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狐狸大哥

我的狐狸大哥

　　我的大哥恒杰（戴熹）是一隻狐狸；不折不扣的狐狸。

　　英國思想史家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引用希臘詩人的詩句：「狐狸知道很多事，刺蝟只知一事，最重要的一事。」在柏林筆下，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是十九世紀最大狐狸。狐狸之為大，他是詩人、劇作家、小說家、文學批評及理論家、歷史學家。我大哥作品的觸腳之多，更甚於普希金。這本文集就是證明。

    當然，我大哥沒有寫過戲劇，但他翻譯了很多法國的戲劇，如尤乃斯科（Eugene Ionesco）、讓․阿諾衣（Jean ANOUILH ）等在他主編的《歐洲雜誌》上。他赴法留學時原本打算作畫家，在法國時一度想拍電影，電影沒有没有心想事成，因為没錢；拍電影或許劇本就自己寫了。他喜歡又精於攝影，作品之一就是《巴黎的蠱惑》封面。法國巴黎大學博士論文寫的是民主同盟，是歷史著作。他的評論涉及美學、小說、新詩、繪畫、雕塑、時評……真是不一而足，而且他對書法與書法研究，都有興趣，且下過工夫。比起普希金來，他更是狐狸。他之不能像普希金一樣，主要原因是，他非專業作家。他的專業是教書，「教學」是他的最愛之一。中晚年之後翻譯了十八世紀法國經典小說，如《修女傳》（原作者即大家所熟知的「百科全書」的作者狄德羅，他一定要譯成狄德侯，可見他的固執／堅持），《危險關係》（幾度拍成電影的小說），去世前苦譯盧梭的《隅隅獨行沉思錄》等，還用法文寫了魏崙（Paul Verlaine），種種看來，他比普希金還狐狸，而且是愛教書的狐狸。

　　人生固然不能重頭來過，時間不可能倒回頭給第二次機會，但歷史學家可以假設，甚至偷偷的提出「如果」，或用學術術語「反事實歷史」。假設在大環境、小環境不同的境況下，他是否可能成為刺蝟或狐狸中的刺蝟？當然，「反事實歷史」最終淪為無稽，不過，透過反事實歷史的「事實」部分，從而抉發可能而不必然的玄思，有助了解作者的生平。

　　我的大哥有很高的文學天份，做為作家，如普希金般從事筆耕，他在散文、小說、評論及詩作上可以有豐富的生產。這裡特別提出兩種文類，都是他的強項，而且，如果持續不斷的書寫下去，他都能夠自成一家。

　　大哥是天生小說家，可惜作品不多。收在文集中的是他得香港《亞洲周刊》文學獎首獎，依大嫂明明的序言，時在一九五八年，廿四、五歲。他是台大外文系學生，他的多篇小說都在五八年、五九年發表；發表當年，我年紀不大（大哥大我十歲），我都讀過，而且印象深刻。一九八幾年，殷張蘭熙女士曾送我她編譯的書New Voice: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Authors。裡面收有大哥的小說"The Girl Next Door"；英文題目是意譯，時間一久，我已忘記小說原名，後來上網才查到，小說的題目是〈凶手〉。這篇小說的表現方式與手法都有匠心獨到之處，根據他的摯友王文興接受訪問回憶金恒杰的文章，王文興說：

我當時在《文學雜誌》上，讀到金恒杰寫的一篇小說，覺得寫的非常好。寫一個小女孩，性情逐漸開始變化，走向不正常的故事，給人印象深刻。不過他後來並沒有持續小說，是有點令人惋惜。

在訪談中，王文興也解說了〈兇手〉這篇小說：「金恒杰以書信體模擬幼童的語氣，向收信的大哥哥訴說著新鄰居搬來後的變化。鄰居女童性格的變化與暴戾、成人世界的裂痕，隨著書信的進展緩緩浮現。小說在口吻、節奏上的營造十分自然，模仿孩童的語言並未限制小說的表達，反而揭露出孩童視野以外的微小卻無所不在的凶殘與暴力，宛如某種看不見的病毒與氣味，蔓延在日常秩序之中。」（見《文訊》三四八期，〈時間的雕塑――記王文興憶金恒杰〉）

　　這篇小說不只使用童言童語的書信體，還是討論變態心理學，此外，我現在猶記得，透過小男孩的嘴把把當年權勢薰天的「立法委員」寫成「理髮委員」，這是他的謔而虐的政治諷刺。另外，一篇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小說是〈繡鳳記〉（查《台灣文學期刊目錄》，在六卷四期，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完全張愛玲筆法，或說太張愛玲了；他自己也知道，還對我說了，不過，小說女主角是我們的親戚，我讀了當然有不同感受。收在這本文集中的〈自殺〉，則是披露於《現代文學》上，也是他赴法留學前的最後一篇。

　　在法國時，先父曾編過一段時間的《大眾日報》副刊，大哥成為當然作家，寫了不少文章，也有短篇小說，其中的評論部分已收入《巴黎的蠱惑》中。

　　在我看來，他最好的小說，就是本文集所收的〈昭和町六帖〉，那是刊在我主編的《當代》第二期上。固然可以把它歸類為散文或極短篇，我一直認為用這個筆法可以寫成長篇，可以成為他的代表作。他没有以小說立名，誠如王文興所說，「令人惋惜」。

　　他的評論也很厲害，尤其六○―七○年代的台灣，我大哥在知識界中是許多人的偶像。當然，《歐洲雜誌》的出版，在台灣文化沙漠中引進一小片綠洲，而且在存在主義風行的那時，他介紹卡繆，翻譯〈西齊弗斯的神話〉，都是重要貢獻。有人（好像是尉天聰）編輯了《偶像的破壞者》，就是拿我大哥那篇卡繆文章打頭陣。（那本書遍尋不著，依記憶表出。）在台灣那場鄉土文學論戰，我大哥沒有參加任何一邊，也沒寫文章，但一九七六年他為謝里法版畫所寫的文章，一定引發鄉土派的注意，尤其下面開頭兩段：

　離開我住過十幾年的臺灣已有九年多了。如有人問我，今天臺灣的中國人有何面貌心態，叫我抓住幾個代表性的線條，把他們準確地勾畫出來，我已經不能了。但直至九年前，十幾年來，日日月月在我心中孕育成形的中國人樣子並未淡去。相反的，時間的距離淘汰了浮動的線條，留下的側影更為突出。我不禁時時記念著他們：中壢街頭騎樓下替人補鞋的王山東（他十根手指一般長短，根根有香蕉大小，海參般粗糙）、中壢街上拾煙蒂的郭先生（他每於拾煙頭前，必先怯怯地左右睨視，看看有沒有過去的同事或者學生路過）、臺北南機場那些軍眷竹屋裡頑強活下去的朋友、雙手腐蝕成泡屍缸裡等待解剖的屍首顔色的洗衣婦（她是小學教員的太太）、十六歲當兵，到了四五十歲時可以在黃昏時分看到女鬼穿梭的老兵老劉、由戰鬪英雄退伍到基陽賭窟當保鑣的國忠鄉兄……這些社會的邊際人物，也許正是政治社會學者極感興趣的代號，掌握了他們的規律，可以解釋我們這奇異的時代與奇異的文明。而我呢，每當我想起中國人，浮在我眼前的就是他們，還在水面的，半沉沒的和已經沉沒的。

　在法國九年，我不時有機會閱讀臺灣出版的文學書刊，我發覺，我時常掛念的同胞，幾乎完全被一個社會所忽略了。他們既非文學作品的內容，也不是對象，換一句話說，臺灣的文學作品不寫他們，也不為他們而寫。跟過去一樣，他們一直是高牆最底下的一塊磚，負著高牆全部的重量，慢慢地陷到泥土裡去，看不見了。我們的文學作家大都看不到牆腳，即使看到了，他們的視線也都成一個傾斜的附角。

這兩段很能為鄉土文學喝道。他很喜歡鄉土文學派的頭頭陳映真，他有一個筆名「賀釋真」，就是慶賀陳映真被釋。

　　最後談一下他苦心經營的文字；上文即是典範。胡適提倡白話文，要人寫文章「務陳言之必去」，大哥完全符合，但更勝一籌。他的文字完全拋除古典漢文（即文言文），我認為揉和了外國文學之美，對與不對，可能要問大嫂。

　　關於我大哥，當然可說的還有很多，因付梓在即，就此打住。也算序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