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黨與其同志的交易

〈金恒煒專欄〉一個政黨與其同志的交易 對中國國民黨而言，林益世索賄的大貪腐事件，是難以承受的重擊，尤其「一刀斃命」的錄音在《壹週刊》曝光，像鐵證般揭露臭不可聞的弊情。特偵組被迫非辦不可，然而，特偵組真能徹底查到水落石出？檢驗特偵組的起訴書，不像「偵查」，反像「喬事」；把弊情喬到國民黨損害最小的地步。這就是為什麼起訴書公諸社會後，輿論一片譁然。 《壹週刊》爆林益世索賄情節，特偵組的起訴書現在完全證實所述係真實不二；《壹週刊》繼續扒糞，扒到副總統吳敦義一家，特偵組只憑林益世單口否認的「孤證」下，在「對照表」中認定沒有「黨政高層介入」；既沒有偵也沒有查的過程，如何能取信於人？更何況《壹週刊》爆林益世之事完全無誤，為什麼爆吳敦義之事就全部摃龜？說得通嗎？ 特偵組花了四個月「處理」林益世案，既要辦又不能辦到底，難怪一路上左支右絀，也難怪起訴書半吞半吐。要達到「辦與不辦」的兩全目的，首先要做的就是掃除障礙。第一個障礙，當然是揭弊的陳啟祥，第二個就是索賄的林益世。 對付陳啟祥比較容易；最難的是，如何不讓陳啟祥律師看到林益世案內情？所以特偵組把「不可分之效果」的單一性案件，一剖為二：林案歸林案，陳案歸陳案。重要的效應，就是不讓陳啟祥的律師們調閱林案所有卷證，自然看不到所有被告與關係人的口供、筆錄等，也無法在法庭上進行交叉辯論，求得真相。所以林案就由特偵組一手遮天，不容他人染指，要怎麼辦就怎麼辦，要怎麼結就怎麼結。 其次，陳啟祥犯了賄賂罪，要不要網開一面的將之列為污點證人？全操在特偵組手中，陳豈敢不俯首？為了解決林益世賄款中雜有台幣問題，特偵組用「抄家滅族、白色恐怖」手法（陳自稱）要陳翻供；把當初堅稱從頭都是美金的事實，改稱雜有台幣，以符應特偵組所需。問題是，陳及其女友初供非常明確，表示美金體積小，攜帶方便。再看付給他人包括吳門忠夫婦、郭人才等全是美金，為何獨獨給林益世不同？特偵組迫陳翻供，就是不讓林益世的台幣蔓生他案。 不僅把林案只包在地勇一案、林家數口之中，甚至抄出的另外二千萬也不追究，只用「財產來源不明罪」遮蓋。這不是放水是什麼？放水還不只一樁，可笑到用「重聽」縱放林父林仙保，刑不上老父的目的，就是交換林益世的封口，不讓火燒總統府。不然，為什麼不查明陳啟祥為何巴巴到南投找吳門忠？林益世是高雄立委，陳是高雄人，中鋼、中聯、地勇都在高雄，需要跑到南投？原因很簡單，吳門忠是吳敦義的樁腳，有了吳門之鑰，才能開林家的門；精明生意人絕不會捨近求遠。 特偵組用「堅壁」對付陳啟祥，用「清野」處理林益世。特偵組的兵法厲害罷！（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2012/1030

放水林益世打扁陳總統

2012-10-28

放水林益世打扁陳總統 特偵組真的要辦林益世貪腐案嗎？當然不是。連林益世索賄時在場現聲的林父林仙保都網開一面，何況其他人了。與其說特偵組要追查林益世犯行，不如說進行林益世的損害控管，像蓋燜鍋一樣讓案情在內燜燒，不使人知。難怪起訴書一發佈，連藍調馬媒都看不下去，砲轟隆隆。特偵組真敢！ 這份起訴書，不是起訴林益世，而是特偵組的自我起訴書。人說特偵組是扁偵組，連起訴林益世，也把陳前總統拉出來，怪不怪？林益世與陳前總統何干？為什麼要用陳前總統去陪襯林益世？只證實一事，放水林益世與打壓陳前總統是同樣用意下的政治操作。 林益世曾是立委——是執政黨的立委，而且是立院黨團書記長，還擔任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執行長（即大黨鞭）；即使立委落選了，馬英九依然拔擢為行政院秘書長。重要的意義是，林益世背後有馬英九。所以他不只是立委而已，不只是大小黨鞭而已，也當然不是一般立委可比，他還身負為馬「光復」高雄市長的重任。不要忘記他父親林仙保是高雄紅派掌門人，他是紅派繼承人。所以，林益世之所以能夠藉端藉勢，能夠到處喬事，能夠隨手詐財，不是起訴書所稱的職務實質上的「影響力」，而是「實際上的權力」。 為什麼起訴書「論罪法條」的理據一開始，不直接用「實際上的權力」，反而遠兜遠轉地援用「職務實質上影響力所及」，甚至強調「不以親力親為為必要」？林益世明明手握大權，其「親力親為」有錄音為證，特偵組為什麼非要扭曲事實？還引前日相田中角榮的洛克希德案為例。田中是前首相，與國會議員天差地別，如何可比！原因很簡單，特偵組藉林益世案證成打扁的合理化；也可見特偵組的心虛，否則為什麼把扁案論證無端放在林案上？ 二次金改案也好，龍潭案也好，特偵組都援用「實質影響力」，而無視刑法第十條的「法定職務說」；尤其引洛案更是無稽。洛案之所以採用「實質犯罪說」，是要解決日本刑法規定「無職務許可權不能治罪」，所以檢方用首相及內閣會議的指揮權當理據。台灣是半總統制，陳前總統既非最高行政首長，又不主持行政院會，如何相比？更何況洛案是事先談好價錢五億，田中角榮透過秘書分五次拿；與林益世取錢的手法倒是相當。 引用洛案來入罪陳前總統，鑿柄不合；用來當林案罪證，只凸顯特偵組不辦林案只辦扁案的可惡。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TOP

不要讓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好飯

〈金恒煒專欄〉不要讓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好飯 謝長廷訪中的結果，看來像煞飛蛾撲火的政治自殺行為；不是謝要自絕於民進黨，而是綠營甚至民進黨要與謝說「再見，同志！」了。難怪藍調統媒《聯合報》急到用社論威迫利誘蘇貞昌，「不可將謝長廷推到體制外」；除了這一點端倪看對外，《聯合報》其他分析與論證全錯，因為立足點錯了。 民進黨豈怕謝長廷「在體制外推動他的既定方針」？豈怕謝以基金會的單幹戶方式與中共交流？豈怕蔡英文與謝長廷合流？這是《聯合報》的怕點，怕謝長廷不能壓迫民進黨走親中的路線，怕民進黨沒有隨謝腳步，舉黨「轉型」投共去了。《聯合報》把自己的一廂情願轉移到蘇主席身上，不過「滿紙荒唐言」而已。 從民進黨的鐵律來看，只要離開民進黨，不管自動、被動，也無論曾任過主席或立委，基本上形同判了政治死刑！謝長廷哪敢「分裂」出去；謝長廷及謝長廷們要怕的是---套用林進興先生投書的話---「謝謝收看」（見十月二十二日「自由廣場」）。那麼，蔡英文哪敢與他綁在一起？這是自尋死路；蔡英文沒那麼笨罷。 真正燙手的是，謝長廷的問題會不會成為民進黨的問題、黨主席的問題？民進黨如果還像現在一樣，既沒有嚴正表達「黨綱」立場，又支支吾吾、曖曖昧昧的既同意又不同意謝的中國行，那麼綠營選民會不會各自解釋？會不會有人認為民進黨已不可靠了？既然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在本質上完全一樣，又「一中」又「一國」又「兩市」，有什麼理由非支持民進黨不可？與其含淚支持民進黨，不如徹底給民進黨教訓，讓民進黨嚐到背棄的苦果。一旦如此，民進黨只有淪為永遠衰敗的在野黨之一途了。此外，選民也可以「擇良木而棲」，或許會有新政黨趁此時機應運而生或轉而支持台聯；反正前院長、前主席游錫堃提出的「國會過半」與「中央執政」，一定破功。 接下來的「七合一」選舉，謝系市議員肯定難選，挺謝的縣市長剉著等罷！再加上台聯或新政黨高舉「一邊一國」或本土旗幟，在每個選區都不缺席，民進黨一定挫敗。到時候蘇主席下不下台？「七合一」慘敗，接下來國會與總統改選能贏嗎？綠營選民即使僅淘汰謝系立委與謝長廷們，結果一定重創民進黨。這話有無根據？一二年大選，台聯拿到一百一十萬餘張政黨票；這絕對是警訊。現在經過謝長廷們一鬧，出走的票一定更多，而且可以轉為區域立委票。這非危言聳聽，民進黨要思考的是，會不會又產生新的鐵律，背離人民的本土黨，像出走的政客，絕對前途無亮？ 不要讓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好飯；民進黨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就看民進黨的智慧，蘇主席的智慧。我們言盡於此。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2012-10-23

懷想父親金溟若和他的時代

懷想父親和他的時代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前言     金恆煒

按：一九九二年父親的舊譯本《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第三次出版問世，本為      此而寫的序。寫我父親就是寫我所自出，同時可以知道我的家教與庭訓。只是文章寫於十二、三年前，許多涉及警總的事，只大略帶過，這回就記憶所及，略加增補，當然還有未爆彈。此外，又添補了陶唐剽竊案一事，從而窺見父親的嫉惡如仇的個性。文末特別再補上褒貶龍應台在類自傳的《大江大海》中所透顯的「失敗的第二代」的心態。一九八○年我出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改過去副刊的做法，針對現實發言；我有專文書寫副刊時代，或許以後可以舊文新刊。龍應台一炮而紅的「野火集」，我就是摧生者。我之得罪當道，尤其軍方，與此多少有關，將來還可報導。重點是民主、法治、人權與自由是我們終生追求的價值，要獨要統     的決定標準在此。

窮愁只著書

人生的際遇很難說，書的際遇何嘗不是如此呢？父親一生譯書、著書無數，棄世之後，《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竟而一再重新出版，不能說不是異數。先有「四季」版（一九七七年出版），後有「遠流」版（一九九九年），前後二十二年，離初版發行的一九六三年，更有三十二年之久，足見這本書的滄桑曲折，也可見受人歡迎一斑。

是書之譯，原就出於「偶然」。父親愛逛書肆，在一家小書店偶見小山勝清的《是後的宮本武藏》，讀後興味十足，「偶然動起迻譯」的念頭。譯文送到《香港時報》連載，從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始，刊完原著第一冊，儘管讀者反應極好，《時報》卻不願連載下去。第二冊開始轉到台灣的《中華日報》，連載半年，刊完第二冊及第三冊，也在「叫好又叫座」聲中「腰斬」。副刊編輯告知，是有人抗議：「金某人也不是黨員，為什麼要連載他的東西？」於是小山勝清的譯作，終於遭到兩次「封殺」。這在當年的台灣、當時的環境，並不稀奇。

父親是個性獨特的知識分子，向不依傍政治、政黨，也不喜拉幫結派。中共政權成立後，史學家周予同要父親到北京「報到」，指名家鄉中兩人，一個以俄文見長，另一個就是日文精湛的父親。藉著赴京之名，一九四八年剛從台灣返鄉的父親，只好變賣家產，買棹二度南渡，開始了他人生中最顛沛流離的生涯。這回離鄉背井，以「後見之明」來看，是最壞情況下的較好選擇，大約是無可奈何的事。在台灣因為「獨持己見」而不容於當道，他做過《中華日報》的主筆，也在中廣公司供職過，最後卻卡在「堅不入黨」上而去職；一向優遊度日的父親，晚年窮困潦倒，賣文為生，用母親的話來說就是淪為「文丐」。不過，以父親嫉惡如仇的個性，淹留中土，不死於「反右」，必死於「文革」，至少到台灣還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套用一位ｃｙｎｉｃｌｅ朋友的說法，恐怕「亂全性命於狗世」更貼切〉。做一個堅持的知識分子，左右不逢源，兩岸皆不是，大約也是「宿命」。

窮愁只著書，這不是排憂解悶，而是爲稻梁謀。《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港台兩地連載期間，讀者信函不斷，受歡迎的程度鼓勵父親朝出書的念頭轉，一旦能成為暢銷書，於家計不無小補。不過事與願違，偉大的賺錢計劃並沒有成功，只出了已刊佈的頭兩冊，接下來的三卷當然沒有翻譯出來的機會；半套的《宮本武藏》卻常常成為讀者詢問的話頭。父親雖然有意發憤完篇，卻因為忙於眼前的工作，一直沒有動工；懷著期待與不滿的，不只一般讀者，連家人都嘖有怨言。

舞田敦與安藤英夫

這本譯作不是高深的著作，也不是著名的古典，只是雅俗共賞的大眾讀物。由於故事上承吉川英治的版本，舖展在巖流島與佐佐木小次郎存亡一戰之後的武藏行誼，塑造「技亦近於道矣」的劍道鍛鍊，並且擺放在日本戰國末期的政治糾葛與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之大環境中，是武俠也是歷史小說。一路看來，讀者隨情節之高潮迭起而牽引情緒，即使做為譯者的父親，也從翻譯過程中獲得許多樂趣。

儘管不是古典作品，父親一貫盡全力將事，譯筆堪稱典雅。常有人問起，爲什麼父親日文這麼好？不只日文，父親的漢文也深造有得。翻譯原是兩種語文、兩種文化、兩個區域的越界，在父親筆硯生涯中，兩種語言之進出果然是大宗。其實，日文才是父親的母語，漢文則是青年才開始接觸的第二語文。他之所以能出「日」入「中」，與他的平生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

父親是小留學生。根據父親自己留下的文字以及父母的口述，地主階級出身的父親是家中長子，小時「出格」的調皮。祖父負笈東瀛，祖母完全管不住，年底向南貨店收租，店老闆說，租金全給大少爺賒完了。祖父暑假從東京回來，父親就給拘到東京去就地管教，從此一頭就栽進日文的世界。

我們從來沒有追索父親留日的生活，現在也只能依父親留下來的片言隻字，勾勒出大概來。他日文的啟蒙老師是漢學家舞田敦先生，或許舞田先生能夠說漢話、通漢文，否則一句日文不通的中國小孩，如何能彼此交談呢！父親一直與舞田先生保持親近的關係，家裡還留有一張他們一家的照片。

後來正式入黑田小學，升學進入成田中學，父親自言他一生文學的興趣就奠基於此。受級任導師安藤英夫的影響，他唸了石川啄木、夏目漱石等明治時代的作品，也讀了有島武郎、廚川白村等當代作家的作品，同時研讀西方小說《戰爭與和平》、《卡拉瑪佐夫兄弟們》及莫泊桑、契珂夫。父親來台後的日本文學的翻譯，想來正是「反芻」他少年的讀書罷。

朱自清與魯迅

一九二三年夏，父親返國省親，日本發生震驚全球的關東大地震，所住的江戶川一帯盡成瓦礫。祖母護子心切，不准父親重回那個隨時有活埋之虞的海島去讀書，祖父也認為他應該留在國內，打下國文根基。於是插班進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四年級，原準備好好讀一年國文，待中學畢業，再做他圖，成效卻十分不彰。父親在一篇散文中說：

…在日本的中學雖也有漢文一科，記得讀的課文是《戰國策》之類的節選。而且讀起來顛三倒四，仍是日文，現在要我從上而下順著文字讀，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棒讀」，已是攪昏了頭。再加上現在的課文盡是漢魏六朝的文選…簡直使我愈讀愈糊塗了。

好在祖父下學年接長省立十中，聘請了好幾位外地老師，朱自清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祖父知道朱先生是新文學家，商得朱先生的同意，請他特地指點國文。父親這才終於叩了中文之門。追隨朱先生半年，父親慢慢的知道如何運用中國文字，寫出第一篇中文的散文，題為〈孤人雜記〉，朱先生十分欣賞，推介給《時事新報》副刊發表，並且為他取了「溟若」兩字做筆名，蓋以「溟〔冥〕若鴻飛」對應父親原名的「志超」，典當出於《列子》。這是父親進入文壇的開始，從此與文字結了不解之緣。

然而，我認為父親心中也有他的掙扎，不然為什麼會進南通醫學院攻讀醫科，而且只剩實習就可以懸壺卻毅然換軌？捨醫就文，除了興趣之外，父親自己說他受不了醫院中每天進進出出的病人的痛苦。何況，人生朝露耳，何苦如此？父親後來就進入上海大學，那是一所左傾的學校，校長是于右任。

在上海讀大學時，父親遇到了當時文壇祭酒魯迅。他一邊讀大學，一邊與北新書局定約，準備譯《有島武郎全集》，後來只譯成一本米勒、羅丹與惠特曼的評傳《叛逆者》，刊在郁達夫和魯迅合編的《奔流》上。魯迅在《奔流》編後記說：

有島武郎是學農的，但一面研究文藝，後來就專心從事文藝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陸續輯印，《叛逆者》是第四輯，內收三個文藝家的研究，譯印在這裡的是第一篇。

以為中世紀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滯，以為羅丹的出現，是再興戈諦克的精神；卻可以見作者的史識。當這第四輯推出時，自己也曾翻譯過，後來漸覺得作者的文體，移譯頗難，又念中國留心藝術史的人還很少，印出來也無用，於是沒有完工，放下了。這回金君〔按：指父親〕勇決地完成了這工作，卻是很不易得的事，就決計先在《奔流》上發表，順次完成一本書。但因為對於許多難譯的文句，先前也曾用過心，所以遇有自覺較妥的，便參酌了幾處，出版急迫，不及商量，這是希望譯者加以原宥的。（轉引自《魯迅全集》第七冊，人民出版社，頁一六七）

文字就引到此。依魯迅日記所載，父親與魯迅交往最頻繁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O年。

回首二十年，真如隔世

父親雖與魯迅親近，卻沒有捲入創造社與新月社的鬥爭，父親儘管同情左派，卻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在台灣即使生活困頓，他也沒有在「入黨」的壓迫下低頭。有一次被警總約談，他說，「我眞要入黨，早進了共產黨，絕不可能加入國民黨。」他是警總的常客，警總寄到家中的信函，父親常在信封上，大書一個「鬼」字存檔。他的思想有沒有受到魯迅影響，我不知道，不過他在《宮本武藏》〈譯後記〉中寫道：

宮本武藏以劍為至高藝術境界，爲能維護這一境界，他不惜揮劍斬斷一切羈絆；甚至父子之情、男女之愛，只要攔在他的眼前阻其前進的，盡是他的敵人。若謂此乃佛家慧劍，則又不像，他是敢於以佛為敵的。這股勁兒，我雖不能，也不願，卻甚傾倒。

這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很能看出他內心的激情。

晚年的父親，在閱讀與寫作中，是不是像晚明張岱一般，「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回首二十年，眞如隔世。」我們當年少不更事，沒有深究。不過父母閒聊中，許許多多的瑣事，點點滴滴還是可以拼湊成篇。

父親出生富裕之家，到底多有錢，我們不知道。不過祖父婚後才負笈東瀛。不但父親為小留學生，兩位叔叔都習醫，大叔畢業於福建閩侯醫學院，小叔攻讀日本鹿兒島國立第七高等學校醫科；這不是當年一般家庭可以負擔。祖父在家鄉可以列居仕紳，一九二四年接長浙江省第十中學時，值軍閥混戰，學校經費無著，祖父變賣家產紓難，爲鄉人所頌。後來出任溫州中學校長，作育英才無數，常出私囊周濟家道不足的學生，如前立法院長倪文亞、前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等人，都受過祖父的恩澤。汪政府成員胡蘭成在《今生今世》的〈燕蕩兵器〉中記述抗戰勝利後的逃亡敗北，一度投奔永嘉溫州中學，他見到祖父金嶸軒校長，「我把他當長輩，他以六十之年，卻仍保持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的清新。」（遠流出版，頁三五）

祖父當年一定不知胡蘭成底細。抗戰軍興，祖父巴巴的把父親從上海召回家鄉，原因呢，據說是怕父親被日本軍利用。回到家鄉的父親，為了解決教科書嚴重不足，決定成立山海出版社，網羅全國優秀人才，編寫各種教科書。作家琦君女士曾有文章說，初識父親之名，就是那時候的教科書。另一方面，父親也開了一家鹽舖曰復華莊，從事鹽運。教科書這種文化事業，永遠是虧本生意，雖然博得稱讚，最後依然逃不過關門大吉的宿命。倒是販鹽，卻是大發利市，出版社虧損的錢都填補回來。出版才是父親的興趣，販鹽賺錢才可以挹注出版的虧損。

安迪‧沃荷（Andy Whahol）說：「每人都有他的十五分鐘。」這是父親發財的十五分鐘，可能也是他一輩子唯一的財運。金錢，其實根本不是父親的問題，他從來沒有為錢煩惱過。家裡分過家產，父親揮金如土，兩位叔叔則謹守家業；政權易幟後，全部家當化為烏有。父親常常以此自我解嘲：那時如果求田問舍，不是白白便宜了共產黨？

川端康成與小山勝清

父親不把錢放在心中，他自言是「環境使然」，他說自己「見過和經手的錢太多了」，使他無法珍視錢，「直到靠筆頭養活自己和一家，很想轉變一下對錢的觀念，卻始終無法做到。」從富到貧，與其說是很難適應，毋寧說是一種難以置信的震驚。父親和母親避秦到台灣之後，兩個人悚然驚覺，「原來錢是會花完的」！多子之累如父親，只能筆耕餬口，而翻譯成為最主要的謀生。

好在，翻譯、寫作都是父親的所好，十天搶譯川端康成的《雪鄉》，細水長流的給報刊連載《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或雅或俗，父親總能恰如其分的譯出作家的獨特的風格與神髓，而且自己也樂在其中。有趣的是，《雪鄉》──依照父親的說法，《雪國》才是正確的譯法－－與《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在父親身後，卻各自有不同的遭遇。

這裡再補一段軼事。川端得獎後，也曾受官方之邀訪台。在歡迎會中，川端向主辦單位特別問起父親，但父親完全被排拒於歡迎之行列外；讓人想到海耶克訪台，深研並推崇海氏最力的殷海光却見不到海耶克。重點是，川端知道也見過父親的譯本。我買過川端去世後追悼、紀念他的書《川端康成展》〈日本現代文學舘〉，有很多圖片；在羅列川端作品的國際譯本中，就有父親所譯《美麗與悲哀》的書影。

一九九二年有家叫「遠志」的出版社重新印行了《雪鄉》，譯者是黃佩芬。這個新譯本距川端得諾貝爾獎與父親中譯《雪鄉》的一九六八年，整整晚了二十四年。然而，這一本黃譯的《雪鄉》，除了少數「的了嗎了」外，幾乎一字不易的完全襲用父親的手譯。川端擅用雙關語，常不明言卻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這種描寫的方式，父親遇到了只能「勉強」的用特殊的手法示意，黃本《雪鄉》因而全不能抵賴。這樣明火執杖的豪奪，一向嫉恨文鈔公的父親，如還活著，他們絕對有得受。

一九六七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揭發政大教授陶唐的《宋詞評註》完全抄襲中國中華書局胡雲翼選註的《宋詞選》，父親繼而為文，寫了〈從陶唐剽竊看一切〉，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父親不是針對剽竊者陶唐發言，而是指控蘊育陶唐如此膽大妄為的土壤，才是罪魁禍首，劍鋒所及的是政大當局、教育部、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或許殺傷力太大，陶唐竟然告我父親毁謗；這個官司難打，「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何況戒嚴時期？再說，首先揭露剽竊事的是夏志清，要告也應告夏才對；陶唐不告夏而告父親，寧有是理？像不像四十一年後周美青告我！明明首先揭露周美青偷書的是《馬經》作者許建榮，周美青不告許却告我。比我幸運的是，父親以勝訴結束此案。原因當然是陶唐剽竊鐵案如山，而且清議一致譴責陶唐，再說此一事件既是當時文化界矚目的焦點，而且夏志清在美國學界地位很高，顧及國際觀瞻，法院也不敢枉法。最後陶唐被趕出政大，替他出書的商務也銷版、下架。父親過世詩人周棄子挽詩云「講席宜推剽賊尊」，即指此而言。

比較起來，小山勝清的《宮本武藏》譯本就幸運多了，一九七七年四季出版社願意重出，承摯友李永熾教授的慷慨義助，願意續譯未竟之章，全書終於得窺全豹。現在，遠流出版公司又取得日文版權，可以依原版卷次，分六冊出書。

因為版權關係，父親翻譯的小說幾乎全部絕版，一九七○年辭世的父親，隨著歲月，也像普魯斯特小說《往日追憶》所描寫的一樣，一點一滴的從人們的記憶中褪色。藉著《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再出的機會，我重新回顧父親的一生、他的時代以及他們那一代人；　尤其與龍應台引以為傲的所謂「國民黨失敗的第二代」相比，我們明顯不同。記得父親說過，有一次在警總，調侃他們說：「你們是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的，我是共產黨要我我不要他們，才逃到台灣的...。」所謂的「第二代」，原來也有鄙薄兩個黨國而堅持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我是避秦的第二代，因而與「外省的統治集團」分道揚鑣。「堅持民主的開台第二代」與「國民黨失敗的第二代」在本質上的殊異，遂而有完全相反的抉擇；分野在價值觀與文明的取捨上，不在血統與其他。（http://wenichin.blogspot.tw/）

一個連結：〈謝謝收看〉－－回應金恆煒文

〈自由廣場〉謝謝收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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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2

◎ 林進興

金恒煒先生連續對謝長廷「開砲」，個人有一些想法。

一、中國對謝之「憲法各表」，目前看來恐怕是嗤之以鼻、懶得回應。

二、國內統派政客與媒體，似乎也不願多談，而只是繼續鼓動台派內鬥、猛敲邊鼓，要蘇貞昌表態云云。

三、個人認為，不理謝長廷才是上策。他的「憲法各表」紅藍綠都在看笑話；至於謝挑明反台獨，「市場」也必然會有所回應。

四、有論者謂，民進黨必須與中國接觸云云；合理，但接觸有甚麼困難嗎？需要這樣向一中靠攏、自失立場嗎？

五、真正要關注的，是謝系（甚至整個民進黨）日後有沒有與中國「密室政治」的不良企圖與行為。

陳菊幫謝講話，希望只是人情回報。這次大選，高雄開出來的票，陳菊還不為整個民進黨的前途而有所警惕嗎？（作者任職金融業，新北市民）p://www.libertytimes.com.tw/2012/new/oct/22/today-o6.htm

從黨國之父孫逸仙看監察權的不倫

按：本文原發表於《當代》第二四三期〈二○一○年九月號〉。平路製作孫逸仙紀錄片事件雖已過去，但中國國民黨所炮製的「國父」神話以及「一中憲法」的五權架構，還在荼毒我們。本文旨在揭露孫逸仙的真面目，同時指出國共兩黨繼續拉抬孫逸仙，做為「恢復兩岸關係」的橋梁，藉以鯨吞蠶食台灣。並且指出根據中國古代御史制度設計出的監察權，依然不脫鬥爭工具的本質；監院辦綠不辦藍，有何奇怪。

從黨國之父孫逸仙看監察權的不倫　金恒煒

－－周陽山拿監察權鍘平路維護得了「國父」神話？

胡適：上帝都可批判，何況孫中山？

　　

        孫逸仙是「神聖」的招牌，千萬不能碰；不是今天不能碰，孫逸仙垂死之際已爆發繼承人的鬥爭，就像禪宗搶「衣缽」般，誰搶到孫孫逸仙衣缽，誰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新總理；所以把孫逸仙抬得愈高，繼承人就愈有合法性與合理性。孫逸仙過世後四年的一九二九年，胡適之就在《人權論集》的序中批判孫逸仙，胡適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可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可見孫逸仙已經進入國民黨神龕，不容任何人指指點點。所以不能批判孫逸仙，不是今日始，而是到今天還如此，才是歷史諷刺。曾任香港光華中心主任多年的小說家平路，原名路平，最近為了孫逸仙惹出了政治風波，到現在還不見得落了幕，一旦落幕，更見黨國幽靈不散。可見即使是孫逸仙的死招牌，到今天也絕不許他人亂砸亂打！

　　馬英九打出慶祝中華民國一百年的名目，卻不敢堂堂使用「中華民國」，偷偷換成「精采一百」打混，其中重要項目之一是拍攝所謂「國父」紀錄片，經費預計新台幣兩千萬元，片長一百分鐘，預計明年十月推出。依法國中國研究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ére）《孫逸仙》（時報出報社，一○年六月出版）的說法，孫逸仙既是中國國民黨正統觀的代表，又是中國共產黨新正統觀的樣板，台灣拍「孫中山傳」，中國拍「辛亥革命」或也拍「孫中山傳」，倒完全符合「國共和」的戲碼；套用白吉爾的說法，就是「籌措恢復兩岸關係」的功用。

　　平路派駐香港在二○○二年，是前總統陳水扁發佈的人事命令，二○○九年底才解職回台；平路當然不算馬系人馬。「文建會」找上平路出任「建國百年基金會」執行顧問，原因可能是平路的小說《行道天涯》，講的就是「孫中山、宋慶齡的革命與愛情故事」，根據「代序」，她「地毯式的到處找尋當年的蛛絲馬跡，來去上海、北京、香港、美國尋覓資料，在莫斯科也有所得」，換句話說，平路是用小說之筆寫歷史，或說在歷史材料上寫小說。她之所以被文建會主委盛治仁相中，可能原因在此；當然，也不能排除平路政治色彩不那麼鮮明，自有利於官方漂白其原始初衷之用。

胡佛周陽山：〈國父是拼裝的夢想家？〉

　　為了製作紀錄片，為了招攬製作團隊，平路在八月四日與記者會談，次日新聞只出現在《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藝文版上；想不到小小的新聞卻捲起了偌大的風浪。憲政學者胡佛用「中研院院士」的頭銜與他的學生周陽山用監察委員的身份聯手，八月九日在《聯合報》發表文章〈國父是拼裝的夢想家？〉痛批平路「侮慢輕佻」，他們摘引出平路所介紹的孫逸仙：

「孫中山的熱情」是在「當革命理想家」，「他有種憨，不怕輸的特性，沒有實權也沒有實力」，「連列寧都會笑他天真、無知」，「去世時只有地方報紙，一則小新聞處理噩耗」，「他充滿熱情但欠缺抽象思考地拼裝出『建國大綱』及『三民主義』等憲政結構」，「台灣憲政因實行他的五權憲法至今困惑」。基於此，文建會出資拍片的主旨，是以多元史觀解讀國父，「你可以罵他，也可以選擇同情他。」

重點點出後，他們用五大段理由，痛加撻伐。

　　只要讀過《行道天涯》，路平的看法並不突兀；更何況台灣民主化二十年了，哪有什麼「神聖」不可碰的議題或人物？平路對記者表達的觀點也很平常：「過去的黨國教育，把歷史搞神格化，定型化」，現在要「讓孫中山自己講話」。相對的，胡佛在戒嚴時代以「自由主義者」自居，與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合稱「四大寇」，但二○○○年政黨輪替之後，胡佛露出深藍的本色，反對公投，所謂「公投綁大選」之說，就出於他的手筆，不僅如此，○九年還參加中共「十一」慶典。至於周陽山，據報導是胡佛學生，父親周世輔在政治大學教「三民主義」，周陽山曾任新黨立委。所以胡周師徒聯手修理「小女子」平路，當然是意識形態陣仗。

　　只要略加對比，馬上看到這是兩種不同思惟的對撞。胡、周沉浸於國民黨的文化之中，文章中周胡表示他們「在大學講課研究憲法多年，從未將國父學說看成教條，但實在感覺五權憲法理論與設計、思慮高遠而落實，結構完整而緊密，對西方三權憲法理論與設計確是突破性的創造與發展。怎可謬指為『拼裝產物』使台灣憲政『如此困惑』呢？」所以，胡周是黨國餘孳，靠「五權憲法」吃飯，難怪平路的話語形同打中阿奇里斯之踵，他們才會興師問罪。然而平路是作家，八○年代早期，她在美國公司任職，曾擔任過郵政總署統計分析師，八三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之後束裝返台。她基本上習慣美國式的「開放社會」，屬於後戒嚴時期的一代，否則就算接受文建會之邀，當也不會誤觸地雷。

平路：有言論被箝制的感覺。

　　根據媒體報導，「周陽山說，他原先沒有注意到此事，是中研院院士胡佛看到相關報導後，整晚輾轉難眠，上周五（按，八月六日）立即與他電話聯繫，他馬上致電〔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與製作人平路聯繫，確認報載內容是文建會規畫，他才同胡佛共同撰文質疑」。重點是，周陽山是以「監委」身份出面擺平，也是用「監委」身份寫文章與接受電子、平面媒體訪問。所以，這不折不扣是政治力介入；誠如周陽山自己所說「若以國家預算製作紀錄片內容錯誤百出，違背史實，可能面臨監察院的糾彈。」這不是以勢壓人是什麼？難怪平路會說「有言論被箝制的感覺」。

　　問題的重要性在，這不是學術之爭，也不是理性論辯，而是武器不對等的對仗；胡周與平路並非進行平等或公平的諍論，更不是討論孫逸仙的歷史評價，胡佛藉周陽山監委身份祭出監察權來打壓與胡周不同觀點的平路。有趣的是，「五權」與「三權」最大的不同的重點就在監察權上；胡周果然善用孫逸仙的遺澤，。就像中國古代御史大夫，周陽山刀既出鞘，還有什麼是是非非的餘地？

　　監察權出於中國舊日之御史制度，或稱諫官或稱御史或稱言官或稱台諫。以「重文輕武」的宋代而言，就有「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但是台諫常常成為政爭的打手，比如范仲淹嚴辭批評宰相呂夷簡，雙方都訴於仁宗之前。呂夷簡是宰相，因為執政，台諫都是他所引進，等於直接控制了台諫的言路，結果侍御史韓瀆和右司諫高若訥都幫宰相打擊政敵范仲淹等人。這不是孤例，再舉陸九淵的例子。淳熙十三年陸九淵被逐出朝廷，最重要的是陸九淵與首相王淮分屬不同陣營，王淮為首的執政集團視陸九淵為潛在威脅，最後由有力的諫官王信阻絕了陸九淵監承（主管營造機構中的中級官員）的宦途。依陸遊的說法是王信怕他在孝宗面前揭發他是「首相爪牙」。再看，葉適（水心）替朱熹說話，指出「王淮表裡臺諫，陰廢正人」，也就是指宰相與臺諫狼狽為奸，暗中把正人君子排除出去。蘇軾「烏臺詩集」係「時相」王珪主其事，由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鍛鍊而成。周陽山利用監察權打擊「異己」箝制言論，正是中國歷史上台諫當打手的現代版實例。

　　平路說孫逸仙「拼裝」憲政結構，胡周連手的文章特別指出「即以監察權獨立行使為例」，國父在世時，全球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設立監察制度，但全球民主化下，近年已有一四○國設立獨立監察使、護民官或監察院，可見五權憲法和三民主義並非「拼裝的夢想」云云。上引白吉爾的書則稱《三民主義》是「折衷主義的作品，或是混成大雜燴之作」，作者援引孫逸仙自己的話：「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它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然後加以批評說：「這種徹頭徹尾的務實主義精神，為思想拼貼大開方便之門」；於是「中國文化的驕傲，摻雜著列寧氏的反帝國主義；孟德斯鳩《法意》與林肯的格言摩肩併立，亨利．喬治式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烏托邦思想攜手並進。（《孫逸仙》，時報出版，頁一一二九）無論胡周如何辯論，孫中山的監察權在台灣九七年修憲之後名存實亡，監察院已非「國會」，監委不出於選舉，監院原有的人事同意權被立院取代，監委也沒有言論免責權。更且國民大會被廢除；孫中山所提出的「治權機關」與「政權機關」的憲政架構橫被肢解，淪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死局。

列寧：孫逸仙有「獨特處女般天真」。

　　周陽山利用監察權打壓言論，其實更證成五權的荒謬。但是最大的笑話是，周陽山接受電視媒體訪問，公開指控平路引用列寧指孫逸仙「天真、無知」是憑空捏造，他說自己「翻遍」「列寧全集」沒有看到這樣的評語。平路拿出實證，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列寧在《湼瓦明星報》上發表〈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中指稱孫逸仙「…獨特的少女般天真…」。（《列寧選集》第二卷，中國漢譯本）更強有力的證據是網友踢爆周陽山主編的《西方思想家論中國》也同樣出現「…列寧形容為孫中山的『獨特少女般的天真…』」。的句子。面對鐵證如山，周陽山承認書是他編的，但文章是經過別人介紹的中國學者所寫，「寫列寧可能有這樣一句話」，但不是他寫的；問題不在是不是他寫的，問題在列寧是不是有此說。再離題說一下，身為編者豈能只拿編輯費而不看文章？是不是已構成彈劾要件！難怪平路認為周應該糾舉、彈劾的「是他自己」，並應為自己的錯誤道歉。列寧鄙視孫逸仙也見於一七一三年四月另篇文章〈中國的政黨鬥爭〉，列寧認為孫逸仙「是個夢想家且優柔寡斷」，到一九二一年，列寧完全無視孫逸仙的存在。（見《孫逸仙》，頁三二二－三三三）列寧眼中的孫逸仙形象不是胡佛、周陽山遮蓋得過的。

　　周陽山們不但不道歉，卻在被戮破的牛皮上另造大廈，兩人繼續聯手八月十六日在《聯合報》發表〈我們只有一個國父〉，這回不得不承認列寧確實批評過孫中山，只是在列寧話上轉移自己的「不學」及「強不知以為知」的焦點。

平路女士曾引用列寧的話來貶抑中山先生的思想與地位。她所指中山先生的天真無知，完全是負面的貶義，而列寧所講的是純真，是正面的推崇，原文用的是naiveté一字。在列寧的〈《民主和民粹主義》一文中，在naiveté一字之前還有一字virginal，這兩個字連起來看，正確譯文就是赤子之心，這是對孫中山先生由衷的讚美。

naiveté是法文，是負面的名詞，在負面名詞前加什麼形容詞都不會成為正面。至於virginal，沒啥大學問，如virgin politician就是「沒有經驗的政治人物」， virgin troops，指「沒有實戰經驗的部隊」。列寧形容革命分子孫逸仙用virginal，會是「讚美」？周陽山非要將virginal naiveté譯成「赤子之心」，更是不知所云。「赤子之心」是純漢語，英文中沒有相對的觀念，如何可能把英文中沒有的觀念硬拗變成漢文的「成語」？真要譯「赤子之心」，勉強相當的是childish，唉，又是負面貶詞，Child like也非讚語，與「赤子」八竿子打不著。列寧英文譯本具在，略識ＡＢＣ就能了解；周陽山為了遮醜，找好友雷倩助拳，證明英譯本列寧評孫逸仙之意是「赤子之心」，周陽山難道不知道應當找個懂俄文的？自己不通，還拖人下水，應再彈劾一次。所謂「言語道斷」，周陽山只有使出終極武器監察權來鎮壓：「監察權行使對象，是文建會，並非平路女士。文建會盛治仁主委已宣佈：平路並非該片製作人，僅係不支薪顧問。盛主委既有此宣佈，目前監察權對文建會的行使已無必要。我們當然要繼續注意文建會日後作為，希望拍出既重視人性與也符合史實的優良紀錄片。」監察權贏了，真理死了；周陽山成功的把平路排擠出核心，尚方寶劍也還高懸。所謂「重視人性也符合史實」，不過就是在國民黨造神下，死逸仙從棺材爬出，再次肆虐。

羅隆基：「黨權高於國權」的「黨國」思想源於孫逸仙

　　一九二九年六月胡適在《新月》第四號上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不僅呼籲制定憲法而非議約法，甚而把矛頭指向孫逸仙，胡適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立」。但是最有資格也最犀利的文字出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羅隆基，在《新月》第二卷第十二期上發表〈我們要什麼樣政治制度〉，開頭第二個標題就是大號字的「反對國民黨的『黨在國上』」。羅隆基直指孫逸仙此一思想是從蘇俄學來的，證據就是孫逸仙自己的話：「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俄國之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權放在國上。我們今日是一大紀念，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羅隆基指出：「這就是國民黨裡『黨權高權國權』在歷史上的來源。同時是如今『黨治』的根據。」更且「針對國民黨換湯不換藥的『五權分立』」，羅不客氣抨擊：「一個獨裁專制的政府變成一個多頭專制的政府。」羅隆基如果今天還活著，看到國共兩個「黨國」慶祝孫逸仙，一定視自己為先知。羅隆基在蔣介石統治下，還可以放言高論，「解放」後被毛澤東拿來當「反右」祭旗，製造出「章［伯鈞］羅［隆基］同盟」，含憤而終。

　　最後不得不帶筆談談胡佛。胡適之強調「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存」，當然直指孫逸仙「軍政―訓政―憲政」的反民主、反人權。孫逸仙認為在憲政之前先行訓政，由政府領導人民，培養人民能力，因此國民黨才有訓政時期的訓政論。周陽山在第一篇文章中說：「我們在大學講授且研究憲法多年」，不知道胡佛師徒是不是完全不提孫文是「黨國」之父、五權憲法是併裝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惡源起於孫逸仙？更可怕的是蔣介石凍結憲法，胡佛難道不覺得「憲法不能與戒嚴法同時並存」？有沒有覺得所謂「五權憲法」是「多頭專制憲法」？有沒有告訴學生「五權憲法」在現實上幾乎沒有一日落實？更不必說「一中憲法」之荒唐與謬誤了。

　　回到正題。真要論孫逸仙，或製作孫逸仙文紀錄片，最好的範本是Peter Burke的《炮製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看看孫逸仙的「造神」運動是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出來。孫逸仙的「造神」到今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難怪胡佛、周陽山要用孫逸仙獨門本領打殺平路。（http://wenichin.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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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長廷一直修理台獨！」

「謝長廷一直修理台獨！」

謝長廷打「台獨」不稀奇；要討好中共，這是必要條件。綠營大老姚嘉文說，謝長廷一直修理台獨，會很傷綠營的心。謝長廷哪在意綠營？他的那顆心早已飛向北京了。

可以討論的是，謝長廷說，台獨不是選戰議題，民進黨過去三屆總統大選的候選人，沒人提台獨。姚嘉文反駁說，如果大選不談台獨會當選，為何二○○八年與二○一二年分別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謝長廷、蔡英文沒有談台獨，卻還是落選。確實，謝長廷主張「一國兩市」，○八年大選與台獨徹底切割，結果如何？輸了二百一十萬票！蔡英文比謝長廷收斂，但也絕口不提國家認同問題，結果輸了八十萬票。不談台獨會贏？謝長廷對不起台灣、對不起綠營，○八年大敗的帳還沒有好好算呢，到現在還口出大言。

至於把陳前總統○四年的大選，也算在不談台獨之列，那是公然說謊。陳前總統在○四年大選前兩年的二○○二年八月二日，假「世界台灣同鄉會」的視訊會議，公開提出「一邊一國」，當然是為○四年大選拉出選戰主軸；接下來的「二二八」手護台灣運動，自是「一邊一國」的落實。所以，陳前總統○四年大選，舉的是台獨大旗，結果贏了藍營極大化的連宋配。誰說台獨不是「選舉訴求」？誰說不喊台獨就會贏？陳前總統喊台獨連贏兩屆，謝長廷、蔡英文不喊台獨連輸兩次；而且愈避台獨的愈輸，謝比蔡輸得那麼多，難道不是鐵證嗎？

謝長廷修理台獨，固然可以贏得中共歡心，但中共是最現實主義的；謝有沒有統戰價值，全看謝在台灣還剩多少發言權、影響力與滲透力。

謝何嘗不知？他恓恓惶惶東拜西拜，為的就是展現他沒有邊緣化。問題是，沒有一位重量級政治人物主動拉抬他，全是他求爺爺告奶奶；尤其抬出李登輝替他美言，更見其心急。問題是，李只給謝半小時，而且事後是謝獨拉自唱地一人轉述。李辦主任王燕軍一句話就拆穿了，他說，十月初李在台大即評過謝。針對謝訪中，李登輝當時不假辭色地教訓道：到中國少談政治多說經濟，而且立場要站得穩，不要想選舉。這一記耳光，謝不知痛嗎？

其實最重要的是，民進黨是否把中國事務部主任的位置給謝？看來此路已斷。謝只能頂著基全會董事長唱獨腳戲；他在中共的砝碼恐怕比台商還不如。失去綠營支援，謝磕頭再響也是徒然罷了，恐怕只比許信良新鮮而已。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十月二十二日○一二年

《當代》「復出號」編輯室手記

20100606

按：這是《當代》「復出號」的編輯室報告。編輯的理念與立基，十分明確。可

惜因病，只出了半年就熄燈，未克全功；《當代》遂而劃上句點。立此存念。

一本雜誌休刊再出版叫「復刊」，休刊――復刊――休刊，然後再出刊，有什麼專有名詞沒有？想了半天好像沒有前例可尋，所以採用「復出號」。《當代》「復出號」終於在二○一○年六月踏出第一步。

　　媒體就像人一樣，要擺脫平凡或平庸，必須有鮮明的「人格」，還要有「人格的深度」。一九八六年籌劃《當代》的創刊時，已經胸有成竹，約稿、編輯、出版，不必花太大的心思去考量。但是，《當代》已經歷二十年的歷史，也出了二三九期，重新出發，要以什麼「風格」呈現？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現有建制下突破原有的格局而能耳目一新？

　　《當代》以新的風貌出現，是經過深思之後的成果。《當代》決定以台灣為論述主體，必須走出一條新路，獨樹一幟；既不能尾隨在平面、電子媒體日用平常的報導之後，也不能像電視遊談無根的評論。我們用「事件」撐起大廈；選擇能成為「事件」的事件，突出其問題性，也深入剖析。凸顯「事件」的同時有了我們的價值判斷與批判性。

　　我們的核心價值其實很簡單，就是民主、法治與人權――「自由」的有無、多少與上述三個因素成正比；從而建構了我們的批判性。所有的問題以此價值觀去衡度，批判也就出來了。舉台灣目前的例子，一旦民族／血統。／文化與民主、法治、人權發生衝突，你選擇哪一邊？台灣要走哪一條路，是民主台灣或獨裁中國？這是大課題，也是台灣最終選擇的主軸。

　　台灣最重要也是最大的自保利器，非民主莫屬。台灣過去二十年的民主，在馬英九兩年執政下已被踐踏危殆；追本溯源，就是過去八年沒有真正落實轉型正義。黨國時代凌辱、欺壓人民的人，包括司法人員，繼續在公權力的位置上，外無懲處、內無耻感；老的專制政黨中國國民黨一旦回來，所有舊思惟全部復辟。當年打著「反共愛國聯盟」大旗的馬英九，不僅不反共甚而媚共；匐伏在中國之下，中國要打擊的對象如圖博（Tibet）、東土耳其斯坦以及台灣，也成為馬英九打擊的對象。尤其呼求「人民自決」的台灣人，成為國共兩黨連手的敵人；馬英九用違法違憲的手法，下前總統陳水扁於獄，背後的政治動力顯豁。針對過去，《當代》要在文字上進行「轉型正義」，面對當前的不正義也要誅伐、揭露與導正。卡爾．巴柏（Karl Popper）強調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可以代表本刊戮力的宗旨。是為「復出號」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