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想父親金溟若和他的時代

懷想父親和他的時代

──《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前言     金恆煒

按：一九九二年父親的舊譯本《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第三次出版問世，本為      此而寫的序。寫我父親就是寫我所自出，同時可以知道我的家教與庭訓。只是文章寫於十二、三年前，許多涉及警總的事，只大略帶過，這回就記憶所及，略加增補，當然還有未爆彈。此外，又添補了陶唐剽竊案一事，從而窺見父親的嫉惡如仇的個性。文末特別再補上褒貶龍應台在類自傳的《大江大海》中所透顯的「失敗的第二代」的心態。一九八○年我出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改過去副刊的做法，針對現實發言；我有專文書寫副刊時代，或許以後可以舊文新刊。龍應台一炮而紅的「野火集」，我就是摧生者。我之得罪當道，尤其軍方，與此多少有關，將來還可報導。重點是民主、法治、人權與自由是我們終生追求的價值，要獨要統     的決定標準在此。

窮愁只著書

人生的際遇很難說，書的際遇何嘗不是如此呢？父親一生譯書、著書無數，棄世之後，《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竟而一再重新出版，不能說不是異數。先有「四季」版（一九七七年出版），後有「遠流」版（一九九九年），前後二十二年，離初版發行的一九六三年，更有三十二年之久，足見這本書的滄桑曲折，也可見受人歡迎一斑。

是書之譯，原就出於「偶然」。父親愛逛書肆，在一家小書店偶見小山勝清的《是後的宮本武藏》，讀後興味十足，「偶然動起迻譯」的念頭。譯文送到《香港時報》連載，從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始，刊完原著第一冊，儘管讀者反應極好，《時報》卻不願連載下去。第二冊開始轉到台灣的《中華日報》，連載半年，刊完第二冊及第三冊，也在「叫好又叫座」聲中「腰斬」。副刊編輯告知，是有人抗議：「金某人也不是黨員，為什麼要連載他的東西？」於是小山勝清的譯作，終於遭到兩次「封殺」。這在當年的台灣、當時的環境，並不稀奇。

父親是個性獨特的知識分子，向不依傍政治、政黨，也不喜拉幫結派。中共政權成立後，史學家周予同要父親到北京「報到」，指名家鄉中兩人，一個以俄文見長，另一個就是日文精湛的父親。藉著赴京之名，一九四八年剛從台灣返鄉的父親，只好變賣家產，買棹二度南渡，開始了他人生中最顛沛流離的生涯。這回離鄉背井，以「後見之明」來看，是最壞情況下的較好選擇，大約是無可奈何的事。在台灣因為「獨持己見」而不容於當道，他做過《中華日報》的主筆，也在中廣公司供職過，最後卻卡在「堅不入黨」上而去職；一向優遊度日的父親，晚年窮困潦倒，賣文為生，用母親的話來說就是淪為「文丐」。不過，以父親嫉惡如仇的個性，淹留中土，不死於「反右」，必死於「文革」，至少到台灣還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套用一位ｃｙｎｉｃｌｅ朋友的說法，恐怕「亂全性命於狗世」更貼切〉。做一個堅持的知識分子，左右不逢源，兩岸皆不是，大約也是「宿命」。

窮愁只著書，這不是排憂解悶，而是爲稻梁謀。《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港台兩地連載期間，讀者信函不斷，受歡迎的程度鼓勵父親朝出書的念頭轉，一旦能成為暢銷書，於家計不無小補。不過事與願違，偉大的賺錢計劃並沒有成功，只出了已刊佈的頭兩冊，接下來的三卷當然沒有翻譯出來的機會；半套的《宮本武藏》卻常常成為讀者詢問的話頭。父親雖然有意發憤完篇，卻因為忙於眼前的工作，一直沒有動工；懷著期待與不滿的，不只一般讀者，連家人都嘖有怨言。

舞田敦與安藤英夫

這本譯作不是高深的著作，也不是著名的古典，只是雅俗共賞的大眾讀物。由於故事上承吉川英治的版本，舖展在巖流島與佐佐木小次郎存亡一戰之後的武藏行誼，塑造「技亦近於道矣」的劍道鍛鍊，並且擺放在日本戰國末期的政治糾葛與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之大環境中，是武俠也是歷史小說。一路看來，讀者隨情節之高潮迭起而牽引情緒，即使做為譯者的父親，也從翻譯過程中獲得許多樂趣。

儘管不是古典作品，父親一貫盡全力將事，譯筆堪稱典雅。常有人問起，爲什麼父親日文這麼好？不只日文，父親的漢文也深造有得。翻譯原是兩種語文、兩種文化、兩個區域的越界，在父親筆硯生涯中，兩種語言之進出果然是大宗。其實，日文才是父親的母語，漢文則是青年才開始接觸的第二語文。他之所以能出「日」入「中」，與他的平生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

父親是小留學生。根據父親自己留下的文字以及父母的口述，地主階級出身的父親是家中長子，小時「出格」的調皮。祖父負笈東瀛，祖母完全管不住，年底向南貨店收租，店老闆說，租金全給大少爺賒完了。祖父暑假從東京回來，父親就給拘到東京去就地管教，從此一頭就栽進日文的世界。

我們從來沒有追索父親留日的生活，現在也只能依父親留下來的片言隻字，勾勒出大概來。他日文的啟蒙老師是漢學家舞田敦先生，或許舞田先生能夠說漢話、通漢文，否則一句日文不通的中國小孩，如何能彼此交談呢！父親一直與舞田先生保持親近的關係，家裡還留有一張他們一家的照片。

後來正式入黑田小學，升學進入成田中學，父親自言他一生文學的興趣就奠基於此。受級任導師安藤英夫的影響，他唸了石川啄木、夏目漱石等明治時代的作品，也讀了有島武郎、廚川白村等當代作家的作品，同時研讀西方小說《戰爭與和平》、《卡拉瑪佐夫兄弟們》及莫泊桑、契珂夫。父親來台後的日本文學的翻譯，想來正是「反芻」他少年的讀書罷。

朱自清與魯迅

一九二三年夏，父親返國省親，日本發生震驚全球的關東大地震，所住的江戶川一帯盡成瓦礫。祖母護子心切，不准父親重回那個隨時有活埋之虞的海島去讀書，祖父也認為他應該留在國內，打下國文根基。於是插班進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四年級，原準備好好讀一年國文，待中學畢業，再做他圖，成效卻十分不彰。父親在一篇散文中說：

…在日本的中學雖也有漢文一科，記得讀的課文是《戰國策》之類的節選。而且讀起來顛三倒四，仍是日文，現在要我從上而下順著文字讀，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棒讀」，已是攪昏了頭。再加上現在的課文盡是漢魏六朝的文選…簡直使我愈讀愈糊塗了。

好在祖父下學年接長省立十中，聘請了好幾位外地老師，朱自清先生就是其中一位。祖父知道朱先生是新文學家，商得朱先生的同意，請他特地指點國文。父親這才終於叩了中文之門。追隨朱先生半年，父親慢慢的知道如何運用中國文字，寫出第一篇中文的散文，題為〈孤人雜記〉，朱先生十分欣賞，推介給《時事新報》副刊發表，並且為他取了「溟若」兩字做筆名，蓋以「溟〔冥〕若鴻飛」對應父親原名的「志超」，典當出於《列子》。這是父親進入文壇的開始，從此與文字結了不解之緣。

然而，我認為父親心中也有他的掙扎，不然為什麼會進南通醫學院攻讀醫科，而且只剩實習就可以懸壺卻毅然換軌？捨醫就文，除了興趣之外，父親自己說他受不了醫院中每天進進出出的病人的痛苦。何況，人生朝露耳，何苦如此？父親後來就進入上海大學，那是一所左傾的學校，校長是于右任。

在上海讀大學時，父親遇到了當時文壇祭酒魯迅。他一邊讀大學，一邊與北新書局定約，準備譯《有島武郎全集》，後來只譯成一本米勒、羅丹與惠特曼的評傳《叛逆者》，刊在郁達夫和魯迅合編的《奔流》上。魯迅在《奔流》編後記說：

有島武郎是學農的，但一面研究文藝，後來就專心從事文藝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陸續輯印，《叛逆者》是第四輯，內收三個文藝家的研究，譯印在這裡的是第一篇。

以為中世紀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滯，以為羅丹的出現，是再興戈諦克的精神；卻可以見作者的史識。當這第四輯推出時，自己也曾翻譯過，後來漸覺得作者的文體，移譯頗難，又念中國留心藝術史的人還很少，印出來也無用，於是沒有完工，放下了。這回金君〔按：指父親〕勇決地完成了這工作，卻是很不易得的事，就決計先在《奔流》上發表，順次完成一本書。但因為對於許多難譯的文句，先前也曾用過心，所以遇有自覺較妥的，便參酌了幾處，出版急迫，不及商量，這是希望譯者加以原宥的。（轉引自《魯迅全集》第七冊，人民出版社，頁一六七）

文字就引到此。依魯迅日記所載，父親與魯迅交往最頻繁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O年。

回首二十年，真如隔世

父親雖與魯迅親近，卻沒有捲入創造社與新月社的鬥爭，父親儘管同情左派，卻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在台灣即使生活困頓，他也沒有在「入黨」的壓迫下低頭。有一次被警總約談，他說，「我眞要入黨，早進了共產黨，絕不可能加入國民黨。」他是警總的常客，警總寄到家中的信函，父親常在信封上，大書一個「鬼」字存檔。他的思想有沒有受到魯迅影響，我不知道，不過他在《宮本武藏》〈譯後記〉中寫道：

宮本武藏以劍為至高藝術境界，爲能維護這一境界，他不惜揮劍斬斷一切羈絆；甚至父子之情、男女之愛，只要攔在他的眼前阻其前進的，盡是他的敵人。若謂此乃佛家慧劍，則又不像，他是敢於以佛為敵的。這股勁兒，我雖不能，也不願，卻甚傾倒。

這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很能看出他內心的激情。

晚年的父親，在閱讀與寫作中，是不是像晚明張岱一般，「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回首二十年，眞如隔世。」我們當年少不更事，沒有深究。不過父母閒聊中，許許多多的瑣事，點點滴滴還是可以拼湊成篇。

父親出生富裕之家，到底多有錢，我們不知道。不過祖父婚後才負笈東瀛。不但父親為小留學生，兩位叔叔都習醫，大叔畢業於福建閩侯醫學院，小叔攻讀日本鹿兒島國立第七高等學校醫科；這不是當年一般家庭可以負擔。祖父在家鄉可以列居仕紳，一九二四年接長浙江省第十中學時，值軍閥混戰，學校經費無著，祖父變賣家產紓難，爲鄉人所頌。後來出任溫州中學校長，作育英才無數，常出私囊周濟家道不足的學生，如前立法院長倪文亞、前中央通訊社社長馬星野等人，都受過祖父的恩澤。汪政府成員胡蘭成在《今生今世》的〈燕蕩兵器〉中記述抗戰勝利後的逃亡敗北，一度投奔永嘉溫州中學，他見到祖父金嶸軒校長，「我把他當長輩，他以六十之年，卻仍保持五四運動以來教育的清新。」（遠流出版，頁三五）

祖父當年一定不知胡蘭成底細。抗戰軍興，祖父巴巴的把父親從上海召回家鄉，原因呢，據說是怕父親被日本軍利用。回到家鄉的父親，為了解決教科書嚴重不足，決定成立山海出版社，網羅全國優秀人才，編寫各種教科書。作家琦君女士曾有文章說，初識父親之名，就是那時候的教科書。另一方面，父親也開了一家鹽舖曰復華莊，從事鹽運。教科書這種文化事業，永遠是虧本生意，雖然博得稱讚，最後依然逃不過關門大吉的宿命。倒是販鹽，卻是大發利市，出版社虧損的錢都填補回來。出版才是父親的興趣，販鹽賺錢才可以挹注出版的虧損。

安迪‧沃荷（Andy Whahol）說：「每人都有他的十五分鐘。」這是父親發財的十五分鐘，可能也是他一輩子唯一的財運。金錢，其實根本不是父親的問題，他從來沒有為錢煩惱過。家裡分過家產，父親揮金如土，兩位叔叔則謹守家業；政權易幟後，全部家當化為烏有。父親常常以此自我解嘲：那時如果求田問舍，不是白白便宜了共產黨？

川端康成與小山勝清

父親不把錢放在心中，他自言是「環境使然」，他說自己「見過和經手的錢太多了」，使他無法珍視錢，「直到靠筆頭養活自己和一家，很想轉變一下對錢的觀念，卻始終無法做到。」從富到貧，與其說是很難適應，毋寧說是一種難以置信的震驚。父親和母親避秦到台灣之後，兩個人悚然驚覺，「原來錢是會花完的」！多子之累如父親，只能筆耕餬口，而翻譯成為最主要的謀生。

好在，翻譯、寫作都是父親的所好，十天搶譯川端康成的《雪鄉》，細水長流的給報刊連載《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或雅或俗，父親總能恰如其分的譯出作家的獨特的風格與神髓，而且自己也樂在其中。有趣的是，《雪鄉》──依照父親的說法，《雪國》才是正確的譯法－－與《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在父親身後，卻各自有不同的遭遇。

這裡再補一段軼事。川端得獎後，也曾受官方之邀訪台。在歡迎會中，川端向主辦單位特別問起父親，但父親完全被排拒於歡迎之行列外；讓人想到海耶克訪台，深研並推崇海氏最力的殷海光却見不到海耶克。重點是，川端知道也見過父親的譯本。我買過川端去世後追悼、紀念他的書《川端康成展》〈日本現代文學舘〉，有很多圖片；在羅列川端作品的國際譯本中，就有父親所譯《美麗與悲哀》的書影。

一九九二年有家叫「遠志」的出版社重新印行了《雪鄉》，譯者是黃佩芬。這個新譯本距川端得諾貝爾獎與父親中譯《雪鄉》的一九六八年，整整晚了二十四年。然而，這一本黃譯的《雪鄉》，除了少數「的了嗎了」外，幾乎一字不易的完全襲用父親的手譯。川端擅用雙關語，常不明言卻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這種描寫的方式，父親遇到了只能「勉強」的用特殊的手法示意，黃本《雪鄉》因而全不能抵賴。這樣明火執杖的豪奪，一向嫉恨文鈔公的父親，如還活著，他們絕對有得受。

一九六七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揭發政大教授陶唐的《宋詞評註》完全抄襲中國中華書局胡雲翼選註的《宋詞選》，父親繼而為文，寫了〈從陶唐剽竊看一切〉，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父親不是針對剽竊者陶唐發言，而是指控蘊育陶唐如此膽大妄為的土壤，才是罪魁禍首，劍鋒所及的是政大當局、教育部、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或許殺傷力太大，陶唐竟然告我父親毁謗；這個官司難打，「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何況戒嚴時期？再說，首先揭露剽竊事的是夏志清，要告也應告夏才對；陶唐不告夏而告父親，寧有是理？像不像四十一年後周美青告我！明明首先揭露周美青偷書的是《馬經》作者許建榮，周美青不告許却告我。比我幸運的是，父親以勝訴結束此案。原因當然是陶唐剽竊鐵案如山，而且清議一致譴責陶唐，再說此一事件既是當時文化界矚目的焦點，而且夏志清在美國學界地位很高，顧及國際觀瞻，法院也不敢枉法。最後陶唐被趕出政大，替他出書的商務也銷版、下架。父親過世詩人周棄子挽詩云「講席宜推剽賊尊」，即指此而言。

比較起來，小山勝清的《宮本武藏》譯本就幸運多了，一九七七年四季出版社願意重出，承摯友李永熾教授的慷慨義助，願意續譯未竟之章，全書終於得窺全豹。現在，遠流出版公司又取得日文版權，可以依原版卷次，分六冊出書。

因為版權關係，父親翻譯的小說幾乎全部絕版，一九七○年辭世的父親，隨著歲月，也像普魯斯特小說《往日追憶》所描寫的一樣，一點一滴的從人們的記憶中褪色。藉著《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再出的機會，我重新回顧父親的一生、他的時代以及他們那一代人；　尤其與龍應台引以為傲的所謂「國民黨失敗的第二代」相比，我們明顯不同。記得父親說過，有一次在警總，調侃他們說：「你們是被共產黨打敗逃到台灣的，我是共產黨要我我不要他們，才逃到台灣的...。」所謂的「第二代」，原來也有鄙薄兩個黨國而堅持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者；我是避秦的第二代，因而與「外省的統治集團」分道揚鑣。「堅持民主的開台第二代」與「國民黨失敗的第二代」在本質上的殊異，遂而有完全相反的抉擇；分野在價值觀與文明的取捨上，不在血統與其他。（http://wenichin.blogspot.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