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無分待他生——余英時與周棄子不為人知的交往
2018-12-03
文◎金恆煒 照片◎金恆煒提供
《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出版了。
余英時先生的回憶錄曾分章在香港不同刊物上發表，不容易尋讀，很多人都引頸盼望，等待出書；十一月允晨出版社發行了。精裝三千本，轉眼賣完，懶或慢到書店去的，勢必空手而回，於是急電巷口「信義書局」林老闆，書到請保留一本。余先生是泰山北斗，聲望之隆，胡適之後不作第二人想；論學問，「胡適在學術上早被拋到後面了」。（這是余先生在〈胡適在今天的中國〉的話）
拿到他的回憶錄，連日連夜細閱一遍，「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正沉吟低迴時，剛好送到一批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當「打工仔」時的資料，其中有作家書信、手稿及文件等。在今天e-mail時代，已沒有人寫信，也沒有人用稿紙寫文章，恐怕墨寫的文字真會變恐龍了。一千多份的檔案文件中，必有余先生的手書、文稿，可以藉文字重溫舊日時光。
打鐵趁熱，好不容易找到余先生檔，裡面有信函、文稿、資料，還有他手寫的兩首詩〈讀陳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感賦二律〉影印本。這些信件大多來往於1984到85年，基本上是關於余先生所寫陳寅恪晚年心境與詩文釋證的文章；陳寅恪研究是余英時當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展讀余先生手跡時，周棄子先生大名赫然在目，而且不只一次、兩次；他們一生（周先生1984年8月12日仙逝）沒有見過，但兩人相互聞名已久，緣慳一面；他們的平生風義，只透過我來做魚雁傳遞，而綰結友情的那靈犀一點，就在陳寅恪身上。
陳寅恪唱中國文化輓歌 余英時釋義惹禍 棄公激賞
余英時是陳寅恪研究權威，學界公認。余先生二年初開始重啟陳寅恪研究。為什麼說「重啟」？余先生在哈佛攻讀博士時，1958年秋天讀到中國流出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油印本，這是余先生流寓海外之後，「第一次聽到，直接來自大陸的聲音」，「清晰可聞：中國文化基本價值正迅速地隨風逝去。」余先生認為《論再生緣》是「為中國文化而寫的輓歌」，黯然情傷下，動筆寫了〈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用余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是「代下註腳，發皇心曲」。這篇文章使余先生蒙受許多誣毀和攻訐 ，1987年陳寅恪二女兒透過港大李玉梅教授告知，陳老當年讀過余文並肯定：「作者知我」！余先生聽後自言心中的感動，「莫可言宣」。1970年初，陳寅恪的死訊初傳到海外，余先生始終沒有著一字，再提筆寫陳寅恪是1982年底；原委見第二次結集出版《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書成自記〉：
1982年友人金恒煒先生旅居美國，主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我們偶然見
面，也曾談到陳寅恪和他晚年著作。恒煒對我的一些看法極感興趣，一再慫恿我
把這些意見寫出，「人間副刊」願意為我提供發表園地，而且篇幅不加限制。我
禁不起他的感情鼓舞，終於寫出了那篇惹禍長文──〈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
心境〉。
惹禍長文與後來他發表於「人間」副刊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依然受到許多人的攻訐，逯耀東就親口表示不滿與否定；但周棄子先生非常讚賞而且傾倒，因為余、周兩人都嗜讀陳寅恪的詩與史。（周先生1982年即有信與高陽鑒別陳寅恪詩句「供埋骨」、「欠斫頭」，奇準。）因此而有這一段因緣，也算為「人間」添了佳話。
周棄子舊詩功力 臺靜農譽讚推崇
余先生的回憶錄只寫到哈佛拿博士，以他著作的豐富、閱歷的深廣以及文化與政治的關心，這本回憶錄以學思為主，少及其他。應只是初卷，下面還有得等；他與周棄子先生的神交，很可能不會在筆端出現。這篇文章是我借余英時的光，映照與我有兩代交情的周棄子先生（大都尊稱棄公）。
「去者日疏」，周先生棄世已34年了，知道他的人當然也愈來愈少，尤其沒有歷史感的年輕或中年一輩。懷念他詩文的也還有，比如二、三年前，香港散文大家董橋還用深情濡染的文筆鏤刻了「棄翁」諸多軼事，論及周棄子一生唯一的文集《未埋庵短書》以及死後友人徵集他生前所作詩文、書札、聯語的《周棄子先生集》兩書。董橋同意並推尊「棄公舊詩獨步台灣吟壇」（見〈字裡相逢〉），我也曾聽臺靜農先生稱譽過，說他是「全台第一」，我轉述給周先生聽，他的回應是「豈止全台第一！」1983年4月22日，我收到棄公信，很具史料價值：
拙詩影本奉上。……。此詩腹稿時，自料當似陳寅恪。今錄出再看，寅恪絕無包
羅精整之工力，庶幾王荊公（按，王安石）乎？頗自信也。
他的自負，全見於此。
中國古典漢詩現在幾乎沒有作者，更乏讀者。但是，周棄公的〈憶雷儆寰〉一詩，尤其貶胡適的兩句，過目難忘。董橋散文〈字裡行間〉中，記他父執輩唐先生特別鍾愛周棄子詩，說：「他的〈憶雷儆寰〉一首，都說是李義山復活：銅像當年姑謾語，鐵窗今日是凋年，只記得這兩句了！」李義山就是李商隱，是周先生最愛之一。我與文翊到他家拜訪過，記憶最深的有三事：一是桌上放了一本打開的李義山詩集；二是客廳燈火共15盞之多，大放光明；三是家中有痰盂，這在台北已絕無僅有了。他在《未埋庵短書》（領導版）的扉頁附有陳庭詩的木刻造像並題詩一首，中有「玉谿（李商隱）詩句分明在」句，可見一斑了。
棄公曾告訴我，聶華苓在台大中文系開創作課時，他曾受邀演講李義山詩，據說十分叫座，他自己也很滿意，可惜講詞沒有問世。〈憶雷儆寰〉則是所有研究《自由中國》、胡適或雷震的人非引不可的史料，短短一詩含藏二個古典、二個今典，雖然引述的人很多，錯引、錯解也不在少數。無論如何，這首詩形同「史詩」，即使周棄子其他詩不傳，此詩必傳。我曾作一小文，解讀周棄子為「雷案」所寫的兩詩，請參見拙作《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的本文及附錄。
周棄子與余英時結緣的契機，當出於〈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中時》「人間」連載七天，1983年3月18日到29日）。披讀之後，周棄公或賦詩一首，透過我轉寄，當時沒有影印棄公原詩，余先生可能有存。4月16日，余先生寄來稿子並附信，即回應周棄公的去函：
茲寄上近寫七律二首，一份贈兄、一份乞轉周棄子先生。周先生乃當代名詩人，
弟久欲議荊，但惜尚無此緣分耳。此次寄詩稿不過投桃報李之意，此知拙詩極
劣，必見笑於大方之家也。因弟不知周先生地址，只好請兄代勞。
贈兄一份，如有同好願閱，即請兄複印數份如何？（按，所有抬頭全部省略，下
同）
接著，又收到余先生6月1日寫的信，開頭說：
關於周棄子先生所云，寫陳寅恪評傳事，弟一時恐難有此閒暇耳。此傳動手， 須對陳先生著作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目前抽不出時間來。
重點是告知他在寫〈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長文，準備將〈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加上新作共三篇出一小書，交時報出版公司印行；特別表達：「前寫二律，即為『代序』」。
這封信中，難得見到余先生動了氣，因為他非常不屑汪榮祖在聯經出版的《史家陳寅恪傳》，信中用詞非常嚴厲，（按，姑隱之不錄。）遠比後來和汪打筆戰時尖銳得多多；但點出汪「去大陸八月，受了彼方官方見解之影響」云云，所以余先生非常重視自己這篇新作：
解碼陳寅恪詩文 余英時鬼斧神工
對陳先生詩文中隱語全部解開，其中罵毛澤東、史大林、評韓戰、嚮往台灣……
等不一而足，比之前文（按，指〈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深入多矣，
此純是一學術性文字，以考證詩文之古典為主，取法〔陳寅恪著的〕《柳如是別
傳》、字字句句求其理解，使曲說再也無所依附，寫了近三萬字，痛快之至。自
考證方以智自殺（按，余英時，《方以智晚年考》）以來，十餘年本無此痛快淋
漓筆墨矣。……兄讀了必生大興趣，完全是一偵探小說也，周棄子先生必能賞識
此文，此文事實上即陳先生晚年傳記，亦可聊答兄及周先生雅意也。
因為怕文字太多，余先生一向體諒，沒有交「人間」發表。此文果然妙絕天下，余先生形同鬼斧神工，解開陳寅恪建構的暗碼系統，用學術術語說，就是"decode"，閱讀之樂，豈止「大興趣」而已，而是拍案叫絕！除了余先生之外，大約也沒有他人有此功力了。杜維明教授和我談起余英時先生這篇解碼文章，說余英時告訴他，好像是陳寅恪附在他筆上。
回到棄公收到我轉的余信及二詩，7月11日覆信給我：
轉示余英時先生函暨大作，讀寒柳集二律，誦嘆無量，學人之詩飽滿，不止如
龔定盦所云略工感慨也。（按，龔詩：「略工感慨是名家」。）僕於余先生心儀
已久，亦每望有緣識面，近頃閱報知其復已來臺，未審勾留幾日？因內子適於此
時抱病住院，僕每日常在醫坊，預計一星期內尚無暇約足下謀介晤，便祈先代致
意為幸為禱。
余先生確實來了台灣，但兩人始終沒有會面。一方面周棄子先生以妻病為由，沒有要見余先生，7月18日來信，信末附言帶了一句：
余英時先生晤見時，請將我前函交其一閱，倘非必要，不必介晤，拙荊大病尚未
痊癒也。
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信，頗富紀念價值，錄此以做紀念：
足下今午之集，殊為歡鬯〔暢〕，但我對足下抱歉之處實多。晨間促〔劉〕守宜
（按，《文學雜誌》創辦人，後在淡江教書，一九八九年過世）打電話擾清夢，
一也。文翊小恙仍偕來，二也。守宜與我本搶作東，乃結果仍足下破費，三也。
我多年與世隔絕，文壇酒社皆拒不赴，亦僅與足下交契之深，始不以荒謬為忌
耳。……
另一方面，余先生也忙到沒有時間會客，匆匆返美，兩人終究沒有接談機會。不幸的是，周先生在1984年8月10日晚間為張佛千的詩集題識，突然心口沉悶，輟筆就寢，第二天上午氣喘難支，急送三軍總醫院，不料夜間病狀逆轉，溘然長逝，享年70又3。
行程倥傯 無緣晤聚 文末獻詞 酬祭知己
9月6日接到余先生來信，語氣沉痛：
在台北最後幾天，實在忙得透不過氣來（因臨時發生要事），以致無機會約周棄
子先生一晤，初以為今冬回台北開中研院會議仍可補約，不料前數日閱報，驚悉
棄子先生竟遽歸道山，為之悵然久之。拙作《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出版後，未
知兄曾寄一份否？否則終請兄代焚一冊于棄子先生墓前，以代弟贖前愆。
同信余先生告訴我，他寫了新稿，因為中國官方對他開火了，用「馮衣北」的筆名（按，余先生原信：似為「憑依北京之意」）反駁他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馮文已在《明報 》刊出。余先生透露了中共運作此文的內幕：
此稿（按，指「馮衣北」文章）由新華社逕交查良鏞兄（按，即金庸，《明報》
老闆），（據董橋來函云：原稿萬餘言，中多對我不客氣之詞，已代查先生親自
刪成8000字）……故我已寫了一文予以反擊，題作〈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
約15000字，……弟擬將其中涉及政治者刪去，在台北發表。……但我深知兄前
此為弟文已受攻擊，不願使兄為難，蓋在弟實是好意，在兄反增心理負擔，
……。
9月26日，余先生再來信確定刊否的決定，並強調「若有困難，可不必發表」。「千萬別勉強」，「我絕不會介意的」，最後一句話與棄公就有關了：
又如果不太過份的話，可否在文末說「此文獻給我一位未見過面的詩人朋友──
周棄子先生」。
余先生的大文，我們發在84年11月15日到17日，文末遵囑用黑體字另行標出：「此文獻給我一位未見過面的詩人朋友周棄子先生」。墓前焚書、文末獻詞，余先生之於周先生頗有「季札掛劍」的古意。
余、周兩人這段不為人知的交往，不啻周棄子先生重刊《 未埋庵短書》新序時所說：「作為人間世甚深微妙的文字因緣的紀念。」文章果有讖言？想來令人動容。（附註，文題援用陳寅恪詩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