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恒煒，《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推薦一：黃進興
胡適、殷海光都是我學生時代景仰的人物。恆煒兄適時推出「醞釀已久」的鉅著，令人格外興奮。時空推移，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置身於威權時代的感受，當時唸到胡、殷兩人的文章，像是心靈注入一股清流，精神為之抖擻，一吐鬱悶。
眾所周知，恆煒兄乃是國內知名的政論家，常代秉春秋大筆，針砭時事，影響無遠弗屆。之所以得此，知者謂乃是受益其原有深厚的史學訓練所致。這點稍有基本史學訓練者，均能一眼望穿。今天，他又把這份功力全神貫注到經年關懷的議題—「面對獨裁」。
承蒙他即時賜閱原稿，遂得先睹為快。首先，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在多年與病魔格鬥之後，竟然有此心力完成此一鉅作，其毅力與決心委實非常人可比。他的大作經瀏覽一遍，我覺得至少有以下幾項優點值得一提：
（1） 取材有方，佈局完整，文筆流暢生動。讀來一氣呵成，毫不做作。
（2） 舉凡個人的恩怨、事理的原委、時勢的變遷，處處可見爬梳之功；加上資
料搜羅完備，引證翔實，絕無憑空之言，句句可得核實，允為持平可信之
論。
（3） 歷來的懸案，經他旁徵博引，抉幽發微，一一得解，讀來宛如一部扣人心
弦的偵探小說。
（4） 本書焦點明確，不只有趣味性，也不乏學術的深度。
舉其例，﹝下篇﹞第九章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謎中謎。該文鞭辟入裡，條理清晰，極具說服力，令人頗有撥雲霧見青天的感悟，而他卓越的史識於此盡見。
本書的其他優點，尚不可勝數，有待細細品賞，無奈近日公務纏身，無暇長篇細論，謹以簡短幾句，祝賀恆煒兄歷劫歸來，完成名山之作，足資士林參酌。
黃進興敬誌
2017.8.26
作者簡介：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中央研究院
副院長。
推薦二：王汎森
大約三十年前，《當代》雜誌醞釀創刊時，我們一群年紀很輕的學術工作者都曾參與其事。但是因為大家都忙於研究工作，很少實際做事，恆煒兄便獨力為這份刊物奮鬥了二十幾年。二○一○年他突然罹患胰臟癌，遂毅然屏除一切外務，專心養病，並於二○一三年病情穩定後，赴美探視在芝加哥大學求學的兒子。在美國停留三個月期間，他偶然溜進芝加哥大學圖館翻讀資料，不意竟翻出胡適與吳國楨，胡適與殷海光的舊案。
同樣的胡適，從吳國楨案到雷震案，他的自由主義者立場是否有所不同？他與殷海光為兩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代表，為何在面對蔣政權時的態度有所不同？這是這本書的切入點，也是最重要的關竅。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推行白話文運動的旗手，中央研究院在台復院的院長⋯⋯，胡適在許許多多方面的
歷史地位及評價，早有公斷，然而，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上，他的艱困與掙扎實況又為何？這本書主線在胡適與殷海光身上，然而，整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台灣處境與國際現實，才是主旋律，在今天重新審視，也有鑑借的價值。世界各地的獨裁者不斷地以各種面貌回返，有如借屍還魂，刺激、挑戰著知識分子，知
識分子的應對有無不同，也將有後世史家記錄它們。
恆煒兄是歷史系科班出身，這本書以學術論文的規格寫就，凡引文必加註，然而，雖以學術論文切入，行文流暢，有如閱讀小說，每一則引文像是開出一扇門，通向新的事實，然後，又折射回原來的主線。人性的因素則讓歷史充滿了轉折的伏筆，寫實中也因此有一種虛構的錯覺，尤其當人身處在歷史的情境中，面對獨裁者難以為人測度的決斷時，那種荒謬感就油然而生。
書的「卷首語」已概述全書各章梗要，「目錄」則更清楚地揭示章節事件，雖然是三十萬言的皇皇巨著，卻像看一部快轉的時代影像，看到自由主義者在其中的身影與掙扎。
作者簡介：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 央研究院副院
長、院長。
推薦三：杜正勝致金恆煒
恒煒兄：
接到大作，一書一文。文很快閱讀一通。深佩老兄不但政論筆鋒，史學考證工夫亦甚了得。
隨文記下一些讀感，無法細述。最後在篇題上寫下幾句云，胡適這塊自由主義神主牌，此文揭其底，見其真面目，胡適迷不知如何對待此文。
西化面貌的胡適，骨子裡其實是中國文化，說穿了傳統文人那套；胡很精練。
隨後我因住院手術，你的《正義法庭》，只在病榻翻一些，不過對令尊又有進一步的認識，心想應該找他的譯作來看看；雖然年輕時好像也讀過一兩種。
不能寫了。但我將你的論文推薦給教史學方法的朋友。
正勝 2015.11.21
作者按：正勝兄信中所謂「一書一文」，略作解釋。「一書」，指的是拙作《我的正義法庭》，「一文」即本書﹝上篇﹞〈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文史臺灣學報》第九期）抽印本。全書付梓前，徵得正勝兄同意，將此函全文刋出。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教育部長。
兩個世代的自由主義者及其交會 李永熾
—序金恒煒《面對獨裁》
胡適生於—八九—年，五四後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因批評約法等，為國民政府所通緝；二戰期間為國難出任駐美大使，從此態度逐漸偏向獨裁者蔣介石。殷海光生於—九—九年，即五四運動那一年，二戰期間曾投身青年軍，戰後加入中國國民黨，為《中央日報》主筆之一。卻因看不慣中國國民黨的獨裁，開始著文批判時政，活躍於政論界，態度也由右派轉向自由主義，被稱為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胡適與殷海光，年紀相差廿八歲，大約相隔一個世代。兩者交會於一九五○年代的台灣，而《自由中國》雜誌乃其交會平台，兩者交會的局面可以說是兩世代自由主義者文字上的針鋒相對。之所以如此，跟獨裁者蔣介石這個中間項關係密切。
蔣介石在二戰後，聲望如日中天，是國際五強（或四強）之一，但曾幾何時，卻經不起中國共黨挑起的內戰，兵敗如山倒，逃亡於盟軍統帥部託管的占領地台灣。換言之，蔣介石喪失合法治理的中國轄區，等於宣告中華民國已亡。胡適曾為亡國而飲泣；蔣介石也宣稱國已亡。舊金山和約更確認此一事實，和約中日本放棄台灣的主權等，而沒有說歸還於誰，依聯合國憲章，是將台灣主權交還給台灣人民。和約既訂，蔣介石也因而喪失台灣的占領權，蔣政權能繼續占領台灣，乃受惠於二戰後所形成的冷戰結構，因而得獲美國第七艦隊的保護與軍援。依恒煒的爬梳，美國從頭到尾都討厭獨裁者蔣介石。然而，從另一方面言，這也提供蔣介石兩者擇一的機會：與台灣人民合作共建新國家，或以殖民者心態奴役台灣人民。
從吳國楨案可知，美國比較支持吳國楨，是因為吳國楨願意跟台灣人合作建立一個有別於中國的自由民主國家，這頗符合於台灣人民擁有主權的論點。但蔣介石儘管他沒有國際法上合法又合理的對台統治權，依然堅持走殖民路線，因而，排除吳國楨等，意欲建立家父長的傳承體制。
於是，兩個世代的的自由主義者胡適和殷海光為「國家」的定義展開了另類的論辯。吳國楨流亡美國，在美國發表批判蔣介石及蔣經國的文章（其過程，恒煒在﹝上篇﹞記述得非常清楚）。胡適嚴厲譴責吳國楨不應該在外國批評自己的「國家」，這跟以後徐復觀譴責胡適在美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之不當相彷彿。在此，胡適仍把虛擬的中華民國視為國家。依盧梭的《民約論》，一個地域裡的每個人都是自由人，這些自由人相互依存，互相支援溝通，讓這個地域成為自由的共同場域，形成有共同命運的共和國（republic）；republic 在拉丁文是 res publica，res 之意是「事務」，publica 意為「公眾（共）」，所以 republic 是指公眾
（共）事務，Rebublic of China 乃指中國的公眾事務，中華民國政府是替人民管理中國的公眾（共）事務。台灣既不屬於中國，台灣的公共事務，中華民國政府自然無權治理。換言之，從兩蔣到蔡英文的中華民國要治理的應是中國的公共事務，而非台灣的公共事務。即使台灣經過多少次總統選舉，選出的總統依然是of China 的，也只是一再確認中華民國治理台灣的非法性。
如果吳國楨與台灣人民合作，建立新的 republic ，才能藉台灣人民的主權性，使台灣的公共事務屬於台灣（of Taiwan）。因此，胡適批評吳國楨所說的「國家」，理論上應該指的是正在治理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的公共事務），但顯然不是指他所討厭的共產中國，而是借住於台灣的虛擬中國。胡適的批評當然很難被新一代自由主義者殷海光所認同，自由主義所認同的國家應是以自由的人民為主體的國家。上過殷海光邏輯的學生
大都知道，他討厭「國家」一辭，他認為，「國」不能和「家」連在一起，只有家天下和家父長制的國才會把國和家相連，國最多只能稱為「國邦」，不可稱為「國家」。所以他說胡適所說的「國家」是「蔣家的國」，也因此蔣家的國只能由蔣經國繼承，不能由他人接班。殷海光的「國家」（姑且從俗用之）必須是自由人組成的國家，不能是走向奴役之路的共產國家，也不能是威權主義的獨裁國家，也不可以是家父長或家產制的傳統國家。在這方面，胡適似乎有所失落了。
其實，蔣介石也知道，中華民國已亡，才讓中華民國憲法虛無化，成為不是憲法的憲法，他堅持要三連任就是最好的證明。台灣只是他妄想反攻大陸的「基地」，台灣人民則像在埃及的猶太人，做苦工，提供蔣家反攻大陸之資，才以白色恐怖政治驅策台灣人為其效死命。美國不喜歡他，但為冷戰結構又不能不保護他。他幻想第三世界大戰爆發時，就是蔣家反攻大陸之時。其實，顧維鈞、蔣夢麟等都認不可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戰，胡適也認為冷戰只是二戰的遺緒，二戰的「未完成事件」。一九五五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更是冷戰結構所呈顯的一面，只有防禦，沒有進攻，也就是否定蔣家的反攻大陸。於是，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國》雜誌開始以﹝今日的問題﹞討論「反攻大陸問題」，其中「是什麼就說什麼」的殷海光就以他擅長的邏輯分析「公算」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他依主客觀的分析，認為反攻大陸的或然率很低。蔣政權似乎要把明知無望的事實轉嫁給《自由中國》雜誌，而把殷海光所謂可能性很低轉換為「反攻無望論」，發動全面輿論攻擊。
在蔣政權與《自由中國》雜誌的論戰中，很意外的，胡適突然從二戰遺緒的冷戰轉向到「三戰會隨時發生」，從恒煒的爬梳中，實看不出強調「多研究問題」的胡適為何會有此轉變，只是要「自由中國社」不要「碰」蔣家的招牌，還是看到中蘇論戰、越南問題及中東問題，有由冷戰轉為熱戰的可能。若只是不要碰蔣家反攻招牌，而有此轉變，那就有違自由主義的精神了。
從恒煒論述八二三砲戰期間所簽訂的〈中美聯合公報〉已明顯表明「反攻無望」，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反攻大陸也不可能了。換言之，反攻大陸是一個欺瞞行為。
騙局被拆穿，獨裁者震怒，必須找個發洩口，加上三連任在即，《自由中國》雜誌又是反對者，這下非把拆穿騙局者、反對三連任者封殺打死不可。於是，陳懷琪事件、匪諜案等接連而起，案案都落在「自由中國社」的雷震頭上，終於組構了「雷震案」。胡適為了雷震，運用各種人脈，向蔣介石求情，甚至宛如打自己小孩給兩蔣「公開信」看，扭曲自由主義的論點（「容忍比自由重要」）以示好，三連任還投贊成票，都沒有用。看到恒煒所刻劃的這類幾乎跪下為雷震求饒的場景，我這個曾經是胡適迷的人，不禁要為之抱頭痛哭。雷震有友如此，也該慶幸了。
自由與容忍本是自由主義者在思想上的重要觀點，跟中國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沒有關係。胡適曾想對自由與容忍有所闡釋，都未進行。依自由主義觀點，自由是根本，盧梭或洛克都認為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有了自由才能建構起自由的國度。但要每個人都自由，必須先從物質與精神上袪除障礙。所以政治上要排除束縛人心的東西以期可以自由論辯。法國大革命依盧梭論點排除了政治上的壓制，英國革命則依洛克觀點建構了新的國家體制。到十九世紀中葉，自由逐漸確立，容忍之論隨之而出，彌爾之自由論屬之。所以容忍是保障自由的相互性，藉以形成自由的公共場域。胡適二戰以前，似乎即在袪除自由的障礙，如批約法
等。但一九四九年以後，不僅沒有繼續排除政治上的壓制，反而時時替獨裁者說話，如吳國楨案。
在雷案進行中，他發表了〈容忍與自由〉，卻大大違反了自由主義的論旨，說什麼容忍比自由重要。容忍超乎了自由，這是自由主義論述的顛倒。與「公開信」配合以觀，這是責備「自由中國社」，「自由中國社」的人員也有這種感覺。也許雷震也不願胡適自我委屈至此。
殷海光對〈容忍與自由〉顯然跟自由中國社的人員一樣，無法認同胡適的論點，然而，可惜，他沒有從自由與容忍的相互關係立論，只從容忍角度指出有權有勢的人更應容忍他人。其意似指有權有勢的人如蔣家可以運用軍警特來壓制他人。胡適的回應卻則說搖筆撰文的人也是有權有勢的人。在政治的槓桿上，何者有權有勢，不言而喻。所以，殷海光後來說：「他（胡適）把有影響力同有權勢混為一談。這關鍵一錯。底下全都錯了。」可惜，殷海光沒有進一步探究一個自由主義者為什麼會有此錯，是否有意犯此錯？
—九五○年代，蔣介石集團與「自由中國社」的論戰似乎沒有台灣人參與的餘地。兩團對反攻大陸問題亦宛如兩個中國政黨在討論，台灣人幾乎被疏離於外。即使雷震等欲籌組反對黨，似乎也不希望台灣人參與，例如朱文伯就反對台灣人參與。在此似乎只有殷海光是例外，恒煒專闢一節〈殷海光的遺澤〉，討論「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相關性，此節似含雙重意義，其一，顯示所謂反攻大陸不止是在台中國人，也是被殖民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不能一直被蔣家政權矇騙；其二，象徵在台中國人必須脫下中國外衣，跟台灣人共同創立一個命運與共的全新共同場域。這種期望從一九七○年代以後（尤其蔣家代
表被逐出聯合國以後），自視高台灣人一等的高級外省人心態逐漸下降。然而，可惜的是，之後出現的所謂「中華台灣共和國」仍然無法克服“of China”的觀點，無法使台灣的公共事務純粹化。
恒煒洋洋灑灑三十萬字的鉅著，不只論述吳國楨案，討論「反攻大陸問題」，解析胡殷兩代自由主義者的論點，還詳述胡適流寓美國的苦楚，以及獲得蔣介石以美國帳戶金援的過程。想了解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從中也可以獲得許多知識。對政論名家的殷海光，同是政論名家的金恒煒似乎更有一分惺惺相惜之情，難怪他在書中小標不禁對殷海光大喊三聲「殷海光！殷海光！殷海光！」，金恒煒，至情之人也！
作者簡介： 李永熾，台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專研思想史，翻譯名家。
書成自記 金恒煒
這是一本意外的書。這裡的「意外」，不是學者、作家出書時所說的在寫作計劃之外的那種意外；我的「意外」是真的意外，是超乎人力掌控的生命之意外；本書是掙扎於兩次癌患意外下的劫餘之書。
二○一○年八月，我得了胰臟癌，依當時的各種資訊，存活率很低，低到只有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二。一位朋友的哥哥是腫瘤專家，看了我各種病例報告後，判決很簡單：「兩年」。於是被迫放下手上所有工作，包括經營了二十多年的《當代》及出版社、政治評論專欄以及廣播、電視談話節目等等。一貫被忙碌
填滿的生活，旦夕之間全抽空了，只能聽憑癌細胞在身體裡搞殖民。
二○一○年九月大手術之後，承昭姿的安排，到和信做化療與電療，院長黃達夫先生常到病房探視。黃院長博聞多識，跟我上下古今談了很多，很引發我們的談興，他或許是透過「談聊」來做心靈馬殺雞？
五周的化療、電療結束之後，繼續追踪，每三個月做一次斷層掃瞄。二○一三年，看來情況穩定且樂觀，內人與我遂起念到芝加哥探視寫論文的兒子，預計待三個月，等他論文殺青。三個月的停留，本來打算接受長青兄的建議，趁機寫一本與胰臟癌拚摶的書（當與文翊合寫；是我們下一本書）；長青兄的尊翁患胰
臟癌過世，他認為這本書可以風行一時。
芝加哥幸有老友楊誠、譚愛梅兄嫂、許達然夫婦及新朋友李旭登、林瑛莉伉儷等，不算寂寞。最好的是，能與兒子同到芝加哥大學，他做研究，我摸到圖書館去，瀏覽台港雜誌，還可借出細讀。基本上我關注的是五○年代台灣政治的文章、書籍，尤其吸引我注意的是吳國楨事件中胡適的角色，我也注意到殷海光與
胡適的分歧。解嚴後《自由時報》根據吳國楨回憶手稿並訪談吳夫人黃卓群女士，一九九五年出版《吳國楨傳》，附錄了當年最犯蔣家忌諱的文献，包括〈吳國楨啟事〉、吳國楨給蔣介石的五封信、致國民大會書、宋美齡與吳國楨夫婦來往書信以及吳國禎與尼克森的來回信等等，據說後來國民黨所以派人暗殺江南，就
是因為江南要訪問吳國禎，披露那些書信、檄文，抖出那一段黑暗醜陋不堪聞問的兩蔣穢史。可怪的是，《吳國楨傳》中獨獨缺少他與胡適論戰的過程。如此關鍵緊要的史實，為什麼吳的回憶錄及吳國楨夫人訪談不着一字？受好奇心的驅使，開始蒐看這方面的文獻。芝大圖書館存有 Look 全套，我影印了一九五五年吳
國楨挑戰蔣家父子的文章，”Your Money Has Built a Police State in Formosa”（〈你們的錢在福爾摩沙建立了警察國家〉）。可惜的是，胡適針對吳文發表在《新領袖》（The New Leader）的反駁文章“How Free Is Formosa?”（〈福爾摩沙有多自由？〉，沒有見到。芝大圖書館館藏獨缺《新領袖》，館員告知可向別的圖書館
調閱，但一算時間，來不及了，只好作罷。不過圖書館藏有中國學者楊金榮的書《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摘譯了胡適《新領袖》文章的一小部分內容。返台後披覽、蒐羅各方材料時，發現《中華日報》當年即有譯文，自不必麻煩美國的友人代勞。
回台之後開始廣泛閱讀，也開始着手撰寫殷海光與胡適因吳國禎事件而引發的諍論，並重建此一公案的始末。初稿將完未完之際，醫生發覺我又得了淋巴癌，萬幸不是胰臟癌復發，折騰了長達約半年的化療，幾乎纏綿床榻，苦不堪言。二○一三年十二月下旬政大舉辦﹝自由與獨立—紀念張忠棟教授八十冥誕學術研討會﹞，張忠棟教授是我尊重的舊識，我奮力提出〈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初稿，由於療程未完，身體虛弱，不能親自與會，託主辦人薛化元教授代讀。後來與李筱峯教授談起此文，他推薦我在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院的學報《文史台灣學報》發表，承慝名審查提出意見，經過仔細增補修訂後，本書﹝上篇﹞在《文史台灣學報》二○○五年六月的第九期發表。
潘光哲兄讀過我前文的抽印本，﹝中篇﹞〈「反攻大陸問題」：刺入蔣政權的木椿〉寫就後，承他的厚愛要我提交論文給中研院近史所在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舉辦的﹝胡適與知識人的變局選擇﹞學術研討會，我將﹝中篇﹞的末節抽出，另題作〈從「反攻無望論」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殷海光的 legacy（遺
緒）〉，在討論會中宣讀。過去從沒有人揭示殷海光的思惟與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直接關係；這是第一篇。
﹝下篇﹞始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胡適離美返台任中研院院長職，終於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雷震等三人被捕、《自由中國》形同被封，中間不過兩年半。胡適帶着樂觀使命回國報效台灣，却碰到朝野大對決。雖然序幕從胡適「為雷震樹銅像」拉開，但火車對撞的終局，勢不可免：—方面蔣政權以院長職羈糜胡適，要修改出版法、打擊言論界，目的就是建構三連任的蔣家王期，然後以父傳子；另—方面的《自由中國》以輿論界重鎮，全力反出版法修訂、扺死對抗蔣介石違憲三連任、組建反對黨。中間橫空殺出的就是「陳懷琪事件」；《自由中國》面臨人坐牢、雜誌被封的險峻。胡適知道事態嚴重，屈膝寫〈公開信〉乞憐，又發表〈容忍與自由〉，蔣介石最後網開一面，官司遂不了了之。胡適援引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典出胡適康乃爾大學的業師 George Lincoln Burr，其實伯爾教授所說的—用漢語簡化版—是「寬容比反叛更重要」；伯爾原本的論述在宗
教，胡適轉手挪用在政治上，於是「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成為胡適晚年論定。
全書主體三篇寫完，先送李永熾兄寫序。永熾兄看完﹝下篇﹞，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胡適把業師柏爾教授的『自由比反叛重要』轉手成『容忍比自由重要』？」這是好問題；李永熾兄一眼看出我論文還可以深挖的地方，其實答案在我論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的未完稿中，我寫完一九四九年前胡適與蔣介石關係的草稿，一九四九之後尚未動筆。為了解答永熾兄的提問，着手增補三萬多字的〈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深層結構關係〉；並且重新改動﹝下篇﹞的文章肌理。本書以殷海光與胡適三次錚論為骨架，既然探究了胡適與蔣介石，為求論述完整，勢非分疏殷海光與蔣介石的關係不可，藉「卷首」增補為〈豹變：從法西斯到自由主義的殷海光〉；從而對照比觀殷、胡歧見及矛盾的核心議題。﹝卷首﹞是以胡適之死展開，殷海光的豹變做結，全書情節呈現倒敘的效果。
把胡適與殷海光的諍論當成主幹，鉤勒盤根錯節、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事件，藉以窺見流動而詭異變幻的當年歷史風景，身在局中的《自由中國》諸君當時不見得能「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本書嚴守論文書寫規範，凡引文必加註，一則是出於論證書成自記（argument）必須要有堅實的史料當基礎，二則提供信而有徵之史料，以供人查驗、援引。在我閱讀過程中，凡沒有確實來源的說法、史料，—切摒棄，以免誤入歧途。本書雖用學術方式出現，行文則力求明白有趣，讓事件層層展開，盼讀者有「偵探」
的樂趣。
最後說明，在胡適、殷海光成為台灣與中國顯學，而且專論、專書充斥的當下，為什麼還要寫這樣一本書？拙著能有什麼新的發現與意義、價值？答案當然要讀者來下，不過，略可以表示的是，本書取徑有所不同，在於筆者是歷史系正途出身，研讀史學沒有荒廢，而且觀察政治、評隲時政積數十年經驗，能看到
政治操作的眉眉角角，具有一般歷史學家所缺乏的觀察政治的眼睛。換句話說，這是史學與政論合—爐而共冶的試作，希望在胡適研究、殷海光研究、雷震研究及一九五○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研究上，有突破性的進展；成或不成、當或不當，有賴方家指正。
《面對獨裁者──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
導讀/大綱
胡適與殷海光是兩代自由主義者，交集於五○年代台灣的《自由中國》；面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權，兩人有不可化解的矛盾；探究其原因，在於支持蔣政權與反對蔣政權的分歧上。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中國，胡適銜蔣介石之命赴美，晚年流寓紐約，在個人生活與政局激盪的交迫下，胡適的工作、經濟，甚至在美的長期居留權，全賴蔣政權提供，遂與蔣介石發展出深層的結構關係；殷海光反是，五○年後辭黨報《中央日報》主筆與高薪，斬斷與蔣介石政權所有臍帶關係，原本做過副教授的，寧屈就台灣大學哲學系講師，用心則在推倒專制獨裁的論述上；他的思惟直接影響了彭明敏等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一九五○─六○年是蔣介石打造「蔣家王朝」的發韌，也是台灣第一波自由主義的抗爭；為台灣的民主化點燃星星之火。在這個大背景下，可以對照、比觀反共的自由主義同志之殷、胡，他們的歧見、堅持與悲劇。
本書﹝卷首﹞以胡適之死展開，以殷海光的豹變做結，呈現倒敘的效果。以下各篇由遠而近，次第敘述殷海光與胡適三次錚論：一九五四年台灣前省長吳國楨著文痛斥蔣氏父子在台灣打造警察國家，蔣政權發動國家機器殲滅吳國楨，蔣介石指令大使館應戰胡適在美大使安排下著文批吳，吳國楨事件於是落幕，引發時在美訪問的殷海光不满，寫信給胡適，「重重把他責備了一頓」；一九五七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所謂的「反攻無望論」，直指第三次大戰發生的或然率極低，戮破蔣介石藉大戰以反攻大陸的神話，胡適不滿，迎頭痛擊，公開宣稱大戰可幾秒内即爆發，更强調反攻大陸是一塊「招牌」，是不可碰的；殷海光執筆寫了反駁文，《自由中國》因故没刊；一九五八年發生「陳懷琪投書事件」，國府藉機興獄，蔣介石文膽陶希聖暗中與雷震遘和，拿官司以交換《自由中國》不反蔣介石三連任，不果。胡適為解決「吃官司、封報館」的難局，冩公開信屈膝乞憐，蔣介石網開一面，胡適認為情勢險惡，著文發揚康乃爾大學老師伯爾（Prof. George Lincoln Burr）的格言：「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其實是挪用伯爾宗教性的教言「寬容比反叛重要」打造成政治性的論述；殷海光與胡適遂有第三次諍論。警總因殷海光的〈反攻大陸問題〉，要興文字獄，一九六○年雷震急組反對黨，蔣赤膊上陣，「雷案」由言論罪上昇為匪諜罪，雷震被捕，殷海光倖免於難。最後，《自由中國》停刊，自由主義集團星散：雷震坐牢十年；殷海光進入備受迫害的慘澹歲月，五十歲英年去逝；胡適因憂患心臟病復發，死於中研院院長任內。
一九五○─六○年的台灣，處於複雜而險惡的環境，存亡未卜。把胡適與殷海光三次錚論當成主榦，並鈎勒有如盤根錯節關、枝枝葉葉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才能窺見流動而詭異的當年歷史風景，身在局中的時賢却不見得能「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金恆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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