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鵑聲裡斜陽暮：台大中文系的白色恐怖
金恒煒按：本文採自《民報》，涉及先父初履台灣的足痕，可作日後先父傳記史料。但先父非魯迅學生，而是魯迅賞識、提攜的年輕作家；有人研究說，先父是魯迅日記所提溫州人中次數最多者。先父紀略，見拙作《我的正義法庭》。
戰後在台灣曇花一現的「魯迅幫」，是以許壽裳（如圖）為中心而形成，他的慘死應該與此有關。(圖片取自網路)
有「杜鵑城」之稱的台灣大學，有許多影響台灣各領域相當深遠的科系，如外文系之於文學界、哲學系之於思想界、法律系之於政治界。中文系缺乏這種亮點，不是因為它沒有人才，而是它有一段詭異的命運，為全國其他科系所罕見。這段命運以奇特的方式連結白色恐怖，使該系第一、二、三屆的系主任，都在白色恐怖下受驚、受害或受難。如果沒有這段命運，台大中文系可能成為台灣最引領風騷的人文科系之一，至少具有更強的批判力和創造力。
這一切，要從戰後第一位系主任許壽裳說起。許是浙江紹興人，1883年生，是魯迅的同鄉兼摯友，又是陳儀的同鄉。這三人不僅同鄉，而且留日，彼此頗有交情。許壽裳在思想上受魯迅影響；在工作上，特別是1946年來台後，則受陳儀重用。這「紹興三人組」的發展也各有不同：魯迅在文學和思想界，陳儀在軍界和政界，許壽裳主要在教育界。
許壽裳：推動台灣研究，引進魯迅思想
許壽裳來台之前，已歷任教育界要職。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前來主政，在教育文化上推動「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政策。這政策需要大量的知識和論述做基礎，乃延聘許壽裳主持「台灣省編譯館」。許壽裳當時在南京，一方面覺得「南京的政治空氣」對他不合適，一方面覺得台灣比較安定，可在工作之餘，完成《魯迅傳》和《蔡元培傳》（蔡為許的貴人）的寫作，乃應邀赴任。
台灣省編譯館下設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編譯、台灣研究四組。其中後兩組都超越「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藩籬，引介世界文化和研究台灣文獻，由李霽野、楊雲萍分任組長。台灣研究組甚至找來淺井惠倫、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等名家加入團隊，開戰後「台灣學研究」之先河。這是許壽裳對台灣文化主要貢獻之一。
其次，所謂的「再中國化」，許壽裳也有他的策略。他要推動的「中國化」，不是拉回封建守舊的傳統，而是以五四精神和魯迅思想為基礎，以「民主、科學、大眾」六字為指導方針，帶有一定的理想性和進步性。這是許壽裳對戰後台灣文化主要貢獻之二。
然而理想不敵現實。台灣省編譯館成立才7個月，即發生陳儀暴政導致的二二八事件。清鄉過後，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抵台，接替陳儀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隔天在省務會議上，就決定裁掉台灣省編譯館，許壽裳事前毫無所悉。李何林（許壽裳的學生，被許延聘任職編譯館）認為這和政治鬥爭有關，魏道明從南京帶來CC派的指令，因為許經常批評CC派的法西斯教育政策。台灣省編譯館掛牌不到10個月即匆匆謝幕，留下20幾種已出版的圖書和300萬字未出版的文稿，成績不俗，可見在陳儀團隊中，許壽裳算是認真做事的官員。
也由於許壽裳真是人才，編譯館被廢同一天，許即接到台大校長陸志鴻的聘書，請他當文學系主任（1947.06-1948.02）。台大文學系成立於1945年，1947年8月分為中文系和外文系，許壽裳也當了中文系第一位系主任。原編譯館的人馬，有多位被許壽裳介紹到台大或師院（今台師大）任教。其中，台大外文系教授李霽野、中文系教授李何林、中文系副教授金溟若（金恆煒之父），都是魯迅的學生；師院藝術系的黃榮燦則是魯迅思想的信徒。
此外，許壽裳又延攬喬大壯當中文系教授。喬大壯與魯迅為同事兼好友。還有不是許壽裳延攬，但在台大任職的臺靜農（魯迅學生，台大中文系教授）和黎烈文（魯迅好友，台大外文系教授），這樣算下來，台大文學院至少有七人具有魯迅關係，他們的思想多少都有左翼成分，可以籠統稱為「魯迅幫」或「左翼背景者」。用地圖觀念來解釋，戰後台灣的「魯迅版圖」就是以許壽裳為中心而形成，最大的一塊就在台大中文系。
這些教師，如果在各自崗位「順其自然」發展下去，台大文學院——至少是台大中文系，必然最遲在1950年代就成為思想自由的重鎮，而不是1970年代的台大哲學系。台大中文系也必然是一個充滿活力與朝氣、具有五四批判精神的科系，而不是長達數十年古典有餘、創新不足，乃至無法產生一位像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那樣，引領人文思潮的典範人物。
許壽裳之死，引發學界寒蟬效應
台大中文系的魯迅思想、批判精神會如此早夭，最主要原因當然是1948年2月18日，65歲的許壽裳在台大宿舍慘遭殺害。四天後警方宣稱找到兇手高萬俥，說他是「行竊被發現轉為行凶」，旋即將他槍決。官方說法疑點重重，如果從上述的魯迅背景、左翼關係切入，政治謀殺呼之欲出。如果確定是政治謀殺，則「魯迅幫」的領袖許壽裳之死，可視為台灣白色恐怖的開端。不過「學術界定」和「心理認定」是兩回事，許壽裳之死是不是白色恐怖事件，或許有待學術商榷；但事件造成的心理恐慌，卻是白色恐怖的標準樣態。
果然，許壽裳慘死，在學界造成寒蟬效應。4月15日，李何林率先離開台灣，回到中國。夏天，《國語日報》創辦人、台大中文系特約教授魏建功也匆匆走了；接下來，金溟若、喬大壯、李霽野、袁珂（任職台灣省教育廳，後來成為神話研究專家）等人，也相繼在1948-1949年回到中國。留在台灣的黎烈文、孟十還（政大東方語文學系第一位主任，魯迅好友）等，也都明哲保身，避談魯迅，在學術圈尋找政治的避風港。
這些外省學者之所以如驚弓之鳥，一方面是隨著國共內戰激化，魯迅這個「五四」的神主牌已成為共產黨的禁臠和國民黨的毒草。當「魯迅禁忌」形成之際，就是這些「魯迅幫」人人自危之時。另一方面，國民黨特務暗殺異己早有前例，1933年殺人權運動者楊杏佛，1934年殺報人史良才，1946年7月接連殺了李公僕和聞一多。特別是聞一多，當時還是著名的大學教授。因此外省學者自然將許壽裳聯想為第二個「聞一多」，為了避免成為下一個「許壽裳」，這些學者或逃難、或潛隱，那種對死亡的恐懼，恐怕只有活過二二八的人才能想像。
喬大壯：天才系主任，投水當波臣
許壽裳被殺之後，台大中文系主任由喬大壯接手（1948.03-07）。喬是成都人，1892年生。出身翰林之家，本身也是天才兼通才，尤工於詞和篆刻。和許壽裳的謙沖慈祥個性不同，喬大壯比較孤高耿介，像屈原一樣憂國憂民，並常借酒澆愁。許壽裳遇害後，他更是落落寡歡。
根據臺靜農憶述，有一次喬大壯「在台北古玩舖買了一個琉球燒的彩陶罐子，頗精美，曾經指著告訴朋友：『這是裝我的骨灰的。』這本是一時戲言，後來才知道他心中早有了死的陰影。」這種死亡陰影，多少也受白色恐怖的影響。
1948年4月，台大校長變動，由陸志鴻換成莊長恭。喬大壯是陸志鴻延聘來的，擔心不獲續聘；加上思鄉情切，便在陸志鴻到任前，5月先行離台。然而回到大陸後，在6月遲遲等不到聘書。當時大學慣例，如果教員在這個月拿不到聘書，等於未來一年都要失業了。失業陰影，加上罹患喘疾，復以戰火動盪，喬大壯死志益堅。1948年7月3日夜，竟在蘇州梅村橋跳河自殺。
打開中國文學史，死於水者不乏其人，屈原、王勃、盧照鄰、李白、張志和、王國維、朱湘、老舍等，或投水明志，或失足千古。56歲的喬大壯也踵繼這個「傳統」，當波臣去了。
臺靜農：左翼作家三進宮，藏身學術數十年
台大中文系連續兩位系主任死於非命，而且都受到白色恐怖影響。這種情勢，對繼任的臺靜農必然產生相當的心理壓力。奇特的是，臺靜農對白色恐怖絕不陌生，甚至他本身就是三進宮的政治犯，因此不僅能全身而退，而且打破前兩位主任8個月、4個月的短命任期，一做就是20年（1948.08-1968.07），創下該系空前絕後的紀錄。喬大壯和臺靜農，分別是該系最短命和最長壽的系主任，任期落差高達60倍！
臺靜農，1902年生，安徽人。早在1920年代就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且與魯迅、陳獨秀有密切往來。這種左翼身分，讓他在1928、1932、1934年，分別入獄50天、10多天、半年。第三次尤為驚險，他被送進南京著名的政治犯監獄「老虎橋」，這裡關過陳獨秀、周作人、丁默邨等左翼人士和「漢奸」。賴蔡元培、許壽裳等人力救，臺靜農始得無罪釋放。
也許就是三進宮的經驗，讓臺靜農打了白色恐怖的免疫針，摸索出一套避禍哲學。簡單來講，就是躲進故紙堆（學術研究），不碰當代事（創作評論）。他的小說藝術高超，香港名小說家劉以鬯認為臺靜農「有些短篇已超越魯迅達到的水準」。但他在台灣，長期封筆不再創作；就連應國立編譯館之邀而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終其一生也不敢出版，直到身後成為「遺稿」才付梓問世。他精於書法、篆刻、文人畫；研究楚辭，考證漢磚；《靜農論文集》還拿過兩次金鼎獎，但那些都是「安全的」。身為中國文學史的大家，他太了解文字獄，太清楚多少文人被當局猜忌而人頭落地。
臺靜農雖然明哲保身，但也不乏波浪。曾有右派文學團體在報上公開點名臺靜農、黎烈文是「左派同路人」，是時局的「觀望派」，如果對反共大業再不表態，就應該送綠島管訓。這些人知道臺靜農的底，臺為了自保，不落任何口實，甚至連他從大陸帶來的俄國文學作品《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都付之一炬。
從許壽裳、喬大壯到臺靜農，白色恐怖有不同的影響軌跡：被殺、自殺、隱遁，這恰好是中國史上，知識分子在亂世的三大處遇，因此又產生嵇康、屈原、陶淵明三大命運類型。不幸的是，在數千年帝王政治恩威並施的控制下，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抗爭性格，無法形成反抗傳統，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困境。台灣的民主政治，最後還是要從西方的自由主義來啟蒙，中國文化縱令博大，畢竟開不出民主人權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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