over the issue from the ministry after the league rejected the MOU.

The committee has since summoned Koo Huai-ju for further questioning, launched a probe into the Koo family’s possible illegal encroachments and alleged destruction of documents, and referred the case to prosecutors.

Cecilia Koo, who fled Taiwan on Feb. 13, might have been pressured into making such a “suicidal” announcement, given the predicament that she found herself in. Not long ago, Koo was reluctant to donate 80 percent of the league’s assets to the government, but now she wants to donate it all, as if she no longer feels pressured by “higher authorities” or needs evidence to prove her innocence.

Cecilia Koo’s ruse appears suicidal — dissolving the league, in any case — to protect her two daughters from being investigated and to put an end to tracking down the documents.

However, questions remain, as she could have secured the 170 boxes of financial documents by agreeing to sign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with the government, instead of tearing up the agreement and forcing the committee to probe further.

The real issue behind the National Women’s League case is not the money that it received over the years, but the historical truth hidden within the 170 boxes of documents: Cecilia Koo has really destroyed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state.

One cannot help but wonder who will now be able to restore justice for all Taiwanese, and who can provide a truthful account of history.

Chin Heng-wei is a political commentator.

Translated by Chang Ho-ming

誰絞碎婦聯會170箱秘密檔案？

自由廣場》《金恒煒專欄》誰絞碎婦聯會170箱秘密檔案？

事件鬧到現在，婦聯會的底蘊終於現形。原來辜嚴倬雲最在意的不是龐大的不義之捐、不是錢，而是一七○箱的資料、檔案與帳冊。

辜嚴倬雲在美國發表聲明，宣布婦聯會全部資產回歸國庫。婦聯會主委雷倩的回應堪稱「典型」，她認為辜嚴倬雲所謂資產全捐，是自殺式解散，「絕對是辜家其他人的縝密規劃」，並且點出是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大逆轉」的癥結因素之所在。雷倩雖是婦聯會主委，明顯的不是核心成員；有人說雷倩是婦聯會的鴿派，其實重點不在鴿派、鷹派，而是利益集團的局內與局外人，雷倩是內部的局外人。

這個「大逆轉」，就是由婦聯會主委雷倩與內政部長葉俊榮、黨產會主委林峰正簽訂「行政契約」。然而隔日婦聯會即在召開的緊急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推翻前議；理由十分堂皇，什麼不是政黨附隨組織啦，沒有不當黨產啦等。總之，就是與內政部、黨產會對著幹。

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用雷倩的話，婦聯會內的大鯨魚有「財團的政商關係、媒體公關及龐大的律師團」，有能力與「高層溝通私下協商、製造與顛倒是非、設計斷點操控司法」；雷倩的激憤，除了自傷自哀之外，其實也點出了辜嚴的政治操作，尤其指出「與高層私下協商」的驚人內幕。高層是誰？高層中與辜振甫關係最深、最好的是誰？答案呼之欲出了。

所以要問的是，婦聯會搞到今天，是不是「高層」放水的結果？當初跳過黨產會，由內政部出面與婦聯會斡旋簽下喪權的行政契約，還美其名曰「轉型正義的處理模式（典範？）」，不是上下交相賊就是被詐騙集團詐唬了。

早在簽「行政契約」之前的五月，辜嚴倬雲就親自下令兩個女兒辜懷如與辜懷群到婦聯會搬走一七○箱檔案，特別送到辜懷如的公司交劉姓員工，用三台碎紙機、兩週時間清潔溜溜了。值得探究的是，既然已毀屍滅跡了，而且行政契約也明文規定「不再調查與處分」，辜嚴為什麼翻盤呢？連雷倩也說：「不知究竟為了什麼？」

在真相沒有了了之前，當然不知道辜家「縝密計畫」究竟為了什麼？不過可以知道的是，行政契約被撕毀後，內政部退場、黨產會主導，二次約談辜懷如，並逼出辜家「全部碎掉」的不法行徑，黨產會決定依法送檢調法辦。形格勢禁下，迫使逃離台灣的辜嚴倬雲做出斷臂的所謂「自殺式」的宣告。

過去連行政契約的八成歸公，辜嚴倬雲都不願，為什麼現在承諾全部「回歸」？難道是沒有「高層」可恃了？或檔案已毀？辜嚴使出苦肉計，寧可解散婦聯會保她的兩個寶貝女兒免於法辦外，也杜絕追究檔案事。問題在，當初早由黨產會祭出霹靂手段，一七○箱檔案是不是就能保留？老實說，婦聯會的問題，真的不在錢，而在歷史真實，而真實藏在一七○箱的檔案中。辜嚴消滅的正是婦聯會的黨國紀錄，那麼誰來還全民的公道？誰來還真相於歷史呢？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台灣傳媒的藍紅配——2011年3月發表於香港開放雜誌的舊文

台灣傳媒的藍紅配
◎ 金恆煒

●從最近統派媒體跟蹤陳幸妤紐約新聞到金溥聰出任壹傳媒總裁，二千年政黨輪替以來，台媒的藍紅配一路扮演著重要的配角。但最新民調統獨比例，仍是一九比六五。]

● 馬英九前幕僚金溥聰出任壹傳媒電視總裁，2月23日與太太周慧婷接受訪問。（中央社）

先從一個小故事開始。這個小故事也可以稱為「事件」，事件的有趣在於藍調／統派媒體的內部鬥爭。

事起於前總統陳水扁女公子陳幸妤到美國參加醫學考試，台灣的電子媒體一路跟拍，引發了ＴＶＢＳ駐台紐約特派記者范琪斐摃上「中天」華府特派員臧國華。「中天」「中視」與《中國時報》同屬一家；《中時》二月四日「焦點新聞」版用三篇文章大幅報導陳幸妤，主標是〈陳幸妤紐約街頭飆媒體〉，「特稿」是〈盯緊她沒啥不對〉，另一篇是〈駐美記者：百聞不如一見〉。《中時》刻意的援引駐美記者范琪斐的話來批判陳幸妤，展現的意義是，Ｔ台與「中天」《中時》觀點一致；同屬一國就不足為異。

統媒女記者范琪斐臧國華內鬥

只過了五天，范琪斐在自己的部落格發表公開信〈致中天新聞部主管的一封信〉砲轟「中天」的臧國華，最聳人聽聞的一句話是：「中天的諸位大主管們，可不可以不要再讓臧國華這個大陸人，一再讓我覺得身為台灣媒體的一員好丟臉！」范臧之爭釀成新聞，先見於《聯合報》，報導中說：「陳幸妤在紐期間引發電子媒體採訪戰，惹毛陳幸妤，當時Ｔ台范琪斐曾協調各台自律，......而陳幸妤對范琪斐的多次伸出援手，在離美前給Ｔ台善意的回應，接受專訪。那麼，范琪斐砲打臧國華、聲援陳幸妤，不正好否定了《中時》四日的報導？該譴責的不是陳而是臧？《聯合報》接下來訪問Ｔ台發言人張維銘：「據我們所知，陳幸妤在紐約只和臧國華處不好，〔對〕其他人都還好」，更戮破了《中時》的造假。

臧國華的惡形惡狀不在我們討論之列，反正范琪斐的部落格還在，有興趣的可以上網瀏覽。范的公開信加上《聯合報》的披露，迫使《中時》非回應不可。《中時》強調「大陸人」上面，根據「中天主管」的說明：「臧國華為中天北美一九九四年聘用之華府特派員，但到二○○一年臧國華已從中國籍轉為美國籍」，然後倒打一耙：「范琪斐以『這個大陸人』讓台灣新聞從業人員蒙羞的謾罵，已經失之情緒，並且以偏概全」，更指范「這樣的字眼充滿挑釁及歧視......」敏感的神經既已挑起，「中天」終於找到切入點，擊中了「統媒」的「罩門」。

無論如何，范琪斐修改了部落格文章，文末註明：「本文......有些文字有冒犯到大陸的朋友們，僅此致歉。不當之處，我已刪除，其餘文字，立場不變」，也就是說，范刪除了「臧國華這個大陸人」的最後五個字，然而文首第一句「不要再讓我覺得身為一個台灣人很丟臉」一字不改，依然留下了台灣／大陸兩元對立的意識形態或話語心態。

德國之聲張丹紅事件可參照

現在回到《中時》的辯解。臧國華入了美國籍，是不是就如假包換的成為美國人？或說脫離了中國「淪肌浹髓」的「內化」而能夠不再淪為范筆下的「丟臉」？或說能夠以美國人自居，嚴守媒體的專業？恐怕不然。去年九月發生的「德國之聲」電台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事件，足以當參考架構。張丹紅有沒有入德國籍？未知，不過既然在「德國之聲」服務，自當把握「德國之聲」的宗旨：「德國之聲」的核心理念也包含民主、自由與伸張人權等內容。可見張替中國張目的言論牴觸了「德國之聲」的基本價值。問題恰恰在此，為什麼在德國媒體工作，卻仍然積極為極權的中國當喉舌，甚至不惜為之塗脂抹粉甚而批判德國總理梅克爾「把中德關係帶上衝突軌道」？《中時》報導「德國之聲」的「張丹紅事件」，強調「中國的海外華人與民眾對此大為不爽」云云，然而《開放》○八年十月號「德國九華裔人士」聯名致函德國「聯邦政府」，抨擊「張丹紅傳播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反映中國政府的要求......偏離了電台的宗旨」，要求「中文部必須人事改組」。「海外華人」不爽的是張丹紅，不是「德國之聲」，而且德國知名人士也聯名抨擊張丹紅，可見《中時》形同站在中國立場，支持張丹紅。

問題的核心是，臧國華入了美國籍就跳脫了「大陸人」的身份？再引一個例子來看看。○八年十月Roger Tsien（錢永健）與日人下村脩、Martin Chalfie同獲得是年諾貝爾化學獎。在電話記者會中，許多中國記者問錢：「你是中國人嗎？」、「會不會說中文」，錢永健用英文回答：「我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我不是中國科學家」，「我不會說中文」，根據《朝日新聞》的報導，很多中國記者聽到後「感到遺憾」。臧國華、張丹紅、中國記者的共同點多共同！

我如何變成ＶＯＡ的拒絕往來戶

這裡我舉個人的兩個經驗。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美國之音」（ＶＯＡ）的採訪對象，只要碰到重大政治議題，ＶＯＡ駐台北的記者就會透過電話要我分析。李登輝當政之際，ＶＯＡ記者照例做電話採訪，訪問過程中，美國主控室的工作人員突然插話當起訪問者││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問我：「為什麼登輝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我記得當時的回答很直接、很強悍，我說：「李登輝出生時是日本人，現在是台灣人，從來沒有一天在中國生活過，他為什麼是中國人？」自此之後，我就成為「美國之音」的「拒絕往來戶」。明明在「美國之音」工作，為什麼還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替中國做事？另一個例子是二○○○年「政黨輪替」，陳水扁當選總統，在台註冊的「鳳凰電視台」到舍下採訪，開門入室第一句話是要我不能稱陳水扁為「總統」。我當場掛下臉下逐客令說：「陳水扁總統是我們選出來的，你們有什麼權力要我們不稱總統？以後不必來採訪我了！」「鳳凰台」後來在台灣大張旗幟，花大把鈔票給李敖、陳文茜等人做節目，不只登堂而且入室。

其實范琪斐服務的Ｔ台也是「大陸人」開的，老闆是梁乃鵬，○三年出任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兼執行董事，並成為旗下ＴＶＢＳ董事長，也擔任過不少法定機關公職，董事中如史習陶、周亦卿等是中國政協常委。「中天」與「中視」兩家電子媒體與《中時》○八年十一月初為旺旺集團蔡衍明收購；蔡長期在中國發財，政商關係不問可知，陳雲林到台灣被困「京華酒店」七個小時，蔡全程作陪；據報導，蔡買下「三中」後曾到辦公室下令《中時》「保馬」「反獨」。

台灣統媒後面的中國因素

台灣的媒體群起「批扁」，緊盯陳幸妤，不是孤立事件，尤其配合檢調放出各種不利扁的「獨家」新聞，甚至在偵察中的細節，檢媒一體成為國際人士、媒體批判的焦點；但紅藍媒體批扁並非○八年扁卸任之後的事。二○○○年九月，扁上任才四個月，連宋發動「罷免案」，《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及藍調電子媒體全力煽風點火。《當代》當年十二月號有報導）○四年扁連任，連宋陣營選輸不甘，發動「七日政變」，媒體即為後盾，到○六年「紅衫軍」之亂，多家電子與平面媒體形同「紅衫軍」喉舌。見《民主內戰的必要》，馬英九上臺後全面誅殺扁九族、囚禁陳水扁，美《新聞週刊》認為這是國共兩黨的勝利。台灣媒體背後有沒有「中國」因素？最近馬核心的金溥聰宣佈出任「壹傳媒集團」的ＣＥＯ，金溥聰的合理化說辭竟是黎智英「反共」，然而，金的太太周慧婷同時將出任香港紅頂商人李嘉誠「城邦基金會」執行長。「反共」云乎哉？！

二月一日「博訊網」（boxun.com）刊出消息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春節前一周舉行會議，決定集合財力、物力、人力，瞄準西方主流媒體，隨時以注入資金、收購方式滲透西方主流媒體，來自統戰和情報部門的與會者認為「對華文報紙的撥款要慎重」，「以前靠感情投資和中資公司的廣告拉攏，照樣收復人心，現在沒有必要設立專項」......可見一般了。台灣媒體的「藍紅配」與馬英九的「國共合」不正是亦步亦趨的進程？即使如此，根據ＴＶＢＳ二○○八年六月的「民調」，統獨「二選一」之下，支持「統」的只有百分之十九，支持「獨」的高達百分之六五，那麼范琪斐自稱「身為台灣人」與從而臧國華「這個大陸人」的切割，恐怕更具深刻意義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