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停刊的《當代》雜誌（1986─2007），是我進入知識領域的重要管道，余英時院士是該刊的編輯顧問，在九零年代曾經寫過不少文章，他論點高瞻遠矚時常提點不少後進，對於知識渴求，有更開闊的視野。當我還是小學生，中國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屠殺學運份子，在美國的余院士就為文聲援受難學生，不畏強權，他反共立場堅定，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然而，余院士對臺灣歷史學界的影響不用多言，他上承錢穆（1895─1990）、楊聯陞（1914─1990）等漢學家，下啟黃進興、康樂（1950─2007）、陳弱水、林富士等知名學者，開創臺灣戰後歷史學研究的新局，建立學術譜系，以及探索新史學領域，戮力甚深。
余院士對臺灣歷史學界的影響不用多言，他上承錢穆（1895─1990）、楊聯陞（1914─1990）等漢學家，下啟黃進興、康樂（1950─2007）、陳弱水、林富士等知名學者，開創臺灣戰後歷史學研究的新局。圖片來源：唐獎臉書
我曾連續兩年在輔仁大學修習林富士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所開設的學術課程。課堂中林教授常分享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與余院士的學習經驗，這些往事後來收錄在《巫者的世界》〈序：吾將上下而求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看得出余院士在培養學生的學術能力，有其獨到功夫，特別是對經典的瞭解必須要清楚，尤其在古文翻譯成英文的過程中，對每個字詞須再三斟酌，絲毫不能馬虎，史料完備之後，再進行詮釋，以確保立論無誤。
也因此，林富士教授的課程是出了名的嚴格，同學經過知識洗禮後，彷彿脫胎換骨一樣，受益良多。余院士的著作，時常是我們的上課教材，某種程度上是學術的再次傳承，於是我對於這位將屆九十高齡的大學者，著述不倦，深感佩服。我相信每位讀者在讀余院士著作的當下，都像歷久彌新，醍醐灌頂。
林富士教授的課程是出了名的嚴格，同學經過知識洗禮後，彷彿脫胎換骨一樣，受益良多。余院士的著作，時常是我們的上課教材，某種程度上是學術的再次傳承。圖片來源：中研院研之有物網站，張語辰攝(CC BY-NC-SA 4.0)
在早期的臺灣社會，網路尚未興起之前，報刊媒體是人們獲得新知，討論知識的主要場域，能夠登上媒體版面，常是名門大家。余院士文章思路清晰、結構縝密，許多重要演講後來是透過整理刊載，影響力不輸學術論著，經常成為學術界文化界的關注焦點。如一九八四年的元旦《中國時報》刊出〈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受到廣大迴響，單行本在同年三月由時報文化公司出版，後來持續再版再刷，足見閱讀者眾。
書中討論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是對立的嗎？又或者，超越世界與現實世界在中國人的文化中是互相交涉的，乃至談論到，一部西方近代史主要是由聖入凡的俗化的過程。如此龐大問題在余院士的字字珠璣中，有了清晰說明。更進一步的說，余院士認為中國人的自我觀念大體上是適合現代生活的，但也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例如：傳統的修養論過於重視人性中「高層」的一面，忽略了「低層」與「深層」的一面，而且往往把外在社會規範和內在的價值之源混而不分。（頁115）如此見解在現今社會，儘管過了三十多年，當初所提出的深層心理學可用於幫助中國傳統修養論的不足，對照現代人亟欲追求心靈上的滿全，具先見之明。余院士深厚的史學素養，如同《史記》作者太史公司馬遷（BC145─BC86）「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時代提出針砭，找尋現代人的新途徑。
今年（2018）欣見余院士最新回憶錄，在臺灣率先出版，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回顧過去所走的路，極其重要；知識分子不僅要為時代發聲，更要將自身經驗傳遞給下一代，學術生命永續。就此而言，我認為余院士做了非常好的典範，顯示出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是不斷超越自我，突破窠臼，革新理論，終生致力於學術志業，堪比韋伯（Max Weber,1864─1920）「學術作為一種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值得後進效法，活出知識分子的風骨。
作者為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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