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就是「降」：一個歷史的考察

「和」就是「降」：一個歷史的考察           金恒煒

──從《自由中國》「今日的問題」看台灣「今日的問題」

按：本文原刊於《當代》第二四二期，二○一○年八月號；部分內容也曾發表於香港《開放》雜誌。金溥聰派住美國任代表，心腹王郁琦掌陸委會，美中台的所謂大三角，馬英九已在台整合完成，只看美國買不買。謝長廷訪中，只要民進黨也入彀，小三角即告完成。民進黨沒有執政，很難與美國說上話，尤其美國與中國合作的趨勢，難以逆轉；但美也不可能棄台，大三角不足為患。只要民進黨不被中國統戰走，小三角絕對不能成局，台灣一線生機猶存。但謝長廷投共，小三角就有成功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非要重炮批謝不可。更重要的是，堅持台灣的本土派必須擬定危急存亡的「今日問題」之議程，不能寄望既無遠見，又沒有危機意識，只追求一己一派權位的民進黨人。天佑台灣。

「大三角」、「小三角」拆下來不成片段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先是向壁虛構所謂「九二共識」，為中國的「一中原則」張目。因「美牛案」被迫下台之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聯合報》上以〈台灣的大三角與小三角〉為題，繼續弄虛做假，為馬英九畫出「親中」的「大戰略」之圖。蘇起一廂情願的批判民進黨不遵守「小三角」是利用「內部矛盾外在化」的手段，但蘇起的「大小三角」論述不折不扣是「外部矛盾內在化」，來幫中國吃掉台灣。

　　所謂「大三角」，蘇起指的是「美國、中國與台灣」，「小三角」是「中國國民黨、民進黨與中國共產黨」；「大三角」荒謬無稽，「小三角」更是不知從何說起。先說「大三角」，明顯的是，台灣從來沒有能夠與美國、中國鼎足而三，地緣政治學家George Friedman在《未來一百年大預測》書中，台灣完全沒有角色，倒是在〈中文版序〉中強調：「台灣必需尋找海上強權國家，並且和這個強權國家維持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目前台灣結盟是美國，雙方的關係也是台灣的國家安全基石」。問題在「美國是否願意繼續挺台灣；美國是否挺台灣的關鍵，並不在中國（中國只是表面看起來可怕而已）。亞洲有另一個海上強權國家，那就是日本。」所以，蘇起的「大三角」是為了「傾中」而畫策。

　　至於「小三角」之說更是叫人吐血。台灣有兩大黨，重要的是，台灣是民主國家，政黨透過選舉取得執政權！ 。中國呢？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於中國，如何可以與台灣另二黨形成「三角」關係？中共能夠到台灣選舉嗎？中國國民黨願意伏低做小，成為中國「兒皇帝」或傀儡，民進黨願意與狼共舞？不必說民進黨不可能，台灣人民絕不答應成為「一中原則」下的犧牲品，那麼民進黨如何能夠進入國共組成的「三角」之中呢？蘇起此說，就是把台灣納入中國成為一盤棋。

　　故而「大三角」與「小三角」的核心不過是八個字「兩岸和解」及「活路外交」，其實只是四個字「兩岸和解」，甚至只有一字「和」。「和」是什麼意思？「和」就是「降」。「和」的經典之作就是中國歷史上 南宋與金之「和」；至於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逃台灣，中國國民黨之與中國共產黨，一如南宋與金；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台灣存在的基礎與策略，也就是「國是」：如何面對中共？是「戰」是「守」是「和」？從古史可以看今史。

余英時論南宋「和戰守」三策

北宋靖康二年（西元一一二六年），金人盡擄徽欽二帝、后妃、諸王北去，倖存的康王構當時領兵在外，於是在南京即帝位，是為南宋。終南宋一朝最重要的「國是」，就是面對虎視耽耽的金人定出國家大政。第一位提出「國是」問題的是李綱，他向高宗進箚的第一論就是「論國是」：「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上冊，頁三六五）故而余先生認為「李綱提出的和、戰、守三策」，是「貫穿南宋的『國是』問題」」。（同上，頁三六八）最後高宗放棄「戰」、「守」而取「屈己求和」的政策，與擔任宰相的秦檜脫離不了關係；秦檜千古罵名從此而來。

　　秦檜是不是金人故意縱放的「擄臣」？依錢穆《國史大綱》，答案是肯定的：第一，秦檜之所以下獄，自稱是反對金人立張邦昌為帝。事實不然，發言「反對」的是馬伸不是秦檜，秦檜藉此取得晉身之功；第二，與秦檜同時被拘的多人，只有秦檜逃離。為何？第三，秦檜自稱殺掉監禁他的人，奪舟南逃。問題是，哪有那麼容易？更可疑的是，竟然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同逃。錢穆因此懷疑金人「夙知其能，故特放歸」。（下冊，台灣商務版，頁四三五）高宗起用秦檜是不得已下的作為，高宗的兒子孝宗退位後還透露：「高宗聖訓本以折檜之姦謀」，（余著下冊，頁二○○）可見高宗雖不得已重用秦檜卻知其姦謀，嚴加防備。

　　金人正式向高宗提出的和議條件是「屈膝稱臣」，甚而以擁立欽宗復位當要脅，秦檜與高宗共訂「求和」的「國是」；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在秦檜主政下，力主「反攻大陸」的岳飛十二道金牌召回，父子皆下獄、賜死，不附和「和議」的士大夫被檜逐退。

《自由中國》從「反攻無望論」到成立反對黨

　　從中國「古史」回到台灣「今史」。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逃台灣，把台灣納為「遷佔國家」〈Settler State〉，隔著台灣海峽與中國大陸對峙。中共揚言「解放台灣」，蔣政權矢志「反攻大陸」；誠如殷海光所說：「反攻大陸問題…是自由中國（按，指台灣）一切問題的基本關鍵」。（《自由中國》社論，一九五七年八月）殷海光敏銳的洞見，穿透了台灣現實存在的核心議題，一直到今天還擺脫不了。

　　簡單的說，潰亡台灣的蔣介石是強硬的主戰派，一直到老死沒有改變「反攻」的夙志。繼位的蔣經國遵從蔣介石定下來的「反攻大陸」國策，臨死前仍然提出「三不」政策，就是不與中共「接觸」、「談判」、「妥協」，但晚年解除「戒嚴令」並自稱「我也是台灣人」的同時，就是放棄「反攻」，改「攻」為「守」的表態。蔣經國之後的李登輝與陳水扁兩位民選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宣佈「兩國論」；一個號召「一邊一國」，都強調美國應遵守〈台灣關係法〉來防禦台灣，亦即棄「戰」但堅「守」。馬英九一上台開始大逆轉，不只否決「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也反轉了兩蔣「反共」的基調。從兩蔣的「戰」到李、陳的「守」到馬承認「一中原則」的所謂「和」，要簽「和平條約」，也就是放棄「戰」、「守」走向「和」。「和」是什麼？正是「屈膝稱臣」；難怪馬英九見到小小陳雲林都不敢以總統自居，不敢在總統府接見，陳雲林與馬會面，不稱「總統」，連「先生」也不提，只稱「你」！

　　蔣介石在五○年代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四年掃蕩，五年成功」；依Denny Roy的評述，蔣不斷向美方遊說，要求支持中華民國軍隊重新拿回中國，一九五六年五月，蔣寫信給美總統艾森豪表示，一旦中華民國軍隊登陸沿海之後，中國人民將「揭竿而起」，一九六七年元月台北駐美大使周書楷公開表示這一年是中華民國收復大陸的一年。（見Denny Roy ,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pp.115-116）

　　然而，也就在蔣介石積極佈署反攻的五○、六○年代，《自由中國》在五七年八月開始發表「今日的問題」一系列社論。八月一日出版的雜誌，拉開「今日的問題」序幕，兩篇社論。第一篇「代緒論」〈是什麼，就說什麼〉，出於殷海光之手，第二篇重頭戲也是殷海光執筆，題目是〈反攻大陸問題〉，旨在戮破「反攻大陸」的神話。殷海光闢頭就說：「這個問題〔按：指反攻大陸〕不談清楚，任何問題都得不到根本解決」，尤其殷海光把蔣政權一廂情願的「假想」——等待未來可能的世界戰爭爆發就動手——用「實事求是」的筆法擊個粉碎；引發了國府圍剿，定調為「反攻無望論」，加以口誅筆伐，（見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頁四）說他們「為朱毛共匪張目」，說他們主張「兩個中國」。「今日的問題」共十五篇，最後一篇的壓軸之作就是雷震親筆的〈反對黨問題〉；後來這些文章彙為小冊子出版，外加兩個附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編彙成書。「今日的問題」以「反攻無望」始，而以「成立反對黨」終。雷震最後由於「組黨」被捕，推其源頭何嘗不是因為打破蔣介石政權賴以維持的「反攻」國策迷思。

　　《自由中國》創刊的發行人胡適見了那本小冊子，公開演講，題目是〈從爭取言論自由到反對黨〉，開口就再度重申辭去「發行人」的前事；正題則是著力強調：「『反攻大陸』是一個招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希望和象徵，…這樣一個無數人希望的象徵的一塊招牌，我們是不可以去碰的。」胡適是「膽小君子」（為胡做口述歷史的唐德剛語），他不敢碰「反攻大陸」問題，也不敢承擔「反對黨」發起人之責，背後有沒有受到蔣介石的壓力與影響？待考。國民黨當時的秘書長張厲生在宣傳會報中，當著蔣總裁的面煽火，說〈反攻大陸的問題〉的社論影響民心士氣，《自由中國》應該停刊。（張忠棟《自由主義人物》，頁一七七）

美國五八年定下「一中一台」基調

　　值得注意的是，五八年秋天，第二次金馬砲戰聲中，美國務卿杜勒斯到台北，最後發表聯合公報，表示美方願意協防金、馬，作為防禦台、澎之部分工作，台灣則承諾不以武力反攻大陸。這項新發展完全符合一年以前《自由中國》提出的反攻大陸問題的預測。雷震和朋友談起，都相信軍事反攻既不可能，台灣今後唯有開放黨禁和言論，以政治革新達到政治反攻的路。（見張著上書，頁一八○）再根據Denny Roy的說法：「『兩個中國』的結論，台灣遂而永遠從北京政府的控制分離開來，看來相當符合美國的利益。」（p.116）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表面承認「一中」，其實是支持「一中一台」，基調早在五八年奠定。

　　然而，「反攻大陸」是「戒嚴法」合法性的來源，在美國當職業學生的馬英九之所以強調「戒嚴法」不可廢，就是要繼續「一黨專政」，阻却台灣民主化以維持「外省權貴」的統治權力。蔣經國任內炮製「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以及「陳文成命案」，一直到八四年十月發生劉宜良（江南）命案，據稱牽涉到蔣家二代；蔣經國開始思考終結蔣家政權或許肇因於此。八五年八月接受《時代》（TIME）訪問，首度表示下一代蔣家人不會出任總統，十二月再度公開宣佈他的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總統。八六年九月黨外人士正式宣佈成立民進黨，蔣沒有任何動作，十月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宣稱即將解除戒嚴令。根據前總統李登輝的說法，蔣宣佈解除戒嚴，原因是無法壓制了，「詳細來說，可能有幾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解嚴：第一，他覺得國民黨在台灣要生存，就一定要民主化和本土化，環境在變、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他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不過這句話是他在一九八七年才開始說的。」（李登輝，《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頁二三五）重要的訊息是，解除戒嚴令就是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動員法〉，事實上就是承認中共不是「叛亂集團」，也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存在，以及－－更基要的－－中華民國的領土不及於大陸。那麼在「三不政策」下，蔣家匯入台灣的大流中的意義才能突顯。

二○○五年國民黨正式向共產黨「投降」

　　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接任總統，十二年執政，經過「二階段的修憲」，李登輝認為老的中華民國已經結束，步入「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目的在借中華民國之屍還台灣之魂；李登輝一再強調他遵從經國先生遺志，放在這個脈絡來看，自可成立。二○○○年的黨輪替，不只是中國國民黨下台，更重要的是號稱「台獨黨」的民進黨執政，台灣人陳水扁把外省人集團打敗。二○○四年陳水扁在選前的「二二八」與李登輝連袂完成二百多萬人「手牽手」的人鍊，終以過半選票獲勝。「本土政權」的建構，台灣與中國勢必愈離愈遠。

○四年敗選的連戰與宋楚瑜先後到中國去見胡錦濤，連戰講得很白，就是「聯

共制台獨」；外省人集團的中國國民黨只能藉中共之力對抗本土「台灣人集團」的政權。○五年十一月馬英九的心腹時任立委的蘇起到中國「中共黨校」演講，批判美國對台軍售，是破壞台海問題和平解決的元凶云云。也就是說，○五年中國國民黨已經與中國共產黨講和了，以取消台灣防禦能力來交心。馬英九上台之後，全力傾中自是水到渠成：六四周年馬不再說「六四不平反，統一絕不談」，甚而稱揚中國已經不同了，當然拒絕達賴喇嘛訪台、當然拒見王丹等，甚至連香港民主派議員也不見，劉曉波因「○八憲章」被捕，馬連屁也不敢放，更不必說為東突人說話了；以後阻達賴喇嘛、批熱比婭，當然是事之必然。

        馬英九急速向中國靠攏，台灣的中國政策從兩蔣的「戰」到李、陳的「守」來到了馬英九的「和」；「和」是什麼，遠的如南宋向金割地賠款稱臣，近的史實也有。日本侵略中國，汪精衛與日謀和，成立親日政權，一九四○年胡蘭成在汪的《南華日報》任主筆，一個月內寫了十三篇社論，尤以〈戰難，和亦不易〉打中汪的心坎，從此魚躍龍門，成為汪精衛夫婦最看重的文膽，儼然是汪「和平運動」理論代言人。（張桂華，《胡蘭成傳》，頁九五、一○六）；可見「和」就是「降」！再提一證，雷震一九四九年到上海與王世杰見面，有鑑於當時「談和」氣氛甚濃，他反對此時談和，他說：「能戰始能和，如不能戰而和共產黨談和，那就等於投降了。」（見雷震，《我的母親》，港版，頁五八）雷震繫獄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摘抄雷震文稿：「三十八年三月在台北發表談話，反對和談，各報均有轉載，我兩次意思是說，我們力量比共匪大的時候，可以和共匪談和，如力量小的時候，談和即等於投降。…」（見《雷震史料彙編國防部檔案選除》，頁二五三，○二年國史舘出版）所以「談和」就是「投降」！

　　共產中國崛起，馬英九卻全面的「謀和」，從古看今不是投降是什麼？何況馬英九的「和」絕不止於「屈膝稱臣」，因為「解放台灣」早在中共議程上。了解台灣與中國此一歷史進程，再看馬英九兩年來的作為，台灣「今日的問題」比《自由中國》當年「今日的問題」還嚴酷。結論不是蘇起所說的「有一天台灣以大小三角關係都能穩定，再創十年黃金期，絕對可期」。而是二○一二馬英九一旦連任成功，中國的「統一大業」絕對可期。這才是馬英九「大小三角」可怕的地方。（http://wenichin.blogspot.tw/）