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金恆煒
有人稱美我的文章，又剛好知道先父是文學家，常說我「家學淵源」。「家學」，很難說。不過父親在台大任教時，教過韓非，上課可能日語、漢語雜糅，家中有日文、漢文的《韓非》原典與解讀；這些書想來是一九五○年逃離中國時帶著渡海而來，伴著我們一路成長，成為我青年時的讀物。除了學校教的《論》、《孟》之外，是我進入「子學」的入門書。父親並未真正課子過，自也無暇解讀韓非給我們聽，我們兄弟姊妹想學日文，父親卻要我們先去補習班打下基礎日文的底，才不致浪費他的時間，連日文都吝不肯教，何況其他。
父親文名在外，免不了常有親朋好友問父親寫作之方，他除了一句話或說一個字：「寫」之外，就沉默是金了。我對父親的寫作與編輯，一向都興趣盎然，他的文章，不管寫、譯，青少年的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也名符其實的成為助手，幫他做第一手的校讀，我的意見他不見得全部接受，但也收斟酌的效益。他編《民眾日報》副刊，我就是在家不支薪的助理。子女中，我與他最親近，話說得也多，燕居時常有私房話，告訴我寫作要訣之一就是：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文章就寫不好。確實，心中一旦有任何顧忌，自不能暢所欲言，不能誠實的月旦褒貶，文章如何能縱橫捭闔？父親的這句話，一直縈繞心中，後來成為我編輯、約稿與寫作之圭臬。父親一生仗義執言，幫助弱小，事例很多，不及細數；「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不是虛言。
現在讀者諸 君手上的拙作，至少是個人「寫」與「心無掛礙」的成品；得罪人──甚至得罪朋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否則只有「閉口不言」；那就不是我了。
我，或說我們這一輩，在思想上多多少少受歐美六○年代打破建制的狂飆運動，以及七○年代，尤其法國知識分子挑戰權勢、衝破羅網的影響，因此後來很容易接受瑪克斯．韋伯(Max Weber)有關信念與責任以及志業召喚的理念，要求自己憑藉信念、熱情與責任感從事異議分子的職責；另一方面，又信守孟德斯鳩(Montesquieu)及托克維爾(Tocqueville)的啟蒙，甘為權力制衡的民主政體捍衛者，並且不主張道德判斷從中扮演角色。於是激情與理性判斷之間，取得了平衡。這是我思想的基本觀念；是短是長、知我罪我，我都一體承受。
無論寫得好或寫不好，這本書自有異彩與特色。陳師孟 教授撥冗為我寫的序，已經做出最適當、最明確的闡釋。承他厚愛，語多溢美；做為作者的我，不必多說了。
倒是要特別讀一下獻詞。過去寫書、出書，從來沒有題過獻詞，這本書到底不同，我緬想白色恐怖時代，幸虧有雷震、殷海光、傅正、張忠棟、廖中山…等先賢，他們都是一九四九年隨蔣介石倉皇辭廟、潰敗台灣的「外省人」，但他們痛定思痛的要立足台灣，以民主、法治、人權做為立國的阿基米德支點，當然批了蔣家／黨國的逆鱗；有了他們血汗的灌溉，台灣才有一點點民主火苗。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系出統治階層的中國國民黨，卻視富貴如浮雲，為了美國羅斯福總統揭示的「四大自由」，敢以身體當武器，雖九死其猶未悔。如果「外省中國人」對台灣真的有所貢獻，那就是這些少數無畏且樂觀的勇者，點燃自由的熒熒火苗，終而蔚成燎原之勢。即使職業／特務學生出身如馬英九，妄想與中國共產黨聯手吃掉台灣，結果深陷九趴而不止，支持台獨的台灣人高達七成以上，可見台灣終究不是中國，「中國化」化不了台灣。
這本書獻給陳師孟 教授，即出於同樣的原因。陳 教授系出「貴冑」，憑他祖父陳布雷 先生與蔣介石的生死之交，他原可安安逸逸的做他的權貴公子，尤其他有經濟學長才，又有卓越行政能力，洋溢熱情責任感，如果願意辱身降志的進入國民黨隊伍為黨國加磚添瓦，絕不只一官半職。但他寧願走到外省權貴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寧願做異議分子，被打壓、被鎮暴，也不改其志。更可貴的是，他堅持理念，數十年如一日，一步也不退讓，一步也不鬆懈。陳 教授煥發不同流合污的高貴本質，是為標竿人物。
其次，收在本書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當代》二○○八年六月「復出號」之後刊登的；特別感謝陳 教授俯允出任「復出號」《當代》的社長。所以我文章的好壞，他脫不了關係；讀我文章而笑而罵，他多少有道義上的責任。
此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文章不但受到陳 教授鼓勵，他還開出落落長的「黑名單」，（見陳序）要我一篇一篇的發表，彼時我確有雄心，對那些奸諛之徒寫「外省權貴」的「賢不肖列傳」。只是天不從人願，一○年八月罹患重症，寫作工程只好打住，送到讀者手中的，只能說是未完成的作品；說到源頭，陳 教授是催生者之一。
最後要特別感謝我的牽手文翊對我的支持與照顧。她是我的戰友，是我最大支持力量的來源，更擔負我文章頭號「魔鬼辯護者」的角色。沒有她，我所作所為，勢必大打折扣：我若有點滴成績，大部分歸功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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