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一個台灣思想雜誌身世的故事

金恆煒按，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訂於2014.11.13開幕，展出《當代》雜誌，要我寫2000字的介紹文。想起張鐵志先生曾訪問我，訪問稿2011年3月4日披露於香港。以文化評論的第三者身分書寫《當代》，應比自己更適合，遂建議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採用，並援引全文於下。 《當代》,一個台灣思想雜誌身世的故事  ■瞻前顧後 　　張鐵志專欄 　　台灣的知識界,特別是在1980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知識界,在1990年代隨着統獨、省籍意識的激化而逐漸分裂。 　　1986年,台灣正處於黎明前夕的曖昧與躁動中。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社會上的各種抗議、衝突層層累積,威權體制的鎮壓能力和蔣經國的意志則逐漸弱化。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宣佈廢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令。台灣開啟了民主化的大門。 　　那是一個思想沸騰的年代。《人間雜誌》用黑白的影像挖掘着島嶼的悲傷與苦難,《南方》雜誌深思着反抗的理論與實踐,復刊的《文星》仍然高舉着思想火炬。而1986年5月,一個知識分子氣味濃厚的新雜誌《當代》創刊了!往後十年,《當代》影響了台灣知識青年們對西方思潮的認識。 　　1990年代的思想性刊物如《島嶼邊緣》也已經退場。《當代》雖然經過中間一次停刊,卻一路挺到2008年,雖然性質和重心已大為改變。2010年夏天,《當代》重新復刊,但已經從一個思想性雜誌轉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的政論雜誌,並且在現在的台灣政治光譜上,站到比較邊緣的位置。 　　這個轉變,不只是《當代》這本雜誌的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徵著台灣知識、政治版圖的巨大轉型。 　　讓我們回到1986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先生,因為受到報社諸多政治限制,就想自己出來辦一份刊物。由於他過去在美國以及在人間副刊做主編時積累的人脈,得以邀請許多重量級的學者如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等數十位加入“編輯委員會”。事實上,《當代》並沒有總編輯這個職稱,只有“編輯委員會”,因為金恆煒認為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知識分子的集體工作。當時有很多學者出錢出力,也有一群人如黃道琳、錢永祥、石守謙等一起策劃選題。但實際上確實是金恆煒自己一個人在家擔任具體的編輯工作。 　　1980年代後期的台灣,人們正在尋找反抗的思想資源,以對抗瀕臨崩解的舊威權秩序,所以從新馬到後現代、後殖民等思潮,都不斷震撼當時的知識界和文化界。《當代》創刊號的發刊詞題為:《是當代也是反當代》,這篇文章強調《當代》創刊號介紹法國哲學家福柯不是偶然的:“福柯認為我們的當代文化強調專業訓練,而專業訓練容易使我們現代人陷入專業的條條框框而自我異化,成為單向的技術人。所以專業訓練有兩面性,既是具有教育意義的訓練,也是牢籠式的管教。”這段宣言清楚展現他們當時對知識作為一種批判武器,而非專業主義的信念。 　　《當代》的創刊號封面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他們本來是想在創刊時做“60年代”和海外“保釣運動”專題,但在戒嚴時期這些議題比較敏感。而當時在台灣思想界已經有不少人關注福柯,雖然尚未流行。到了第二期和第三期,他們終於做了“60年代”專題,第四期封面則是德裡達。顯然,《當代》是承接起之前《文星》引進西方思潮的角色的。 　　《當代》最初的構想是先介紹西方思想,把台灣本土的思想水平提升。他們前十年是以介紹法國思潮為主,第二個十年則注重德國思想,但也逐漸把關懷重心放在台灣,因為西方的思潮越來越容易取得,也有許多年輕學者回到台灣傳遞新的知識。 　　與此同時,台灣的知識界,特別是在1980年代共同反國民黨體制的知識界,在1990年代隨着統獨、省籍意識的激化而逐漸分裂。重要的知識分子團體“澄社”,或者批判性的知識刊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島嶼邊緣》都因為這個問題出現分化。 　　金恆煒本人也日益在媒體上發表被視為具有鮮明綠色色彩的言論,雖然他並不同意這個顔色標籤,而強調他堅持的是自由民主和人權。2010年復刊的《當代》將以對台灣的政治評論為主,而不再是對西方思潮的引進。這一方面是金恆煒個人關注重心的轉變,另一方面也或許反映了這個社會不再對西方知識的引進感到饑渴。 　　台灣當然需要一份好的政治論述刊物,一份關於價值澄清、政策辯論的刊物。長久以來,主流政治力量早已出現“哲學的貧困”,而媒體的淺薄化也不容許有深刻思想的文章呈現。政治論述的長期貧乏,已經使得政治行動空洞化。新的《當代》真正作為一個好的政論雜誌,而不只是特定立場的宣揚。20年前,我們需要反抗的哲學,不論老左、新左還是後殖民理論。20年後,台灣彼此抗衡的藍綠政治力量早已成形,卻也日益空洞化。我們當然期待政治場域中的辯論可以更堅實而深刻,但當主流政治早已僵固而腐朽在,二十年前《當代》倡導的“反抗的哲學”,還是這個時代的必要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