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   金恒煒        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承陳弱水教授惠寄二〇二二年九月出版（第六十卷第三期）的《思與言》，內收陳著大文〈殷海光與1940、50年代的自由主義〉，副題是「殷海光歷史位置的一個探討 」。殷海光的學思發展，苦於文獻不足，少有人作仔細全盤分疏。陳文深入探討，體大思精，是近年難得的好文章。 拙作《面對獨裁 ──  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即將再版）對殷海光思想僅作概略性分疏，因為探究的是胡適與殷海光在五〇年代的三次諍論，挖掘他們四九年後不同的政治決斷，從而展現胡適與殷海光面對獨裁者蔣介石的兩種態度；對胡、對殷二人的思想發展沒有着墨太多，因非本書的主旨。拜讀陳弱水大文，讓我有機會重新檢視青年殷海光到底是不是法西斯的課題。陳文深入殷海光一生思想，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為什麼只論列「青年殷海光」是不是「法西斯」而不及其他？因為《面對獨裁》認定青年殷海光「篤信法西斯」，另一方面是三〇、四〇年代的中國知識的集體意識很具殊采，殷海光思想也不脫大時代的影響。我大略鈎勒殷海光一生思想走向如下：「從法西斯、民主社會主義到自由主義」。而陳弱水的質疑是：「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的標籤，而且差很遠。」那麼問題來了，殷海光到底有沒有「法西斯時期」？（陳弱水用語）有的話，含金量是多少？於是產生了馬克白式的「大哉問」：”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question” 到底有沒有「中國法西斯」？        既然事出於陳弱水論旨，本文尅就陳弱水的觀點來做一些檢討，希望可以廓清此一懸案。他認為：「如果殷的思想真有過『法西斯』時期，不是在1945年展開政治論述生涯之後，只能在此之前。」這話當然不錯。因為希特勒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自殺身亡，殷海光當年沒留下任何褒貶文字，不知其感想如何？既是歷史的空白，不能妄臆；殷或與當年許多人一樣，從此不再「法西斯」，然而還是有文字略留痕跡。與他同樣廁身於自由主義之列的儲安平就不同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自戕、納粹德國投降，儲安平為《中國晨報》撰寫社論，談論此一大事，對希特勒之死抱有惋惜之情，仍認為希特勒是「一代人傑」；儲安平應是特例。陳弱水（以下稱陳文）接著乃下一轉語：「問題是，1940年代前期，殷海光還是西南聯大學生，著作相當少，目前所知的政治評論只有一篇，要評斷他當時思想的性格，恐怕缺少足夠的根據。」在著作相當少的情形下，陳文如何理解一九四〇年代前期的殷海光的思想？這裡且先撮取陳弱水書寫本文的方法學。陳弱水自訂的規則或說原則如下；他說：「我對殷海光的描述，將儘量根據他在各時期的文字，而非自己（按，指殷海光）事後的回憶或他人的印象，除非沒有材料可供使用。」簡單的可表述其研究方法如下：①只依賴殷海光所發表的文字為斷；②日後殷海光的回憶，不算；③他人的印象，不取。他的取捨標準是不是史學考證的必要與唯一？後文將提出商榷。 依陳弱水說法，殷海光年輕時為法西斯之說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一九四〇年代時人的見聞；一個是殷海光自己的回憶。殷海光的回憶，容後再談。陳弱水引用西南聯大同學何兆武的回憶，藉此證成他所說的「他人印象」或「時人見聞 」以做為其「來源」的論述。其實何兆武的回憶毫無證據力：一則何兆武的回憶錄非常晚出，距殷海光辭世已逾半世紀之久；二則在何兆武的回憶文出現之前，學界已藉許多文獻指陳青年殷海光的「法西斯現象」。要之，早先所採用的資料當然不可能包括「何兆武的回憶 」在內。可見一九四〇年代「時人」何兆武的見聞，不會是「殷海光『法西斯』思想」之說的「源頭」；即使何兆武的回憶可以證成此說，並不新鮮。何況「何兆武的回憶 」只是推論，只是一己觀感，在證據法則上，不具有效性。 為什麽說何兆武的回憶，不算？ 陳弱水拿何兆武（1921-2021）」回憶為證，是認為「殷海光在西南聯大有『法西斯』的稱號，在文字上，最清楚的描述來自他西南聯大同學何兆武。」為了論證清楚，我也把陳弱水援引何兆武回憶殷海光的部分，轉錄如下：       人的一生很難說，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個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叫殷福生，哲學系的，當年是大右派，整天罵共產黨，而且在時事討論會上站起來公開地罵。……這在當時校園內是非常罕見的，就我所見到的只有他一個。那時候同學中左派多於右派，自由主義就更多，大多數人對共產黨都有好感，雖然沒有具體的認識和感受，並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認為共產黨為國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團的骨幹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樣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們都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何兆武口述，《向學記》） 殷福生就是殷海光。殷海光一九三七年準備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讀書時七七事變發生；中日戰爭爆發，他只好回鄉。到次年春天，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聯大。殷海光乃決定前往昆明，繼續追隨金岳霖讀書。誠如金岳霖所說：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見《金岳霖回憶錄》）何兆武把殷海光歸於「大右派」，這沒問題，有問題的是他指控殷海光「就是法西斯」的理據。他說：當時校園內整天罵共產黨是非常罕見的，連三青團（按，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都很少像殷海光那樣赤裸裸反共，更且校園內「大多數人對共產黨都有好感，認為共產黨為國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所以，「我們都很討厭他，認為他就是法西斯。」何兆武的此一指控僅是情緒性的主觀「認為」，無法「坐實」殷海光就是法西斯。他是用「排除法  」得出結論，先把他認為不可能的因素排除掉，放在政治格局中，再依法西斯反共理論的原則，從而留下那不能排除的「唯一」，據此成案。政治學者Georege H. Sabine表示：「國家社會主義（按，即納粹）的綱領決定了其政治理論，……就本質說，這意味著代表國家利益的國家政府完全控制經濟。因此國家社會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主義，也反對馬克思主義，前者試圖限制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後者則認為經濟決定了政治。」（《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實納粹之反共產黨，早見於希特勒《我的奮鬥》第七章〈同共產黨的鬥爭〉中，他明確指出：「我黨的運動，厥在消滅馬克思主義。」既然法西斯主義視共產主義為天敵，根據法西斯主義把共產主義當死敵的理論，何兆武的推定是這樣的：既然大家對共產黨都有好感，認為共產黨是為國為民的，是真正要民主的，即使國民黨幹部也沒有赤裸裸挑戰；整天罵共產黨，公開罵共產黨，如此反共的，「我所見到的〔有而且〕只有他一個」（按，「有而且只有」是殷海光常用語）；他如何可能不是法西斯！這是站在共產黨立場看殷海光，主觀論定殷海光是「唯一」恨共產黨入骨的的「法西斯」。何兆武的推論當然經不起邏輯檢驗，完全是帶著共產黨眼鏡看問題。所以說「何兆武的指控自不具證據力」。殷海光在聯大時有「法西斯」稱號，其實還有可信的人證與證詞，下文會仔細分疏。何兆武的「印象式」不足為訓。那麼，陳文拿王道、沈醒園的朋友與殷海光「敵我之判」下的互吐口水，一個罵對方「法西斯」，一個罵「第五縱隊」。（原文見沈醒園，〈憶故人，憶斯人〉）不過gossip而已，只能引為談助，不能作為史料。       引子表過，下面嚴肅討論陳文提出的：「殷海光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冠上『法西斯主義』標籤，而且差很遠」的斷語。  核心問題是：到底中國那時候有沒有法西斯主義者或崇拜者？更明確的提問是：有沒有「中國法西斯」？陳文指稱殷海光，「即使在聯大時期，他並不是『十足』的法西斯。」（按，引號為筆者所加，以示重吃緊、重要。）陳弱水說法毫無疑問可以成立。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可能產生「十足」的法西斯主義。陳文拿出殷海光「唯一的『法西斯』作品〈三位一體論〉」（收入《殷海光全集》〔補遺〕）表示，「應該也不能說他是『思想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按，雙括號是筆者所加）毫無疑問此說亦可以成立。原因也很簡單。事實是，中國基本上不能產生嚴格定義下有「思想意義」的法西斯主義，（不代表沒有支持法西斯者）這個論據其實正見於陳弱水提出論證的殷文〈三位一體論〉。殷海光說：「各個人的靈魂是各個人所固有的，絕對不能交換或移置。甲底靈魂不能轉讓與乙，乙底靈魂也不能轉讓與甲。同樣，各國底靈魂也是各國固有的；那是一國特殊的歷史和特殊的環境底產物。……德國有那樣的歷史和環境，所以產生國社主義。」殷海光這番議論的表述，指出中國絕不可能挪用德國的國魂當成中國的國魂；那麼「十足的」國社主義自然不能在中國複製，無論就事實與理論上來說，也完全合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術著作，即使不能說汗牛充棟，確是為數不少。以耶魯大學政治系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與與康乃爾大學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合寫的《意識形態的時代》分析來看，納粹主義是希特勒一人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也就是以種族主義著稱的意識形態；納粹優秀種族理論當然有其來源，是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學、人類學等研究的成就；因為離題太遠，姑不論。隨種族主義而來的就是反猶太主義，這種純「亞利安人」（Aryan)的迷思，碰到現實就會撞牆，眼前的納粹難局是：「優秀種族並沒有愈來愈強大，其地位反而比過去顯然降低，為了彌補這個缺點，納粹黨人極力強調意志與領導，信仰希特勒個人的天才是納粹政治信仰的主要信條：希特勒是不可或缺的領袖，也是唯一的超人。」另一位政治思想學巨擘George H.Sabine蔑視法西斯主義更甚，他宣稱：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意志的國家社會主義甚至根本沒有哲學。依此說，他們非強調「權力意志」（尼采語）與「領袖原則」不可，也就可以瞭然。「權力意志」可見《我的奮鬥》第八章：「強者獨裁便成為最強者」；「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 ）是一九二七年希特勒在納粹黨內拍板確立，他自任黨的「領袖」，1934年8月1日內閣通過〈德國元首法〉，希特勒自任國家元首〔領袖 〕，「領袖原則」遂成為納粹體制的重要基石。種族主義也好，反猶太主義也好，是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也就是殷海光所指出的德國之「國魂」。中國既沒有「種族主義」又沒有孿生的「反猶主義」溫床，如之何可能孳生「十足的」且「思想意義上」的法西斯思想？若果法西斯連哲學思想都付諸闕如的說法成立，又如何掛得上「哲學意義」？所謂「中國法西斯」之備受爭議，就在於其「適用性」上湊不攏，各有各的看法，即使都吹法西斯喇叭，卻奏出不同的曲調。此一現象，柯偉林（William H.Kirby)在《德國與中華民國》中 解釋說：「中國的各種團體和個人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都普遍持肯定的看法，但他們的理解卻截然不同。誠然很少人自視為『法西斯主義者』，即使那些自視為法西斯主義者，也不一定就真的成了法西斯主義分子。」又說：「『中國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對德國國家主義領悟的歷史」。此說不錯。中央大學和中央政治學校講師張其昀在一九三五年寫道：需要作地緣政治學的種族分析，來漢化中國的少數民族，「必須盡快完成中國種族統任務。……」就是要澈底學法西斯的一例。放在這樣的政治思想與脈絡來看，陳文引用殷海光來臺後的回憶文章〈我為何反共？〉，表示「他〔殷海光〕 確認西南聯大時期是某種激烈的右派」，「〔殷海光〕這裡講得主要是『情緒』和『味兒』。」言下之意不過是殷海光情感語言，不能坐實具法西斯思想。殷海光這段話原是這樣說的：        我回想在我反共的這一階段中的許多想法，尤其是情緒，簡直是狂執之情（fanaticism）。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兒太濃厚了。那時我們在校中遇見相好的反共「同志」，動輒伸手行法西斯敬禮，以為笑樂。⋯⋯如果我當時有政治實力，或手握重兵，憑我那時的激越之情，真不知會把國家搞成個什麼樣子，⋯⋯。 如果要拿這段回憶錄當證詞，不可輕忽他所強調的「黑褐色的法西斯」這個句子，那才是重點。誠如上文論述，中國沒有產生法西斯的土壤，柯偉林說：中國人無視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中心內容，即使公開信奉法西斯主義的「楷模」「藍衣社」，最多也只在「思想軌道」上與之接軌。政治思想學者Watkins &.Kramnick也認為，法西斯主義沒有普遍的信念，也沒有提供給人類救贖的承諾；如果說有哲學的話，Sahine認為「也缺乏合理的計算以抵達有限而明確的目標」，最多是「種族的神話」或「哲學的神話」。「法西斯」既無思想，殷海光「情緒」、「味兒」濃得化不開甚至行法西斯敬禮，老實說以中國知識分子心態而言，到此地步，其「味兒」也不能再濃了。 西南聯大與與殷海光思想 殷海光學步「法西斯」有沒有更深層的因素？留下來他在西南聯大時「唯一」的政治評論〈三位一體論〉，正足以提供絕佳的線索。這篇文章發表於歷史系學生李定一與哲學系學生殷福生（海光）共同主編的《民族思想》上，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三月；（見易社強〔John Israel〕，《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刊物打出「民族」旗幟大有深意。一九四一年一月發生新四軍事件，國共三七年發表聯合抗日「共赴國難宣言」的統一陣線（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只剩貌合，團結不過是假象。（柯偉林，頁334）《民族思想》的出刊，正是親國民黨心態的反映。李定一是殷海光聯大戰友兼同志，殷海光說，在聯大時李定一「做過滇緬路上的英雄」，也就是因日軍封鎖海口，通往內陸只有走滇緬公路，「冒翻車的危險，穿過怒江、瀾滄江、惠通橋，帶些日用品，作一本萬利的生意」，李定一曾送一把鈔票給殷海光。（見陳平景，《殷海光傳記》，寫於1966年，後收入陳鼓應編，《春蠶吐絲》)他們的情誼可見不尋常；在志同道合下合作出刊物，應是李定一出資本。李定一的文章有一個前提：國民黨正領導國家與不共戴天之敵進行生死存亡之戰，以新四軍為代表的共產黨蓄意違抗命令，並襲擊戰友；國民黨是中國凝聚力，共產黨則是不穩定因素。有了這些對比，就不能優柔寡斷，更別提中立了。他的攻擊對象是中間派，筆桿子一個也不寬容。殷海光的〈三位一體論〉與李定一唱和；易社強形容《民族思想》裡的文章，「咄咄逼人，堪稱擁護〔國民〕政府的典型」。同樣的，陳弱水對「三位一體論」的論斷與易社強的評斷沒有二致，陳弱水表示殷海光此文：「宣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正當性。」陳文摘引〈三位一體論〉的例句是：「中國國民黨既然經過大的犧牲，付了重大的代價創造了中華民國，而現在又負著保護中華民族生存底重任，那末她之專政，正是『勢有必至，理有故然』的……中國國民黨創造了中華民國，為什麼不能專政？這是歷史的選擇，這是天演定理，不是空想能否定的。」而易社強則援引上文殷海光提出的「國魂」說：「中國想求得生存，就必須珍愛自己的國魂，即三民主義」，「除了國民黨，其他所有黨派『完全是多餘的，或有害的』。」陳、易兩人都點出殷文重點：國民黨專政的必要性。 殷海光拈出的「三合一理論」到底何所指？陳弱水照搬殷海光原文意旨指出是：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易社強則強調是：意識形態、政黨和國家。再細按殷海光〈三位一體論〉  所涵藏的關鍵詞還有：黃帝子孫、中華民國、蔣介石。陳弱水得出有趣的結論是：「這篇文章確實可說具有德國觀念論色彩的法西斯議論，跟他少年以來所走的分析哲學道路很不一樣。」至少，陳弱水承認青年殷海光具有「德國觀念論的法西斯議論」。殷海光的「三合一論」的語法模式與納粹提出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領袖」（Ein Reicb, Volk,Ein Führer）（引見《法西斯體制研究》）有極強的相似性。或許可以這樣簡化解釋，殷海光打出法西斯招牌賣的是蔣介石這道菜。最關鍵的出發點可能是「民族主義」與「救亡圖存」；這兩個因素是德國戰後造成希特勒橫空出世的背景，也是中國三〇、四〇年代朝野走向德國、學習納粹的動因。 前引哲學家金岳霖晚年所寫回憶錄表示：「西南聯大是各種鬥爭最激烈的場所。」但自己在聯大是「落後分子」。這不是虛言，殷海光在〈憶金岳霖先生〉中說：「金先生在學校裡幾乎絕口不談政治。」且對他說：「我不容易有黨派的偏見。」但很輕視國民黨人。金岳霖在政治上事實是不能歸類；看下面所引《觀察》的報導就可瞭然。西南聯大旣然思想鬥爭激烈，有各種刊物、論壇，可以想像；《民主思想》只是其中思想代表之一。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在〈回憶聯大師範學院及其附校〉中指出，師範學院學生的政治思想派別與聯大其他學院「相差無幾」：可分「左（中國共產黨及其先鋒隊為主）、中（最大一派）、右（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為骨幹）」三派。（見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 再 見一例。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王世杰日記：晚上在張群家聚會，參與者有王寵惠、徐叔謨、錢端升、張忠紱、蔣廷黼等，討論歐戰一旦爆發所應採之態度。在座者惟蔣廷黼傾向與德、意妥協；王寵惠無意見。國民黨內都意見都如此分歧，何況聯大？一九四六年《觀察》在抗戰結束刊有關聯大的報導：「聯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現，就是它包容了各黨各派的教授與學生。記者雖然不能完全指出誰是那一黨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說在聯大之下，有共產黨、第三黨、民主同盟、民主社會黨、中立派、國民黨、三青團和國家主義等黨派的教授與學生。教授方面：在屬於左派政黨的教授中，有聞一多和曾昭掄等先生；在民主社會黨中，有潘光旦和費孝通等先生；没有黨派而批評政府的有張奚若和陳序經等先生；比較中立而對政治常有意見的有陳岱孫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經濟問題方面批評政府的有伍啟元、楊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屬於國民黨反對派的有錢端升等先生；屬國民黨批評派的，有周炳琳、楊振聲等先生；國民黨開明分子有馮蘭友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團的有姚從吾和陳雪屏等先生；⋯⋯。」（見《觀察》「通信版」：〈抗战業已結束·時代轉入新頁·西南聯大· 任務完成 ·化整為零〉，載第1卷第6期，1946年。轉引自劉猛，〈周旋於學術和政治間的錢端升先生〉，2018年，「北大法寶 」資料庫）值得注意的是，聯大既有共產黨，何以沒有代表的教授？有名無目、有謎面而沒有謎底，是《觀察》的媒體春秋筆法？還是別有用心？這就回到《觀察》「通訊」記者的出處，基本上都不是專職，儲安平很費心的物色各地記者，也接受投稿；（ 見徐景星，〈我與觀察儲安平〉；轉引自《儲安平傳》）所以比較呈現出的是個人觀察而非《觀察》的觀察；此一報導，雖係「一家言」，至少八九不離十。 聯大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論壇厥推《今日評論》，創辦者是政治系錢端升，此一政論刊物致力於傳播不同的觀點。聯大政治系除系主任張奚若外，全屬國民黨員；錢端升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還有發言紀錄文，可見是中央執行委員。短期在聯大政治系的尚有羅隆基，在《今日評論》上的文章自屬「異端」，終因批評言論被解聘。另一特出的刊物是《戰國策》，由雲南大學林同濟主編，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和尼采專家陳銓全力支持。《戰國策》的作者提倡大政治（Grossepolitik）、力的政治（Realpotic）和英雄崇拜。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國發動閃電戰，英法不堪一擊，英國在敦克爾克大撤退，不到兩月法國投降。《戰國策》於是出現懷疑西方民主國家生存的能力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讚賞。（俱見易社強書）不僅《戰國策》如此，政府中人如朱家驊、孔祥熙、張季鸞等都因此傾向德國、 譏笑英法；王世杰在日記中說他們「淺薄可笑」。（見《王世杰日記》）即使德國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承認汪精衛政府，西方報刊還提到重慶存在一個傾向德國的「納粹陣線」，由官員所領導，主要角色是朱家驊、孔祥熙和俞大維等人。（見柯偉林，頁289）難怪一九四〇年八月，陳源寫信給他《新月》好友」當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這四個月來，國際局面變化多端，是半年前所沒有夢想到的。國內有一部 分人士傾向德國，現在更為明顯。少年政治學者如何永佶、林同濟之流， 在昆明辦有一個刊物，名《戰國策》，提倡「力的政治」，崇拜德國思 想。大部分人的信念，都很動搖。……可是國內的學者，除〔錢〕端升、 〔羅〕努生數人外，恐同我觀點者為數已不多。（見《胡適來往書信 選》，中國中華書局） 羅努生就是羅隆基。羅隆基是民主主義者，理念堅定不移。一九四〇年六月納粹攻佔巴黎，羅隆基在《今日評論》中著文特別強調：法國的陷落不意味著戰爭已經結束也不表明獨裁比民主更優越；他也形同告誡錢端升等人，嘗試通過中央集權來實現民主，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羅隆基承認，國民黨是領導中國渡過當前危機合適的政黨，蔣介石也是合適的領導人。「不過」，他補充說：「國民黨宜於當權，與國民黨宜乎為中國獨存僅存之一黨，應分別而論。」儘管如此，他仍反對共產主義合法化，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容忍一個「蓄養武力、培養革命力量」的政黨。但羅隆基也一針見血的指出蔣介石的政府不過是「形式的統一」，不必貪求去打內戰云云。（見羅隆基，〈國人制裁內戰〉，《益世報》社論，1936年6月9 日）此言不差。郭廷以在《中國近代史綱》的遺著中表示：「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一部分為紅軍所據。⋯⋯」（見郭廷以遺著，《中國近代史綱》) 蔣介石號稱「北伐」成功，不過是「形式的統一」而已。 青年殷海光「法西斯想」舉隅 說青年殷海光「信仰法西斯」或說有「法西斯時期」，不是空穴來風，確有證人證詞。這些陳述人都在不同時期與殷海光有切身的交往，而且他們沒有故意偏袒或有意欺瞞、扭曲的存念，也非出於推論，所以具證據力。歷史學在證據引用上的限制，固然不像法律「傳聞證據」的要求那麼規格化，主要差別在於史學證據的採用，不必如法律證據般經歷兩造司法程序上的攻防。但兩者基本要求的條件則相同；英美法採用判例，傳聞證據只要合乎「必要性及可靠性」（necessity and reliability)，即可依判例程序建立為先例。（參見周叔后，《證據法論》第九章）「必要性及可靠性」也是史學證據的必要條件 ；以此為準，下面列出「可靠」的親聞與親歷且屬「必要」的文字，做青年殷海光思想的見證。         〔證一〕徐復觀在〈對殷海光先生的憶想〉中提到初識殷海光的情形與印象。一九四四年徐復觀在重慶去拜會朋友夏聲（後來成為殷海光的岳父），「遇見身穿又舊又髒的軍服，身材瘦削，見人佷矜持的一位青年」，經過夏先生介紹說是他的「同鄉殷海光先生。從西南聯大參加青年軍，現在剛到重慶來。」徐復觀與他攀談起來，「發現他的語言簡鍊有力，反共的意志很堅強」，「感到他有相當的學養」，「他拿出一篇文章給我，約定以後再見面。」看了他的文章，「挺拔振踔，很合我的脾胃」，以後便時相往來。「他當時的興趣，完全在對共黨理論鬥爭方面，比我激烈得多，根本沒有談到自由民主等問題。」下面這段話就與我們的論旨有關，引述如下：                     我和他開玩笑，「你的樣子和說話神情，倒有點像希特勒」，他當時並         不拒絕這種說法。 「不拒絕」就是「默認」、就是「接受」；這是「實錄」。殷海光把「法西斯」當負面語用，要到一九四五年《光明前之黑暗》發表時，可見希特勒自殺身死，使殷海光擺脫他的「法西斯時期」。徐復觀文章重點還有一個，就是殷海光沒有一句談到「自由民主」；所以我在《面對獨裁》中表列殷海光的思想是「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主義到自由主義」。       〔證二〕與殷海光四度為同事── 《中央日報》、《民族報》、台大與《自由中國》編輯委員── 的許冠三，在殷海光逝世之後的一九六六年，寫了〈我的朋友殷海光〉，說他們在一九四九年結識，相談十分契合。殷海光到《民族報》擔任總主筆，是許冠三推薦的。共事前後半年，殷海光「首次結怨」國民黨的某一派人物，他們聯手對抗，一起敗下陣來，共同撤退；就是說他們有過刻骨銘心的革命感情。八月間兩人先後都進入台大，殷海光到法律系教邏輯，許冠三在校長辦公室，跟校長傅孟真研究中國近代史，他們同時成為《自由中國》編委，又合組了一個火力四射的座談會，結合了二十人左右，是個知識交流及交鋒的場域。現在摘錄與本文有關的一段敘述：        他〔殷海光〕甚至一度迷戀「法西斯」運動，願為「領袖」效忠效死。據       一個聯大朋友告訴我，他曾藏有並熟讀希特勒《我的奮鬥》，中文、英 文、德文三個版本都有。（刊香港《明報》） 這裡提的「領袖」，就是蔣介石。殷海光「篤信法西斯」與「崇拜蔣介石」是一體的兩面，這也不是殷海光一人特殊的「情結」。         至於西南聯大的朋友見告的情資，亦非孤證。在香港寫殷海光傳記的王中江表示：「有一種說法，殷海光在聯大時期，是一位具有法西斯味的典型『右翼』分子。」王中江是一九九五年開始投入殷傳書寫，已經知道「有一種說法」，可見「具有法西斯味的典型」之說，為時甚早。為此，王中江特別走訪殷海光聯大時期同學周禮全。周禮全告訴他，「這種看法不準確，殷海光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 殷海光評傳》）這個答語的重點是「不準確」，而不是否定，也不是說「錯誤」，只是不足以完整呈現殷海光的全貌，也可以解釋成是他具有「法西斯味」的自由主義者；然而，殷海光成為自由主義鬥士，要在《自由中國》時代。（見金恒煒，《面對獨裁》〔卷首〕第四章）把「法西斯味」與「自由主義」都放在殷海光身上，周禮全這個詮釋是以「後見之明」來談殷海光。分析當年知識分子如儲安平、蔣廷黻、錢端升及聯大的多位知識菁英都看得到此一現象。 〔證三〕《自由中國》被封之後，同為編委的夏道平與殷海光失去戰場，只能相濡以沫；在之後的十年當中，他們經常在一塊談學問而情感更深厚。一九六六年《中國文化的展望》出版之前的某一個秋天，他們聯袂到烏來，從上午八時玩到下午五時才回台北。他們談了許多話，其中使夏道平「永不能忘」的是殷海光對他的一段自我剖析。夏道平首先直率提出個人對殷海光的看法：       殷先生心智的努力，確確實實是勤勤懇懇要做到他自己常說理知的自由主義者。可是他有不自覺的內在傾向，卻是更接近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唯理主義。 於是引發了殷海光「可說是『肝膽照人』的談話」，他從家庭環境一路談到在北平受金岳霖、熊十力兩位完全相反而又同極真誠的人格之影響，然後談到西南聯大右派學運的內幕、參加青年軍的熱誠，最後說到在重慶、南京接觸到國民黨某些權勢人物，從而認知到中國的國運。他說殷海光一面講述這些事實，一面用他本行工具──  邏輯── 分析他自己的氣質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結論是他的氣質與思想不契合。殷海光這段剖心的談話，證實也修正了夏道平對他的看法；證實了他是自覺的有接近唯理主義的內在傾向。下面是夏道平對殷海光敬佩的感語：       敬佩他的不只是他有這樣的自知之名，更因為他鍥而不捨地要把自己一個不同傾向氣質陶鑄成理想中的自由主義者。（見夏道平，〈紀念殷海光先生〉，作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因彼時政治空氣嚴峻，回憶文一直無法發表。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才送香港《明報》刊出，後收入《夏道平文集》） 那麼，與「自由主義」不同傾向的思想或氣質是什麼呢？一個是共產主義，殷海光一貫反共，反共是他生平重要的理念；另一個是法西斯主義。那麼他要排拒的是哪個？答案不難推知。但還有一個更強的證據，出於殷海光自己。一九五三年殷海光「翻譯」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偉大的烏托邦〉一章，（譯註）中有一段話，可以互證：       共產黨徒變成法西斯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變成共產黨徒，只需換換制服變變證章，把手槍改個方向，就行。無論是共產黨徒或法西斯黨徒，要變成民主思想者，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根本去掉那套可怕的一黨絕對主義，脫骨換筋，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從〔重〕新作人；拿這個新人作底子，再談新政治。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原載《自由中國》第九卷第六期） 這段夫子自道完全可以補足、補強他對夏道平的自我剖析：要從法西斯者變成自由主義者，不是把手鎗改個方向，必須先在思想上死一次，澈底改變人生觀和世界觀，重新作人。 最後還有一條線索，可以豐富這個探討。殷海光晚年（一九六五—六九）與韋政通有過學術交往。在韋政通和殷海光互動的過程中，有一段紀錄涉及到殷海光思想發展之處。       有一回他〔殷海光〕剛讀完一本討論民主與極權的書，他左手拿著這本書，右手指著書名：「馬克斯一條流，民主一條流，法西斯一條流，不了解這三條大流，就無法重新肯定民主自由。……」（韋政通，〈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收入《中國自由主義的領港人》） 這不正是在這三條流的衝擊下鑄造殷海光一生的寫照嗎。        〔證四〕殷海光致費正清信中有一段值得引用的說明：           在我非常複雜和令人好奇的職業生涯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對多種社           會政治運動留下了深刻印象──(1)自由主義、左翼主義、右翼主義(2)             我受到舊傳統思潮衝擊；(3)我一直密切接觸政治，尤其是意識形態的方           向；(4)就像許多中或青年那樣，我佷年輕的時候，除了民主之外，我對           所有主導信條都很狂熱，而後我對所有那些教條都產生了免疫力。 所           以我這人就是令人好奇的東西，是新舊、左右、進步與反動交匯 的記錄者。……（收入《殷海光全集》〔20〕 ） 　　「交匯」二字用得有趣，集於一身的意思。殷海光年輕時，自言除民 主之外，對所有主導教條都很狂熱，當然包括「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在聯大校園非常風行，改宗的人不少，有從自由主義劇轉成支持「法西斯」者，其中變化多端。從西南聯大知識群體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在複雜的時代中呈現的曲折心態與變化，殷海光只是一個側面。我有專文書寫中國三〇、四〇年代的知識分子，更能烘托殷海光的思想與時代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