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臣賊子懼 陳師孟
－－金恆煒《我的正義法庭》 序
恆煒這本書的書名相當不尋常，靈感來自馬克思的一段經歷：當年馬克思被另一位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德國政治人物誣指他出賣革命同志，馬克思先是上法院反控對方才是被法國收買的「抓耙仔」，但普魯士法院卻多次拒不受理該案。馬克思為了自己與共產主義運動的信譽，只好擱下手邊《資本論》的研究與寫作，花費一年多的時間針對此案自行寫作出書，揭發對方的真面目與詆毀他的動機。十年之後，真相大白，對方接受法國皇室的酬金領據果然被發現，証實馬克思所言不虛。近代史學家或有認為馬克思因此而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資本論》，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但馬克思卻認為對這種有權有勢的政客不可姑息，再大的代價也要除惡務盡。
自馬英九開始在台灣政壇翻雲覆雨以來，恆煒不斷抨擊馬英九在美國校園做「職業學生」的醜行，也引述馬英九老婆周美青竊取圖書館內台獨書刊被逮的劣跡，結果被「第一家庭」告上法院。很遺憾，台灣的法院一如當初的普魯士法院，伸張正義的天職往往犧牲於政治考量，於是恆煒效法馬克思，「在斗室中，成立自己的正義法庭，…人民是裁判，事實會証明，真相一定有大白的一天」。恆煒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揭示一個真理：正義不容許打折扣，但正義更不會是廉價可得的；恆煒並不是以為馬英九不會惱羞成怒、或者司法不致於恃強凌弱，恆煒只是不能坐視馬英九之流壞事做盡又便宜佔盡，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他要不計代價做獅子吼，讓正義超脫馬英九的黑手與法院的樊籠，得以百分之百的伸張。
其實這本書除了對馬英九的「職業學生案」與周美青的「偷書案」做出詳盡的審理之外，另有近十篇批判性文章，所批判的對象都是當代台灣有頭有臉的人物；也就是說，在恆煒的「正義法庭」之上，還有一串馬英九的同路人被列為「共犯」，他們的所言所行於此都擺在台灣人民的眼前，公正的「人民裁判」應該不難一併給予「賣台有罪」的正義判決。
這些共犯並非是狹義的政治人物，譬如余光中是文化界、龍應台及《聯合》、《中時》的報老闆與「高層」是媒體界、張曉風出身宗教界、錢永祥是學術界、胡佛與周陽山都是法學界、而蘇起與蘇永欽兩兄弟則是學官兩棲的典型，雖然他們骨子裡都是道地的政治動物，但各自披著一層專業人士的皮相，每逢他們在政治課題上發言，容易被認定是客觀中立的見解，也因此會產生相當的「實質影響力」。尤其是當政府官員從總統到檢察官都瀕臨信用破產之際，這些人反而成了徬徨大眾的移情對象，進而也取得了腦殘媒體的青睞，而他們也樂於利用一般人的不明究理與不求甚解，道貌岸然地散布特定意涵的言論毒素。相較於馬英九之流的拙劣政治演技，這些人只怕為害更烈。
恆煒在書中雖然沒有特別挑明，但這些人共同的「外省」族群背景是昭然若揭的。說也吊詭，要不是恆煒也是所謂「外省」子弟，他出版這本書一定會被扣上「挑撥族群、製造對立」的大帽子；不過也正因為他的「外省」身份，卻屢屢遭到另一批鐵桿統派中國人罵他「數典忘祖、大逆不道」。但恆煒既不怕被指為異類、也不怕被指為叛徒，他所以把如椽大筆直指這些一輩子「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卻始終不把台灣看在眼裡的假台灣人，毋寧是因為他們才是違背了「飲水思源、受恩圖報」的普世倫常，他們才應該是抬不起頭、見不得人。台灣的「外省」族群大多數是隨著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內戰中敗逃而來，半個多世紀來避禍於台灣，卻厚顏以統治者自居；先是驅使台灣人民跟著他們一起反共，「不然中共會血洗台灣」，現在又反過來吆喝台灣人民跟著他們一起媚共，說的還是「不然中共會血洗台灣」。要戰要降，都是這些「外省」權貴與菁英說了算，何嘗有過一絲對台灣民意的尊重？何嘗顯示一絲對台灣淨土的感恩？所以當余光中還想以文言文霸凌台灣教育主體性、龍應台還在胡亂詮釋歷史為獨裁者脫罪、張曉風還是以戲謔台灣人總統為能事、錢永祥還在抹黑「去中國化」與「台灣民族主義」、胡佛與周陽山還在粉飾「黨即是國」的統治法統、而蘇起與蘇永欽兩兄弟還在虛構「和平統一」的理論基礎時，恆煒「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豈非必然！
說到這裡，這本書如果有美中不足之處，就在於「起訴」的對象尚多漏網之魚；我期待不久的將來也能讀到恆煒對諸如王建瑄、星雲和尚、陳長文、金溥聰、趙少康、郁慕明、王效蘭、李濤夫妻、李慶華兄妹、郝柏村父子等等「外省人」的起訴文，這些人何嘗不是「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帶原者？何嘗有一言一行讓人感受到他們對母親台灣的誠意？
對恆煒追加這樣的要求，不知道會不會過於殘忍？記得二十年前看《辛德勒名單》（Schindler’s List）這部電影時，辛德勒臉上始終流露鬱鬱寡歡的表情，讓人印象深刻；那時還不太能體會他內心的落寞，現在則全然感同身受。辛德勒做為納粹黨的黨員，眼見全黨在「雅利安人優越主義」的狂醉中，對猶太人做出的族群歧視與人種殘害，他怎能不對其他同志的走火入魔而深覺痛心，也對自己無法力挽狂瀾而深覺歉疚呢？儘管他本身沒有同流合污，但在如此鉅大的集體共業下，他的人生怎可能注入任何歡愉的成份？
話說回來，畢竟納粹黨員裡還存在辛德勒，也可能還有其他人；台灣「外省」族群當中也並非全是亂臣賊子，這本書中不斷出現的雷震與殷海光、以及余英時、張忠棟、平路、謝志偉等人，就提供了很好的「對照組」；然而這其中最突出的對比，莫過於恆煒的父親金溟若先生，也就是本書「代後記」所記述的對象。恆煒把他對父親的懷想文字，放在全書最後，應該不只是「好酒沈甕底」，而且有「雲散月出、重見光明」的寓意，讓我們可以走出沈重憤怒的思緒，對這個已然與台灣命運相繫的「外省」族群，重燃希望。恆煒的父親我無緣見到，但在他翻譯的《雪國》（立志譯叢1，一九六八年）一書封底上方，有一張小照，瘦削的臉龐，緊閉的雙唇，挺直的鼻樑上架著一付眼鏡，恆煒像極了其父的神韻，不過這不是重點；恆煒說：「寫我父親就是寫我所自出，同時可以知道我的家教與庭訓」，這才是令人感動之處，恆煒等於是說，他所以成為今天的金恆煒，就是因為在上一代來台的「外省人」當中，有一位金溟若先生。金先生同屬在動盪年代為生存而奮鬥的「外省第一代」，因為堅持不入黨而在台灣一職難求，走投無路之際，鬻文為生。但不同於龍應台筆下她父親的「失敗者那一代」，終其一生金先生沒有被國共任何一邊的威迫利誘所打敗，擇善固執使他不願回歸不可一世的共產黨、嫉惡如仇使他不屑攀附據地為王的國民黨。用龍應台的話說，他的確是「被時代踐踏、傷害過的人」，但用恆煒的話說，他在「價值觀與文明的取捨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勝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